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09日讯】新华社是中共的耳目喉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它的不同编辑部门与相应的党政部门挂钩，重要稿件按渠道请示送审。在文革前，它的社长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它的内参编辑部专门为上层领导提供不便公开的新闻和情报，产品中还曾有专供政治局常委阅读的，避免外泄的手抄本内参。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核心机密单位，几十年来，尤其是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它的工作人员里也出现过不少的离心离德的干部。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干部大都在政治风浪中，站到了正确的和正义的一边。比如，中共北平地下党重要干部李炳泉，曾出生入死与傅作义将军秘密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49年，中共进城后，李炳泉出任新华社外事部主任。等到57年，他硬是为了言论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风光不再。
据说，在前苏联，苏共的基层工作人员和外事工作人员，曾为苏联解体起过积极作用。其原因，主要是这些人有权利和机会接触实际，本国的实际和国外的实际。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情况类似。政策与实际不符往往会引起这些人内心矛盾，错误的政策造成的悲剧更使他们良心发现。新华社里，就不乏这样的人和事。曾任参编部副主任的李慎之先是沦为右派，随后被公认为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领军人物；记录大跃进灾难的名著《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更是新华社国内部的驾辕记者。
57年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在新华社的每个部门都有。他们中间很有几位还曾担任过部门的领导。在文革中很是吃过苦头的也不只一位两位。八九六四，新华社与其它机关媒体都有队伍上街，支援学生和市民反腐败争民主的运动。当年的社长穆青，在文革中坦言“30年革命不通马列”，他认为，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副社长李普更成为体制内民主派顽强的斗士之一。副社长彭迪，也曾以亲身的经历揭露了中国人大的虚假的民主。
八九六四以后，我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任职。不只一位新华社的老同事，或写信或传话，表示支持和赞赏我的抉择。2000年后，我还多次收到一位参编部的“老编”辗转寄来的信，提醒我，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是完全错误的，是“又一次政治运动”，这位昔日的同事兴奋地告诉我，他在北京居所还经常收到法轮功的传单。他，就是当年编写手抄本内参的编辑之一。
30余年开放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在中国的新闻界，已经涌现出了以《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继伟为首的一大批励志真正的改革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以《炎黄春秋》为阵地，正在团结起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在堡垒内部从事着艰苦的攻坚工作。他们的奋斗与大陆城乡奋起维权的民众和各界人士交相呼应，勾画着一个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新中国的蓝图。
在巴黎，经常有法国朋友问我，中国到底是变化了还是没有呢？我坚持告诉他们：中共政权没有变，但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土壤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确信，在下一个历史的转折，一定还会有新华社和其它媒体的记者，高举义旗，如八九六四那样，站在正义的一边。
吴葆璋
2011/11/08 于巴黎
（责任编辑：田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