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22日讯】（一） 鸟笼里的民权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上了共和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的民主都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也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
“中国缺少的东西果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
以上两段文字摘引自毛选二卷《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发声于1940年时的陕北延安。今天看到的人不免哑然失笑，看得出即使在国难当头的时期，毛泽东还要把民主的启蒙与民族存亡的抗战并列为两件“头等重要的大事！”
此时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敌人还是国民党。念念不忘的还是要夺取国家政权。抗战中坐大后的毛泽东在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问时说：“中国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要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如今在大陆执政已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共，又把民主这件头等大事办得怎么样了呢？什么是他有力的政治呢？
这些岁月里的往事，为当局所掩埋的真相都长期深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凡仰民主为真理的践行者或投以关怀的同情者，无论体制内外、先来后到都成为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右派分子或犯有泄露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罪…..都是中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尤其直接而典型的是1957年那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那是一个征服中国民主党派、消灭民主传承、打断民族脊梁的阳谋。当年正是这些革命的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天真地把四十年代从延安发出的微弱声音，频频放大到民国的主流社会，帮了共产党人的忙。
当这座民主的“桥梁”被用过之后，便统统成了要清除的垃圾。前几年由笑蜀先生把它收编成书起名《历史的先声》在台湾出版。立即遭到封杀，为什么连自己的话的要藏起来呢？
政治制度的好坏会化作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真实命运，它在规范社会的同时也是一种示范。制度的灵魂是潜移默化的，它的罪恶往往是找不到凶手的。坏的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好的文化变坏、我们正在为延续这个伪劣的制度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正直的国人们，无不对身处这个以权、钱、色为人生崇拜，黑暗、诡秘、冷酷的社会深痛恶极。贪赃枉法嫡传的官/富二代为所欲为；道德滑坡以至于连一个两岁女童被汽车压倒在地，近二十人次目睹都无动于衷，最后要由一个拾荒着呼救。那一双新生代小手，微弱的舞动如同风中的残烛！从制度到文化，从精神到食品充斥着冒牌、伪劣产品，每每含有未明的毒素。而往日的国民党党主尚能颂习圣经，党国定有从训政到宪政的路线，人民还有鲁迅乃至共党那样的自由，还有一扇通往宪政的大门迟早可以打开。
今天我们的民权坐落在已故宪政专家（宋教仁）荒凉的墓地。我们的民心被烹饪为国家神坛上的祭品。我们的民意已化为上访路上的尘土，或侠客、弱女手中的利器，或人体自焚的火焰，或化作飞向纽约联合国广场的麻雀。
1989年学生在天安门绝食下跪要求与政府对话的权利，中共公然违宪铁血屠杀而从无忏悔。实比当年长跪不起的段祺瑞军阀政府还不如。当时身为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委员长的万里，连召开会议的权力都没有。尽管也有支持学生的立场，但作为一个受组织操控的党员，他又能做什么呢？反党的罪名是他不能承受之重。这个1905年起源于俄共（布）苏维埃政权模式的“人民代表大会”，真的拥有宪法所赋予的最高权力吗？！谁相信一个自身都没有民主的政治集团能开创中国的政治现代文明！那几个常委不就是中南海里阴魂不散的朝廷吗？
2004年底中国这块千年沉默无言的石头说了话。在那信仰缺失的年代，民间最大的“真、善、忍”健身修炼群体发出的《九评共产党》，是人民站在祖国文化传统立场上，对外来的共产党及其党文化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同时展开了持久的退党运动，争取人性的回归、道德的重建。他以里程碑式的告示：凡是党要把人民作为它政治生命的泥土的时候，人民可以说：不！人民有权说：不！
上书中共中央的维权律师高智晟、正在受处无期徒刑的王秉章博士,还有构陷无辜的法轮功民众，不经任何法律程式地将3,450人（有确实姓名、照片）迫害（或成人体器官移植的供体）致死。触犯中共政治专利的1,400多名记者作家至今被监禁劳改。应视作滥权贪污法庭证人的无数访民被抓捕追杀、最近西藏有九名憎人因被迫失望而自焚…它所引发的基本人权灾难举世瞩目。然民主的底线是不以言论信仰治罪。宪政的神圣在于他高于一切，他是政党政治应有的太阳和天空。
