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04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但真正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始于“文革”高潮的一九六八年。对这场运动的起因，有多种说法：有说是为解决城镇就业压力；有说是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更有说是毛泽东卸磨杀驴，利用完了红卫兵，把他们一脚踢到乡下思过等等。不管原因为何，知识青年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受害者。一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是一部血泪斑驳的历史。青春中最美好的十年，在屈辱和劳役中度过，很大部分女青年蒙受了终生难愈的身心残害。有人估计，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近二千万知识青年，女知青超过一半，她们中，因为活命、为返城、为上学、就工、入党团、提干，为改善生存待遇等，被省、地、县、公社、村大队、生产队各级当权者及社会恶人肉体摧残的女青年绝对要远远超过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评论员文章，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许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中学相互配合，强行吊销中学生的城市户口，迁往指定的农村居住并从此以农业劳动为生。上山下乡的青年总数约1600万，其中约229万被安置在全国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垦师。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大多是边疆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近些年，出版了多部反映知青血泪历史的著作，暴露了罪恶的制度对千万青年的摧残。这里仅以云南知青返城为例，揭示“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真相。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全国几大知青集中点之一。那里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北京、成都、重庆和昆明。云南兵团生活条件之艰苦及政治之黑暗，远超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海南岛几大生产建设兵团。“文革”中迫害知青的恶性案件，大都发生在云南。一九七三年六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辽宁、四川、吉林、安徽等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一九六九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70%。据一九七三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统计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发案情况：黑龙江兵团，一九六八年以来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365起。内蒙古兵团，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发生同类案件247起，据对云南兵团4个师、2个独立团的不完全统计，发生同类案件139起，广州兵团的发案数为193起。云南兵团一师的干部中，有103人犯有奸污、猥亵女知青的罪行。其中，连级干部71人，营级干部7人，团级干部2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四团党委6名常委中，强奸、猥亵女知青的就有4名。兵团司令员及5个师级干部竟无一清白，均有调戏或奸污女知青的行为。某师师长，不仅奸污了二名女知青，还奸污了一名女知青的母亲。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十六团团长、参谋长，奸污、猥亵女知青多达数十人。仅一九七三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事件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有的知青被活活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四百多人，施害者中不少是兵团中的现役军人。周恩来亲自过问和查处的“河口事件”，就是奸污和捆绑吊打知青的大案，最后枪毙了云南兵团河口农场的一个团长，处分了几百名干部。但是，知青们的处境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好转。据一九七八年十月统计，仅当年前九个月，云南农垦系统就发生知青非正常死亡153起，其中39人自杀。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瑞丽县的几千名成都知青汇集到一起，以躲避地震为由，冲破关隘，沿着滇西南的昆畹公路向省城昆明徒步行进，他们要到昆明请愿，要求回城。此举令昆明与北京大为震动，最后出动军队，强行遣返。而在此之前的一九六七年早就发生过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一九六四年九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省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体羸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的情况不断发生。当知青王伯明被武斗的土枪打死，知青们得知县武装部长要对知青大开杀戒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知青们暴发出愤怒的吼声：“黑五类子弟”何罪之有？知识青年何罪之有？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的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千知青开始了返城大逃亡。在经历了请愿、游行、绝食、卧轨，以及人间地狱般的逃亡之后，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形如乞丐的知青们终于相扶相携于八月份回到了长沙。然而，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十月八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之后，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知青家长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做返乡的准备。
一九七八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后发布的《知青工作四十条意见》确定：边疆农场（包括各建设兵团）的知青一律按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这实际等于知青们只能在农场在边疆呆一辈子。这一决定在知青中引起轩然大波，长期积压的矛盾一触即发。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文革”结束后二年，云南西双版纳州橄榄坝农场一名上海知青产妇因医疗事故死亡，再次引发数千知青抬尸游行，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随即演变成五万余名知青持续两月之久的大罢工。知青们组织了请愿团赴京请愿。请愿团在昆明受到拦阻后，两百名知青毅然卧轨抗争，愿以青春之躯换取当局的觉醒。这场罢工浪潮波及云南全省48个农场，近10万名知青，种种过激行为也此起彼伏。之后，滇西边境的耿马县，拥有8000多名知青的国营农场，数百名知青为争取回城权利，宣誓绝食，决意以死抗争。随即，该县境内的猛撒农场知青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知青绝食的消息传至全国各地，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广大知青家长纷纷上街游行和公开集会，呼吁当局：“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吧！”以各种方式声援边疆知青。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全国知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赵凡，因知青绝食请愿受中央派遣紧急赶赴云南，调查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当赵凡一行到达农场时，面对北京来的高官，为争取回城，大约一千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知青，黑压压一大片，跪在中国西南边陲他们流血流汗整整八年的国土上，齐声呼喊：“我们要回家！”多年后，赵凡在接受采访时，情绪依然激动：“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着，有好几百人。他们哭，我也哭。我来晚了呀。”“我去农场，知青住的房子都要倒了。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六两肉，不到三两油。”女知青买不到卫生纸，妇科病十分普遍；农场领导的恶劣作风积重难返，知青自杀率为全国最高。亲眼目睹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广大知青悲惨的生存状况，以后又星夜赶往猛定处理成都知青绝食和下跪的非常事件，知青们的血泪感动了这位老人，促成了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也影响了全国知青问题的解决。终于，一九七九年春，历时12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云南省知青们的大返城为标志，宣告结束。一九八一年十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上山下乡”结束了，但知青们返城后的灰暗人生才刚刚开始。重新熟悉城市，找工作、结婚、房子、溶入主流社会，等等，老三届的生活一如乡下一般沉重。被耽误了整整10年，一切都无法弥补，没人管，没人问，只能默默地品尝苦果……。无言的精神苦痛，将伴随他们终生。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部反映1978——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真相的50万字纪实《我们要回家》终于在香港出版，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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