【大纪元2011年11月13日讯】编者按：
【11月8日是中国大陆的记者节。
中共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从建党之始便办刊、办报，一批原来白色报人在不满蒋介石政府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红色报人。通过国统区的报纸宣传革命理论、鼓动起义，骂政府不够民主及政府腐败无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令这些人始料不及的是，共产党对舆论的极度钳制，远远在国民党之上，媒体丧失社会公器地位，沦为党的“喉舌”，媒体人丧失独立人格，成为“党狗”。严重的造假和服务政治，使新闻背离其本质，反复无常的政治运动使不少媒体人，或成“替罪羊”被整治，如姚文元、戚本禹，或本身就是运动对象，如范长江、储安平，从反右、文化大革命大批媒体人自杀，到“六四”人民日报成“自由化黑窝”、上到社长钱李仁被解职，记者刘宾雁被通缉，中央电视台杜宪、薛飞被“下岗”，到今天，为人民发声的记者多人被判刑、被杀害。这在世界新闻史上从未有过。
本报聚焦中国大陆新闻人，让读者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真相，看中国新闻的迷失与觉醒，偏离与归正，为中国的新闻自由而呼。】
说中国的新闻人，范长江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名字，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是大陆新闻记者的最高荣誉奖。那么，范长江作为一个报人，有着怎样的生命故事，他又给今天的媒体人什么样的启示呢？
白区才华横溢的记者
范长江的一生的新闻作品主要在前半生写就。1933年起24岁的范长江，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撰稿，初显才华。1935年7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只身前往人迹罕至的大西北，他翻雪山，越过祁连山，绕过贺兰山，西达敦煌，北至包头，跋山涉水上千里，历时10个月；其西北旅行考察线路，与红军长征过程或重叠、或交错。他的69篇旅行通讯，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既真切见闻，又深切议论，既广博知识，又人间情怀，在当时《大公报》上发表后，引起社会震动；随后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半年内重印7次。次年8月赴内蒙西部采访，所写通讯辑为《塞上行》一书出版。在抗日战争中，写过不少战地好新闻。1937年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时弄了个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被称为“绝对”；1945年范长江随陈毅来到安徽天长县时，灵感突来，对出了“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的下联；陈毅叹曰：“果然才子也！”
红区的新闻领导
范长江是用“红军”称谓的第一人，西安事变后他赴延安采访，见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毛曾给他写信，称呼：长江先生，落笔为弟：毛泽东。1939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5月在香港与邹韬奋等创办《华商报》。1942年后进入苏北解放区，先后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1947年任新华社“四大队”队长，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1949年至1952年历任新华社副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等职。自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之后，他的“事业人生”发生了很大变化，渐渐成为新闻官，作为纯粹新闻人的范长江渐行渐远。夏衍先生就曾发问：“范长江的笔头是很快的，但解放后，范长江这个名记者不写文章了，文章很少。这是为什么？”后来，范出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已与新闻分道扬镳。
五七干校的“反革命”
1966年5月7日，当年称“弟”，已经成为中国“皇帝”的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当时全国各地“五七干校”诞生的历史背景。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到芦庄，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练、批判的人员。整整走了一天五六十里路来到这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活动。
与众不同的是，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他的名字基本上被“反革命分子”帽子所代替。《新周报》记者郭丽萍，特约记者刘仁忠，于2010年到芦庄现场调查和采访，向世人揭开了范长江生命最后的岁月。
范长江之死
瓦岗乡芦庄村党支部书记倪炳银，时任瓦岗公社芦庄大队会计，据他回忆，范长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偏黑，稍瘦，很朴素。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1969年8月份，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继续搬送砖头。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就是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他人可以买肉吃，而范长江不能。当时，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如果剩下的有了就给范长江一点差的饭菜吃，没有了就只好让他饿肚子。有时范长江就是排队排在前面了，也会被监管人员拉到最后面，同时还少不了挨骂、挨巴掌和拳头。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范长江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当时没有叫我一起去找，但听去找的人回来说，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于2000年被大陆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而当年和他一起亲共的新闻工作者，杨刚、蒲熙修、邓拓、孟秋江……这是一串长名单，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都选择了自杀，这是世界新闻史一幕悲剧，也是中国新闻人悲剧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