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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挂钩中国高校反映什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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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12月02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中国的大学专业设置和就业率挂钩的事情。刚才陈教授正在谈关于太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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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飞:太子党的后代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读书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他其中自己心里发虚,对自己的前程没有任何打算,没有具体的表现。因为以往的所谓中共的党酋,高级领导他都是有意把自己的子孙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红色接班人嘛!到太子党这一代都是这样,不管怎么样,安到他自己的体制内。

那么以现在太子党后面的孙子党,就像包括曾庆红的儿子曾伟,还有我们要谈的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这样的,他们现在已经不把在中共、在中国国内继续执掌的希望保持下去,把他们送到国外,让他们过上最富裕的生活、接受英文的教育,最好的教育,以便将来可以把财产继承,然后在国外有一个安身落脚的地方。这是我觉得他们内心发虚的表现。

这也是刚才那位观众,深圳贾先生提到的,在国内现在“打倒共产党、让共产党走人”的这个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是完全成型的。比如在曾庆红这个例子上我们看到他做得是非常张扬的,他儿子曾伟也就是40来岁吧,在澳洲花了3,400万美金,折合起来这么多的钱,把当地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这么一个建筑给推掉重建。

主持人:想推,计划没有批准。

陈志飞:没批准,打了官司,所以现在在澳洲备了案,任何的数据情况非常详实,可以公诸于众,照片啊,什么都是存在的。现在好像还是推掉了要重建,因为他最后说动了周围的民众,官司裁定可以把它推掉,可能有这个计划准备用500万再盖一座新的豪宅。《华尔街日报》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关心,做了很详实的调查,发现他们在国内实际上也没有正经的商业背景来支撑他们有这么大的资产。他的太太,原来是一个舞蹈演员,就职于一个有很深关系的一家公司,可能是模特儿或者是类似的艺术公司,折合于她的工资,也就是一年12万8千美金这么个数字。

主持人:那还差很远。

陈志飞:那差很远,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在薄瓜瓜的事情上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其实他年龄可能要更小一点,他是通过教育这种方式,而在海外联姻,他跟原来中共的领党人陈云的孙女陈晓丹现在在哈佛谈恋爱;另外还有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也在哈佛,他们都把子女送到西方最高的学府。习明泽原来是在浙大读书,习近平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给她弄去的。

他们在海外,尤其薄瓜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收入和家庭的背景不对称的情况也是非常的明显。因为他从小一路上来,从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都是上的最好的、豪华的、海外的教育,在英国他上的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那是丘吉尔读书的地方,后来他又上了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他自称拿了奖学金,但是后来有人去求证,可能是属于子虚乌有的编造。就算他在哈佛大学上学之前,他的所有教育费用有人算了一下,《华尔街日报》披露达到60万美金,这一笔钱做为一个表面上是人民公仆的中共党官是怎么拿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悬案。现在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就学,一年生活费加上学费又是7万美金,这个钱从哪里来的?现在中国大陆有权力在考虑自己的大学专业设置的同时,考虑一下设置这些专业的人,做这些决定的人,为什么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而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

主持人:我们先接一下三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加州的李先生,加州的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你好,大家好。我想中共害怕了,它怕什么?怕失业率过高。最近世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失业率过高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危险。美国、台湾、任何民主自由的国家,失业率高,了不起老百姓99%跟1%的一个叫闹而已;中国不一样,中国承受不起。如果说老百姓起来的话,我告诉你,中国共产党政权一脚就会被踢翻的。中共害怕了,所以它很想用教育的方式来另外一种维稳,它怕失业率增高,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钱,他的花样自然会增加,对不起,什么人都控制不了,一脚就把你共产党踢翻了,很容易。所以说它不是怕什么,就是怕失业率增高,所以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维稳。谢谢。