共和国的基本精神是共治、共有、共用，是和平的权力均衡。共有就是国家不可成为任何个人集团、政党或阶级的私产！公器不得私用，军队必须属于国家所有，只能用于御外，不做任何党政的家丁。国库为税民所享：政党活动绝对自费，昔日国民党自置产业尚有清楚的界限，已谓逅病！那御用的两会（人大、政协）每年的巨额开销，谁养得起谁养。一个强大公民社会的存在，就是制约权力野性的笼子。公民投票是共治的首要。宪政架构下平等竞选的政党，是多元思想文化和各个阶层利益的代表。独裁的中共以国家/政府的名义、黑社会的手段镇压广泛而强烈的民意，本能地警惕任何群众团体、政党的形成。每每把民主的胎儿扼杀在萌芽状态，如此的党国稳定却酝酿着最大的社会危机！熔岩终将喷薄而出。
国家与社会并未真正区分，统治者拥有最高权力，可以国家利益为由限制人民权利的国家叫员警国家。一个经不起言论的政府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政府，一个绝对禁止言论的政府必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反动政府。中央集权一切全能总体统治，一切决策、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没有第二个政党团体可以分享的即为集权主义。一种以国家兴起为旗号的集权和一个以民族为优先的纳粹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在以一种并无生命的抽像（表像）在奴役人民，蔑视人权、贬低生命的价值。
这个权贵集团的倒行逆施已经遭到全民（包括少数民族）不同形式的抵抗，维护党国稳定的执政成本已高达万亿，业已超过军费的开支或全民医保福利体系的费用。足以表明该政权的寄生性、掠夺性，它与人民的关系如同冰火深刻的对立。十三亿人民被绑架着与一个并不代表自身利益的专制政体共命运。
我们推翻了君主专制，又重陷党主专制。党是国家的核心，国家的核心利益就代表着党的利益。内政的性质决定了国家主权的操守和行为。很不幸，这种价值参照体系中的对外关系，找不到真正的国家-人民利益的考虑，连起码的敌、友都分辨不清。现在的国家主权在联合国的投票中总是本能地站在独裁统治者的立场，我们的民族被专制的大国所代表着。堂堂国家领导人在世界上与金日成/金正日、萨达姆、卡扎非等独裁者一起排名。近年多名到访海外的党国领导人，因镇压法轮群体被当地法庭以种族灭绝罪起诉。他们也有面临法律的时候，他们也有收到传票的恐惧。此间如还不问性别地欣赏着我们经济的崛起，还自夸着我们文化的优秀真不知从何说起。
在辛亥百年缅怀先烈的庄严时刻，我们要找到纪念的理由，诘问纪念的目的。我们必须负起历史的责任，反思马克思学说和列宁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之殇。孙中山先生是打破旧制度的榜样，我们还需要有一大批从各方面押送一党专权的政治制度出境的英雄。变“天下为党”成“天下为公”，他们同时也将改变我们民族的性格和文化。
汲取世纪历史的教训：我们不再崇拜任何个人，我们也不要迷信任何组织。我们只相信制度的进步和完善，我们只拥护改革制度的人。任何的改革务必落实到制度的层面。
思想的自由是真理之母，人格的高尚可以使政治清明，生命也必将因民主而精彩。
（二） 理性的制度革命
历史给了大清皇朝的改革以足够的时间和无数次机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了割地香港的先例起，到二十世纪初实行新政历时长达半个多世纪！以天朝上国心态敌视现代文明、排斥外来文化。仅为坚持要对皇帝三跪九叩的威严及天朝行文的八股就已折腾得不可开交，宁可长期保守闭关政策自保。1900年落后的执政机制竟可让一个老太婆同时向11个强国宣战！无视国际公约派官兵围攻使馆、命各省督抚屠杀洋人、抚用义和团的野蛮愚昧。杀一个洋人五十大洋、一个洋妇四十、杀一个孩童三十。她在两天的御前会议中斩首了五名晓她以常识的大臣！仅山西一省中国天主教徒5,700人被杀，河北的一个县竟达千余人计。
我们像祥林嫂般诉说着民族永远的仇恨，却缺乏对专权淫威的认知和对权力私有制度应有的内省。那几千年间仅有片刻偶然的盛世，被镌刻成永远的美丽。我们的历史是专为统治者写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官本位的。
假以科技商贸的改革来增强自身的统治能力就是处世之不二法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极大地震撼了两个战败的大国。沙皇迫于压力在当年的“十月诏书”中承认了多项基本公民权力并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权，1906年举行杜马选举实行宪政。与同治中兴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明治维新被公认为现代化的楷模，立宪也成为中国人眼中救亡图存的良药，这是催生辛亥革命的国际环境。现代化的基本精神首先就是制度的理性化，只有确立民权这一种模式而与国情无关！
按现代的说法，当年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主张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法。但立宪派未能成事的原因还不仅在于大汉民族思想的反满。大凡统治者对已有的权力/私有的江山不到万不得已，总是很难自愿交出去的。再说当时朝廷手中还有‘富国强兵’所建立起来的一支新军。折腾到1911年5月宣布内阁民单，连立宪派都大失所望。以庆亲王为总理大臣的13名成员中有9名满族，其中仍有7名皇族！皇族内阁不符宪政精神，表明没有改革的诚意，势必埋下日后各省士坤转而支持起义独立的种子。总之人民对装模作样、旷日持久的宪政改良早已失去了耐心。不经过国人的醒悟，没有民众的坚定斗争而寄希望予集权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那不过是在缘木求鱼。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率人之先毕生贡献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早在1895年春天就率领了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流亡海外，在日、英、美、新加坡华侨中启蒙民主的同时还组织了1900年惠州起义，1907年镇南关起义、1910-1911年黄花岗起义等。自1908年起把争取的对象，从地方会党转向了新军。支持革命的力量有新兴的知识界（留学生为主体）、各地会党组织（其上层为地主士绅，会众包括有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游民等）和海外华侨。其间还伴随着各地城乡社会底层的抗捐、保路等群体事件。
