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2月19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革命”
“革命”一词，始见于中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书》曰：“革殷受命”，皆为王朝易姓而言。近代以来所谓革命一般是指社会的变革，或是政权的更迭，或是社会制度的嬗变，本无正邪、进步与落后或是正义与非正义、褒义与贬义之分。然而，在中国，中共掌权之后，革命一词被扭曲了基本含义，被赋予了极端意义，成了概括中共历史及其特征的一个政治术语。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革命曾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左得邪乎，红得发紫！神圣不可侵犯！是区别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成了多少人人生的一部分，多少人以革命为荣！太多的人甚至将其视为一种神圣的行为，“参加革命工作”、“参加革命时间”、“为革命干了一辈子”、“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家庭”、“革命圣地”、“无产阶级革命家”、“干革命”、“革命与反革命”、“这人真革命”……等等，特别在十年“文革”时期，革命简直比太上皇还要了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便以“革命”的名义打击、打倒他人。整个中共的历史如果以两个字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革命，血腥的革命。革命成了中共胡作非为的借口。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号，在革命的名义下，实施了多少令人发指的罪恶！
应当说，绝大多数人心目中革命的含义，与中共假革命之名行反人类之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大多数人来说，革命在他的心目中是神圣的、积极向上的，是正义的事业，甚至是纯粹的不掺杂个人私情的。特别是早期的一些革命者，甚至为了革命去献身都在所不惜，他们完全以革命为荣，单纯的为了一种正义的事业，一个积极的正面的目标去所思所为，去追求向往，去拼搏奋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三五年六月，高文华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没有经费，同志们不能出差，无法开展工作；北方局机关和同志们租住房屋的房东时时在催要房租；高文华的女儿饿得难受，不得不到田野里捉蝗虫，拿回来烧着吃；高文华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吐血……”当年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同事这样回忆。由于无钱买药物，高文华只好喝盐水治病。高文华的妻子贾琏当时担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秘书并兼职财经工作，她看到高文华营养不良，病情恶化，非常着急，就想把挂在墙外装饰门面的一块腊肉取下来吃，但高文华坚决不同意。因为那块腊肉不光用来为商人身份装门面、摆阔气，同时也是地下党前来联系工作时报平安的标志。贾琏多次把这块腊肉取下又挂起，始终没有吃掉。“我爱人贾琏同志眼看着这种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跟我商量，要卖掉我们的孩子，来维持一下这段困境。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廖东光）。那年头，男孩比女孩要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4个月大的儿子卖了50元大洋。”高文华后来这样回忆。当时卖一个女孩才10元大洋，三个女孩全卖了不过才30大洋，为多卖点钱就把还不会喊爹娘的儿子卖了50大洋，卖给了一个国民党连长的不能生育的小老婆。高文华靠着这50元大洋，整整维持了中共北方局3个月的生活。“谈及‘卖子筹经费’的往事，高老低下头，想了很久，不说一句话。”高文华的女儿高鹰对父母当年的举动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那一代人，受了太多苦，也做了很多今天的人无法理解的选择，因为他们总是把信仰、理想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自己心目中高尚的事业，不惜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卖掉，这就是当时人的思想境界！
然而，可悲的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决不会想到，自己的高尚被中共卑鄙地利用了，很多人甚至被肆意利用了一生！且看以下佐证。
抗战时期，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特派员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长驻延安的几年中写过一本《延安日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在另一天还记道：“我们越来越发现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们不仅和日本人在进行贸易，而且他们和日军的司令部直接联系，派了他们最有利的干部潘汉年、杨帆这样的人走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要求和日军一起来夹击国民党，它们等不及了，终于在日本人那里讨到了好处，日本人把苏北的七个县城给了他们，条件就是和它们一起消灭国民党军队。”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宁波最大的民营报纸《时事公报》第二版揭露：“毛泽东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并合摄一影……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毛泽东由保德……至山西神池，同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亦由大同经su县到达该地，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毛冈订约定后，曾合摄一影，以志纪念。”
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九评共产党》中这样描述：“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那漫延全国的武斗滥杀，造就了多少腥风血雨！毛泽东公开支持武斗：“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武汉、广西“四•二二”、北京大兴县、内蒙“内人党”血案、云南、四川等大屠杀，不啻外族入侵的战争。广西武宣县有组织的杀人、吃人，更是把时代推到了含毛茹血的蛮荒时期。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拽住哪块割哪块。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盛极时期，甚至摆出“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连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食堂的大锅里都煮过人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短短五、六天之内，北京市大兴县“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即有325人被杀害，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者仅满38天，其中有22户全家被杀绝！湖南的道县专门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八月二十九日，湖南省驻军陆军第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九月初的几天里还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空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直到十月十七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二零零九年去世的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在其“绝不说半句谎言”、如实记录“文革”血泪的《牛棚杂忆》一书中说，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发直竖”。“我希望有人用如椽的大笔记录文化大革命。”