主持人:谢谢加州的李先生。我们再接一下佛罗里达的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陈先生:你好。我想问陈教授一个问题,我是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我专业是学金融的。我想问一下陈教授,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搞好金融?而且金融在美国的失业情形会怎么样呢?就这个问题。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佛罗里达的陈先生。我们再接一下纽约陈先生的电话,纽约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因为时间不多了,我讲最简单的话。就是文化这回事和共产党是绝对没有任何联系的。如果我们跟共产党谈文化,就好比为对牛弹琴的话呢,这种情况下面我还愿意弹几下,因为看到牛的眼睛呆呆的,牛的呼吸缓缓的,好像味道还不错;但是我告诉你:跟共产党谈文化,就是对虎弹琴,你弹不了几下它就把你吃了。如果你听共产党谈文化,那么我就告诉你,一个有文化的人就会变成没有文化了,因为有文化的人如果没有变成没有文化,他就变成了有毒的文化;如果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听了共产党的文化,就会变成有毒的野蛮人。那么如果说共产党它自己谈文化呢,那我就告诉你,这是缘木求鱼,谈到死、谈到老都谈不出任何消息、任何情况、任何效果、任何成就。我的话完了。

主持人:谢谢纽约陈先生。汪先生你能不能回应一下刚才三位的意见?

汪北稷:加州的李先生说得非常的好,现在中共就是属于病入膏肓,已经到了感冒就会要命的阶段,它怕任何情况的不稳定,尤其是失业率,尤其是有文化教育背景的大学生群体的失业率来推翻它,非常担心。佛州的陈先生的问题留给我们陈教授来回答。纽约的陈先生也说得非常好,因为共产党跟它谈是与虎谋皮,是没有用的。它要的就是党文化,它要的就是一统江山,它要的目的就是权力、利益,而不是要真正的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

主持人:所以它党校没有这个就业率的问题。

汪北稷:那是它们镀金的地方。

陈志飞:我先谈一下佛罗里达的陈先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就跟您说几点建议。金融这个行业在过去10年中在中国大陆发展还比较迅速,但是没有相应的硬件环境,也没有很好的管理,所以实际上造成现在主要还是一个被太子党、被高层玩弄的,就是从人民身上搜刮钱财的一个场所。看看中国的股票市场的走势就可以看到,它的幅度啊,涨幅、跌幅毫无来由;不像美国,它都是根据信息、根据实际情况变动的。

至于您自己说到的个人规划,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建议,要扎实的学好理论的基础,这一方面我倒想澄清一个事实,也是属于所谓“拨乱反正”吧;由于金融危机,很多人对这个金融啊,好像戴上了一个负面的帽子。其实金融还是有很多东西的,即便是衍生产品的话,它最终出现也是为了避险,为了公司想避免各方面营运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实际上它的初衷是好的。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您应该多学点。第二点,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美国的金融管制各方面也在补这个华尔街危机造成的漏洞,所以这突显出了人在精神道德层面上要达到相当的高度,以后才能真正在金融世界立足。这就是我的两点忠告。

主持人:这两点好像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没有特别相关的地方。我们再接一下纽约周先生的电话,纽约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你好,嘉宾好。我在大陆也是教书的,据我了解的情况就是在大陆的高校,它的选读、学生的教材与现实比较脱节,所以说学生读出来以后,基本上是半成品。但是大陆的学生他能够考上大学、一般特别是重点大学的话,他们本身智商是比较高的,这些人如果出来发展以后,最后还是能够成人才的。

毕业以后他当然考公务员,因为这些贪官精神,他当时录取一般是按当官的子女的分数定的,定下来以后面试,面试以后就是A线的贪官照顾B线的子女,B线的贪官照顾A线的子女,贪官互相交叉、互相交流,这样就把职务给占掉了,一般老百姓往往最后去当老师,或者去做那些比较低级的就业。所以这就业的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什么叫“就业”?他只要能找到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本来不适合他的专业,去做工也算就业;其实那个不叫“就业”,那只是做工而已。这是我的观点。

主持人:谢谢纽约的周先生。我们再接一下北卡的蔡先生的电话,蔡先生您好。

蔡先生:你好。我的话很简单,我就盼望、我就建议《新唐人》办一个电视大学,《新唐人》自己办一个电视大学,请教授来讲《孔子》、《孟子》这些儒家的思想,然后请辛灏年先生来讲孙中山《国父思想》。办一个电视大学,在海外积极的办起来,复兴我们中国文化。

主持人:好,谢谢北卡的蔡先生,我们可以转告您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再接一位纽约的赵女士的电话,纽约赵女士。