在这场大变局中作为政党朔型的秘密会党起着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作用，直到1911年10月10日终于收获成功的武昌起义。清政府急派陆军大臣收复了汉口、汉阳，在最后坚守武昌的政权保卫战中伤亡达万余人。然而就在这49天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等13省相继起义独立，11月8日长江以南已全部为革命派据有。在这场席卷各省的辛亥革命运动中，都有孙中山1905年创建的同盟会会员的贡献，这就是民国元年国民党建党的前身。可以说中华民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涵盖了当时社会中、下层全部的民主革命先驱们，用生命从君主专权手中夺回来的！
以数人头代替砍人头选举的文明终于开始了。1911年11月21日，14省代表到达武昌，会议通过3章21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29日17省代表45人在南京进行选举，每省以一票计，孙文获得17张中的16张，当选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这才迫使清廷感到大势已去，同时也白送给了袁世凯一个两利的选择。香火不旺之时的皇室终于在2月12日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清皇朝寿终268年。袁世凯在顺利逼宫的同时也夹带（其的部下所为）进了自己的私货“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位旧臣是完全没有宪政理念的军事实力派。
尽管当时临时的议会还不得不以总统的虚位等待着清廷重臣袁世凯的反正，民主的道路上充满了旧政权残余和北洋等军阀的艰难险阻。总之面对着军队和屠杀，无权无势的人民已经做到了最好！
若与今日党族相比，那个皇室可要开明得多，虽说被动却还是在政改的道上真走过两步。还能放弃负隅顽抗，体面地首肯：“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下，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并明确告示：“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这句话今天我们无论男女老少，各位都应该记住。是此，决定了国家政权的法理基础！故只有依中华民国的民主建国为宗旨、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精神的继承才为正当。这里容不得欺世的无耻，更不存在打天下坐天下世代相传的封建阶级法权。
退位诏书中以“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容，拂兆民之好恶…”于今日之统治者，不啻闪电雷鸣。与十三亿兆民相比，一党之蝇利又算得了什么？
社会需要权力来管理，国家须要政府来行使主权。独立后的民族一刻也离不开文明政治制度的管治，国家可不是属于一个党及其政府的。权力是一块变心板更有它张力的疯狂。权力中人会做坏事，其个人任何一点缺陷，通过权力将外化造业成一片难以挽回的罪恶。权力的血缘授受造成皇族的自相残杀，权力的战争易手使无数生灵涂炭。而中共权力的私相授受导致无法根除的腐败及永远的内耗，它形成了我们今日腐败、内斗的文化举世无双，它把我们这面国旗染成了猩红血色的刺眼。专制主义是唯一的、排他的，是助长人性弱点，乐意制造奴隶和暴君、屠夫与顺民、暴动者与镇压者、剥夺与被剥夺着、阴谋家与被算计着、打官腔着与附和着。而缔造共和迫切需要成熟的公民、自由者、抗议者、质疑者、发言者、公平竞争者。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申辛亥理性革命的精神、追求宪政共和国体的理由。
一个玩弄宪法、法律与掌股的政党，一个中央集权的人治社会。三十年来，官场的腐败已发展到贪官污吏们团结起来，互相包庇共同对民、坑民、害民、忽悠民。还顽固出了一个死保同僚，等于死保自己的攻守同盟律。维权上访的受害民众就更应该自觉团结起来，“怨民大同盟”的组成就是一种启发。处在弱势的我们只有依靠组织的力量，互相支援、互相保护。
比起争论不休的日本教科书来，我们更值得重视的是自己的政治教科书！人说：国家的前途是朝后看的。这门从启蒙年龄开始人人必学必考的政治课，使我们养成面向党国不入自由的定势，日后很难再造的成型！党所精心的教育事业，造就的是专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异常。现在的海外华人与当年民主爱国的华侨已不可同日而语。可以预见的是，只有当我们攀登抵达民主的阶段，祖国文化的优秀将会枯木逢春，舒枝展叶出一个大国应有的价值观，对世界文明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国际之间，这两种不同权力所有制度及其价值观的对抗却是无法避免、无处不在的！
任何称得上革命的，都是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纪念辛亥革命—-这一我们民族最为清醒的时刻，缅怀为实现民主的崇高牺牲，继承先贤们理性的革命精神，在这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上续写民权、共治前进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