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0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作为“中印对话”项目的一部分，纽约的亚洲协会11月4日邀请中国作家余华、慕容雪村、旅美作家查建英和印度作家戴伯(Siddhartha Deb)介绍各自的写作环境。
主持讨论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作家都是在寻找矛盾的焦点进行创作，请他们谈谈各自的创作环境。中国作家谈到了自己作品反应的社会现状，面临的政治压力和审查，以及如何绕道行驶。
慕容雪村2009年底混入中国一个传销团伙卧底，后来联系警方，解救了157人。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中国少了一味药》（The Missing Ingredient），讲述了在中国有至少一千万人过着这样一种生活：有钱，但不能吃饱；每天受着愚昧的教育，被洗脑；最后做一些违反常识的事情。
他同时介绍了跟编辑如何来来回回修改稿件以期能够出版的过程。他写“传销的基因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中”，编辑改成“在中国的空气和土壤之中”；他认为中国缺少的那一味药叫“常识”，并提到美国18世纪的书“常识”，对美国的繁荣很重要。编辑删除了这句话，说谈到美国的时候不可以说太好的话。
慕容雪村：“有一种罪虽然没有在我们的刑法中列明，但事实上有这个罪，叫做用词不当罪。在中国做一个作家，会时而不时的犯上这种罪。”
慕容雪村说，在中国的政治压力下，很多有理想的年轻记者，遇到不能报导的话题，就发到互联网上，哪怕随后被删除。 2004年，黑龙江一个镇上发生水灾，一百多孩子被锁在教室里活活淹死，他的朋友写了报导发到互联网上，后来还受到处分。
看到《纽约时报》对陈光诚的报导，现场有西方观众请慕容雪村讲一讲他去探望陈光诚的经历。慕容雪村表示，自己去探望陈光诚，主要是为了体验去看望一个普通朋友多么艰难。 10月16日，他们在村口被截住押上大巴，送到10公里之外。下车后，打算徒步走回陈光诚的村子，走了不到两百米，被再次截住殴打。
慕容雪村说，在中国，陈光诚正在被上亿的人知道，还有许多人筹备着去看他。
回应慕容雪村和编辑的自我审查过程，余华讲述了张艺谋1993年拍摄根据他的作品《活着》改编的电影时的故事。
余华：“我记得张艺谋每天说的话都是，这个细节要修改一下，要修改成怎么怎么怎么，这样，审查就可以通过了。那个时候我对张艺谋很佩服，我心想，他怎么对共产党这么了解。然后，按照他的意图改完了，审查还是没有通过，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再佩服张艺谋，而我佩服的是共产党，你知道吗。”
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用十个热门词汇记录中国40年的变化。
余华：“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在开放、在进步，另一方面他又不断的在倒退，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把握他们想干什么。”
书的封面上列出了这十个词汇：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革命、差距、草根、山寨、忽悠。
余华：“‘差距’和‘革命’，这两个是写这四十年的跨度的。我们如何用革命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然后又如何用革命的方式发展经济。因为我们一切都是用‘革命’，所以才产生了那么大的差距。”
余华的小说可以在大陆出版，而这部非虚构的作品却不能出版。因为第一篇“人民”写的就是“六‧四”，余华称之为“人生中经历的最大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
他举例说，六月四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是被屏蔽的，因此网民使用五月三十五日。
余华：“虚构作品在中国就好比是五月三十五号，而非虚构的作品就是六月四号。”
对于大陆作家来说，在大陆不能出版的作品可以在台湾出版。很多大陆人在香港也可以买到。
余华：“在中国，禁止一本书，禁止一部电影，在中国其实毫无意义。《活着》这部电影被禁，看过《活着》这个电影的人非常多。他们看的都是盗版光碟。你这本书被禁，网上就会有。所以中国的禁止其实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它其实也明白，但是它必须要禁止。在中国现在想真正的禁止已经很难了。”
参加讨论的还有八十年代来美留学的查建英，她用英文写了文集《弄潮儿》(Tide Players, 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China.)，希望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复杂层面。
她的哥哥查建国因为组织“中国民主党”被判刑九年，她用英文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短文《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叙述了查建国的成长过程。
余华极力向大家推荐，称为十几年来最好的作品之一，将来应收入中学教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