赵女士:你好,两位嘉宾你们好。我想说一点,我来美国之前在中国大陆某个高校做老师,中国现在真的没有一块净土,你看从小学到高校,这个污染确实是精神的污染,共产党的党文化污染,真的找不到一块净土。我只想说清一点,高校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之后的扩招是为了钱,各行各业、各个系都是为了扩招学生。这些招进来的学生本身的程度我都不想再说了,然后考进来的时候跟不上课,教材非常的过时,然后学生跟不上课,学生、老师也很无奈,有的时候真的是老师其实很无奈,然后到考试的时候一起作弊。

学生作弊老师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系里边就会说:你看看我们系里达标率是多少。系里要向院里汇报:我们的及格率是多少。院里又向市领导汇报,一级一级的在那儿虚假、造假。哪一个有良知的老师如果在考试的时候监考的严一些,批卷的时候严一点,当然系领导他不会说你什么,因为考试的时候他也会挂着一个牌子:严惩作弊,也会象征性的抓一些学生来做一些小小的惩罚,到下一学期的时候,你这老师需要补考的学生多了,下一学期就不给你排课;不给你排课你的工资马上就会减去一半,只发给你基本工资,可能你的课时费就没有了。

主持人:谢谢纽约的赵女士。我觉得赵女士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学扩招、膨胀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改善教育,而是一种商业化的行为,这就导致了在课程设置上和整个社会有相当的脱节。另外,大学本身育人的目标和办大学的人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所以这里头存在很多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回应一下刚才三位观众的意见。

陈志飞:主要赵女士的我可能重新再补充一下。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西方有很多的私立大学,最有名气的还是一些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有它专门的功能,公立大学主要偏重于工科,具体的类似于中国的大学,它有些社会功能;私立大学它就要从事研究各种各样的职能,当然它也顾及所谓的就职率,因为在美国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个大学也很难办下去。其实中国碰到的问题,其实比美国、西方社会更加的敏感,也更加严重。他们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大学主要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中国大学碰到这种问题,招生、就业,一直到学生找工作的各种弊端,都是社会弊端的一个反应,是它的一个缩影。

比如在美国、西方国家的话,社会是公平竞争的,如果社会是量才用人的话,那么学校它就会有这种机能与自己的条件,它要想严格的管理,因为这样它就会越办越好,私立大学甚至会赚钱。美国还有些专门非营利的大学,赚钱的大学也有,它就要严格管里来保证学生的质量,这样学生才能到社会上找到好的工作,还反馈于它,它会越办越好,就不会出现像刚才赵女士说的,系主任跟学生串通一起给老师难堪,它不会这样做。

这是因为它社会的公平和社会整个机制,保证了大学即便是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也能运作得很好。所以在美国,大学的产业化、商业化都没有问题,而且质量还更有保证,跟西方社会的产品一样。在中国这地方它为什么就不行呢?实际上是它社会的整个机制比起别的社会它公平的透明度不够,所以你看当官的和公务员他们互相的串通在一起,使得大学的功能基本丧失,大学成了一个争名逐利的地方。

主持人:所以在教育体制内部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陈志飞:是属于整个社会的问题,很困难。

汪北稷:刚才陈教授说得非常好,赵女士讲的现象也是非常的真实。陈教授启发我一点,就是大学是社会的缩影,跟社会是不能分割的。连想到我6日跟济南作连线的时候,我曾经提到,我去大学校园里做专业课的教课之前,了解到学风非常的恶劣,所以我先在我教的几个班的孩子当中,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向校园“新鸦片”说“不”,然后我们向四大“新鸦片”:做弊、旷课、抽烟和打游戏说“不”,先发起这几个班的孩子,肃清了这个思想。可以比较荣幸地讲,我的上课率……他们说最高的就是英语课,平等的就是我的专业课,因为他们觉得毕业以后还要花钱去学英语,所以上课率比较高。

主持人: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评论。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大学的课程设置,在中国大陆如何的挂钩?”这个问题,感谢各位观众打电话进来,也感谢我们两位现场嘉宾的精彩评论,下次节目希望大家也能踊跃的参加,我们下次再见。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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