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20日讯】【编者按：中国人曾给过共产党机会，他们提出改良的建议，衷心希望这个西来的“异客”，像历史上所有入主中原的异族一样，也写起方块字，读起老庄、四书五经，吟唱起：“兄道友，弟道恭。”然而，他们看走了眼，共产党绝不会和中国各民族成为兄弟，它要的是高高在上，绝对领导与被领导，操控和被操控，压榨和被压榨的关系。由此前两次大规模“救国呼声”被强力镇压下去，第一次为1957年知识份子给党“提意见”；第二次为1989年“六四”呼吁政治民主改革。到了21世纪，中国迎来了第三次“救国呼声”，不同的是这次呼声演化成席卷全球的退党浪潮，化为了行动，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性质变了，共产党面临的是被彻底抛弃，并对其罪行进行最终审判。】
首先被马克思主义迷惑的是知识份子，最早从共产主义梦中惊醒的还是知识份子。
共产党最终目标和现实做法的南辕北辙，让人们怀疑这是一个骗局，迷信的心理一旦打破，知识份子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开始恢复，再看共产党的一举一动，未免感到荒诞与谬误。
而共产党在劫掠完物质财富，消灭地主、资本家后，开始腾出手来收拾精神异己。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以猫捉老鼠的心态，设了一个十面埋伏，请知识份子给党提意见。一群忧国忧民的知识份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以推心置腹的诚意，提出许多建议，并对共产党动辄举起屠刀，大肆杀伐提出规劝。这是知识份子代表国人给共产党的一个机会，结果，却被毛推演成一场大规模的对知识份子的镇压，史称“反右运动”。
1、反右的规模与后果
1957年，毛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为了让大家齐说、放开说，还一再承诺“言者无罪”、“绝不秋后算账”。结果，“提意见、提建议”突然变成了“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迫害发生了。大量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或被投入大牢，或被下放农村管制。1956年大陆全国政协会议上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份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份子才10万多人。而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官方说是55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实际右派是317万又8470人。“右派”中，知识份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不少科研、文化单位甚至高达80%。还另有134万零7562人被打为“中右”。知识份子几乎被像地富反坏一样“灭绝”了。
被打成右派后面临的是什么，从一位知识份子的文章中剪取一例：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的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风大沙多，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只能养活四五百名劳改人员，但一九五七年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结果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右派们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包括已死的右派尸体，方圆几里内寸草不留，最后超过1500人成了饿殍！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当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但傅作义无法相信他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肉体迫害的同时，共产党打碎了中国人对知识份子的尊敬和信服。把历来作为文化承载者、传播者的知识份子划归到反面，“地富反坏右”的文化性质，就是颠倒了传统认知，把过去的正面形象颠覆为反面。尤其把知识份子定义为改造和批判对象，同时也等于把共产党推为真理标准和判断标准。这对于混淆、异化中国人的思想危害重大。
2、右派的出发点和言论
那么，回首历史，我们要看看这些右派是如何“猖狂”，怎样“进攻”的呢？任何中国人都无法否认，他们出于对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基点，出于良知，思考是理性的，即使批评，对共产党仍带着善意。
北京大学学生：“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原上草》)
“一个清华人”：“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这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我控诉、我抗议》）
张百生、黄振旅：“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
曲北韦：“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195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储安平:“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地位，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份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
3、不被平反的右派
今天中共对历史上，反右运动的反思是什么呢？首先，共产党从未改变过它把自己视为在上评判者的心态，所以它也不可能真正的反思和悔改，今年，吴邦国发言的“6个绝不”，表达了共产党今天仍不肯把权力交给国家和人民，绝不认可知识份子民主的要求和呼声，它还要当人民的绝对统治者、胜过嬴政的皇帝。它只承认反右“扩大化”，而坚持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革”后仍在讲：“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
迫害政治犯的机制从未在中国大陆废除，今天，仍有300多个劳教所，这个法律之外的监狱，一直用来关押政治犯。今天被关押最多的是法轮功信仰者，这些人不是因为行为触犯法律，而是精神信仰为中共不容而被监禁。另外，因言获罪在今日中国大陆屡见不鲜。
有96名“右派”，不在中共平反之列。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1名右派分子。
“反右运动”和共产党的态度，彻底拉开了真正知识份子与共产党决裂的序幕，也把中国人推上了认清与清除共产党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