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2月06日讯】戈培尔，德国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长，他无限忠诚于希特勒，不惜动用国家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宣传纳粹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灌输最高领袖的思想。他不仅控制一切媒体，指示什么新闻可以报导，什么不可以报导，而且对出版和其他文化领域也进行全方位的控制，每本书的出版和每部电影的发行都要预先报送宣传部审查。他绝不允许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有任何纰漏。
在戈培尔看来，“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像的要朦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
秉承着这样的宣传指导思想，在戈培尔“卓有成效”地领导下，当时的德国人所知晓的天下事都出自一个口径，一个论调，全国的舆论高度统一，全国人民看到的书籍和电影也都千篇一律。领袖的语录无所不在，对领袖的赞颂无所不在。
尽管强大的宣传机器暂时将德国人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德国人只能愚昧地盲从党和领袖的指引，但靠谎言支撑的邪恶不可能获得终极的成功，彻底灭亡是必然的归宿。希特勒和纳粹党最终走向了失败的命运，而戈培尔的灭亡也是彻底的。1945年4月29日，戈培尔亲手毒死了自己的5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5岁。然后，他与太太饮弹自杀。
戈培尔死后4年多，在古老的中国，崇尚暴力、邪恶的政党共产党窃取了政权。在其统治60多年中，它为了掩盖其一系列暴行，灌输马列毛一套蛊惑人心的理论，并让人民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动用一切手段控制媒体、出版业以及所有文化领域，将中国人民玩弄于鼓掌之间。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共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短暂的时间放开了媒体、舆论、出版业等，让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一度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但1989年的学生“反腐败”运动再次让中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再度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和宣传，直至今日。
在此不能不提及目前中共主管宣传的、有着“中共戈培尔”之称的李长春。1944年出生的李长春，仕途可谓一帆风顺。39岁即出任沈阳市市长，42岁时出任辽宁省省长，之后历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委书记等职。在其担任河南省要职期间，正是爱滋病从河南蔓延到全国的关键。他不仅七年多隐瞒爱滋病的真实情况，而且还隐瞒了有2千万人没解决温饱的事实。据悉，河南省党政干部、纪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总共有33起向高级法院控告李长春严重渎职罪，并因此造成河南省22个地区近25万人感染了爱滋病毒。
1999年7月后，业已在广东的李长春因追随江泽民大力镇压法轮功而受其青睐，但李却为此被法轮功学员在多国以“反人类罪行”控告。在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上，尉健行曾拿出地方举报以及中纪委到河南省的调查报告，责问李长春蓄意对中央隐瞒河南省爱滋病的情况，但却因为江泽民的保护而被免责。2000年李长春被江力荐当副总理，但因其他人反对而作罢。2002年又是在江的运作下，李长春出任中央政治局排名第八的常委，负责中宣部工作，以配合曾、黄、贾等钳制胡温。2007年，他再次当选常委，排名升至第五，现任职务是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管宣传。
中共的宣传主要是通过一个大手段，产生一个大功效，达到一个大目的。它的大手段就是“控制”，就是控制媒体、控制舆论，是有令则行，有禁则止，该上的上该下的下，这个该不该不是事实根据该不该，而是由党的意志来决定它该不该；一大功效就是“洗脑”，包括给媒体洗脑，也给民众洗脑，达到一党专制的目的。
而主管中宣部工作后的李长春，自然没有改变上述手段、功效和目的。他不仅像戈培尔当年所作的一样，继续加紧对媒体、网络的控制，继续重复着一个又一个谎言，将一个又一个真相掩盖，而且秉承着江泽民的旨意，在海内外加大了对法轮功的抹黑。
如在今年年初，有资深媒体人在网上公布了中宣部今年度的新闻管制禁令，罗列了九大禁令原则。而在1月4日，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要求：“为两节、两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做好热点问题的引导”，并要求对暴力拆迁及拆迁中发生的“自杀、自残、群体性”事件不报导，对一般群体性事件报导，中央和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报导，要加强对都市类媒体“管理”，在群体性事件报导中防止把矛头和焦点引向党委和政府。
按照李长春的要求，中宣部要在舆论导向中选择报喜不报忧，宣传中要体现歌舞升平的和谐社会。为此，中宣部还直接派员进驻中央大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报纸，加强审查。就这样，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邓玉娇事件、四川大地震、石首事件、各地工人罢工，等等，全部被排斥在党的媒体之外。
此外，李长春掌控的媒体还是江派攻击胡温的理论权威中心。曾经胡的智囊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只能发到边缘的《北京日报》和党校《学习时报》上，而李长春挑战说：“中宣部不能受各种思潮左右，它隶属党中央、中央政治局领导。”李损胡贬胡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不过，令李长春头疼的是，与当年戈培尔所处的环境不同，如今超越时空的网络控制起来要比传统媒体难得多。除了通过与外界的交往，中国众多的网民还凭借破网软件，通过“翻墙”了解了真实的外部世界，中共的宣传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欺骗不了觉醒的民众。中宣部禁止媒体报导“推特”对社会的影响，就反映了中宣部在新兴媒体的开发下对资讯控制的担忧与无助。
而媒体记者的良知在中宣部的打压下，也并未彻底消失。比如，在当年谷歌被迫撤离中国大陆后，《重庆晚报》罔顾中宣部之前的禁令，发表了纪念谷歌的文章。2000年11月，《南方周末》更以开天窗的方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标语“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来抗议中宣部强制删除奥巴马的专访内容。
毫无疑问，随着中共媒体公信力的下降，随着民众对中共恶行、本质的认识，随着中共的命运进入倒计时，中宣部的使命也即将完结。也许，在那一天到来之际，业已患了癌症的李长春也要去向自己的同行戈培尔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