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28日讯】11月25日，中国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宣布将援助马其顿的23辆校车交付给马副总理阿里菲，如果不是10天前发生在甘肃校车惨案中的孩子仍尸骨未寒，可能政府无偿赠给马其顿校车的事情就不会成为媒体和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也就不会如此愤怒。
其实，援助马其顿的价值1000万的校车，在中共政府61年“辉煌的”对外援助史中，实在是九牛一毛和不足道的小事一桩，只不过这次事件碰巧又揭开了对外援助这个黑洞的盖子。
11月26日，中新社北京电称，今年已是新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第61个年头，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自豪之情充满在字里行间。
国际主义精神病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2010年，巴基斯坦受灾，中国无偿援助2亿美金，同时免除了50多个国家欠中国的256亿元债务。同年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2010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仅1.6亿元。
对外援助上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失业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
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 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共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1958—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总计23亿6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为18亿6千万元，援助非洲国家为5亿元。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对外赠送现款、食品等，此时正是中国三年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外交部档案解密：中国曾援助110多个国家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坦赞铁路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60年，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中国曾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
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对外援助支出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
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
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1966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
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灾难中拒绝外援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三年大饥荒时，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苏联政府闻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
赫鲁晓夫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后向毛泽东汇报，被毛泽东一口回绝。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这就是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
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接受美国粮食援助。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噩梦般的大饥饿，说不清有多少人倒毙在家中、田间和逃荒的路上。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并未袖手旁观，而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并制定了援助方案。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但是，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宜。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骨气”。
《台湾大事记》中记载，三年大饥荒时期，蒋介石号召台湾人民每人省下一元钱支援大陆，又想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大陆捐献粮食物品，然而大陆坚决不开放运送物资的港口，于是台湾当局只好把粮食物品用飞机沿福建浙江山东江苏海岸顺流投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30年后中国官方的一篇报导中这样写道：“唐山，这座上百万人的重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整个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波。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说‘不’……”
中国说“不”是通过《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向国际社会表达的：“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原因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近些年来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总之，中共政府堆积民众的血汗钱无偿援外、“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做法，其根本原因就是维持党的稳定也就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稳定，在末日心态的驱动下，继续在红潮末日前疯狂掠夺金钱和利益。
该向谁索要校车
中国给马其顿捐赠校车的消息公开后，引起众怒，有网民在网上发起“向马其顿索要校车”的行动，在我看来，实在有些可笑和荒唐。一个人的钱被骗子骗走当礼物送了人，他不去找骗子的麻烦，反而去找接受者的麻烦，这可是找错了对象。
真要索要校车，也应该向中共政府的官员索要，他们把民众的血汗钱白白送人，和骗子小偷抢劫犯无异，难道民众不应该向他们去要吗？
中共61年的的金钱外交一路走到现在，也基本走到了尽头。用金钱换来的“友邦”和友谊，越来越少，曾经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越来越少，从中东到北非，席卷世界的自由民主浪潮和国际的大势，都使全球仅存的共产政权的苟延残喘即将结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内民众的觉醒，也使中共的统治愈加困难，因为谎言越来越难维持下去了。
11月18日，央视女主播张泉灵发布了一条微博：“我台有位驻外记者徐圣益，才去巴基斯坦驻站，拉登就死了。后来，又派她去已经轮替了多批记者的利比亚，她一去，卡扎菲就死了。于是，我们都在猜，下一回会派她去哪儿？叙利亚还是伊朗？”仅仅一天多时间，该条微博已被转发3万次，评论近2万条，几乎万众一心、众口一词：祖国需要你！仅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民心所在，人心向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