有“中共的良心”之称的胡耀邦认为，“文革，那像纳粹法西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文革“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二零零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30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摘录其中部分内容：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1975年10月3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着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1975年12月3日：“一场政治疾风暴雨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1975年12月28日：“国家很不幸，建国26年，还有6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
周对1976年元旦社论的反应：1976年1月1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对共产党的革命不理解的还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九五七年她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宋庆龄先后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一九六七年八月、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九七六年六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她在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以上是中共高层对中共革命的认识，如果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有一个基层的例子。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当时年仅19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聆听了副统帅林彪的讲话后，她想起了德国纳粹希特勒的讲话录音，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决定“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九月二十四日，她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致礼！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1966年9月24日
这封抗议书，王容芬还同时邮给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团校。之后，她以死抗争，喝下了四瓶DDT杀虫剂。幸运的是她没死成，救活后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监狱。在监狱里王容芬受尽中共狱卒非人的磨难。曾被看守反拧双臂，上了半年的背铐。当背铐取下来时，锁已銹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不能动了。最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称作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而其实当时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以及怎样搞“文革”，连刘少奇、周恩来两位二、三把手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猜不透：“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周恩来也猜不透，他说：“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有做梦想到的，我佩服你们。”（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接见科学院革命代表的讲话）老帅及其他政要们更是蒙在鼓里。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国庆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老帅们以为是要宣布“文化大革命”收场了，该打倒的打倒了，牛鬼蛇神横扫了，刘少奇检查了，不再是老二，已经是老六了，“四旧”已无藏身之地了，还要怎么样？该收场了！没想到林彪却在讲话中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以党而论，这么大一件事，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不知道；以国家而论，执政党的主席要搞一次有关国家命运的大行动，国家主席、国家总理不清楚。就这么荒唐，就荒唐到这般地步，而太多的中国人却还在那里擎着小红书，傻乎乎的“万岁！万岁！”喊不停。
中共革命的实质就是暴力加谎言。暴力自不必说，谁都知道中共的起家靠的是暴力革命搞打砸抢，欺骗民众跟着它闹革命，这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任何国家和朝代都是典型的土匪强盗行为。为什么中共在教科书中一再美化农民起义，就是为了漂白自己，让人们感觉中共的秋收起义、彭湃的农民运动、贺龙的两把菜刀闹革命等等，都是正义的，而不是土匪造反。
中共撒下的太多谎言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
中共对中国人的欺骗是从学生开始的，全面而系统的造假。这种造假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今天。如今年的《中国历史》（八年级上下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不少与史实不符的内容以及疏漏重大历史事件的情况。譬如，遵义会议确定的中共领导人，就被搞错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官方承认错划右派55万人（据《炎黄春秋》是461万人），教科书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只字未提；1958年大跃进运动造成全国三年大饥荒，饿死了3,700多万人，教科书中根本未说“饿死人”情况，只是用了“探索中严重失误”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表述就把3,700多万鬼魂给敷衍了；等等。历史教科书在第13课《红军不怕远征难》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这些表述，明显与历史史实不符。据解密的邓颖超日记记载，周恩来1975年11月15日口述：“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在。”等等。
中共的愚民宣传教育中，一直强调它领导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但从来不提在有中华民国的前提下，在同一块国土上再建立一个国家实际是分裂国家，是非法政权。回顾中共的所谓革命历程可以用三个阶段来概括：抗战前、抗战中、抗战后。抗战前，中共就是军阀，一直在南方江西、福建一带搞割据、搞分裂，一九三五年曾在江西建立非法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民国是民选的合法政权，中共一直想要推翻合法的现政权，建立自己的赤色政权，赤色红祸搅得南半个中国不得安宁。抗战中，中共借国民政府拼死抵御日寇侵略的大好时机，在西北大后方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抗战结束后，羽翼丰满的中共向国民政府军队举起了屠刀，推翻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军事政变手段，窃据了大陆，建立了自己的非法政权。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没有打一个像样的大规模战役，像国民党几十万人的大型会战一个都没有，而国民党有22个；国民党有较大战役1,117次，一般战斗38,000余次，共产党就是地道战、地雷战、武工队、游击队小打小闹，很多时候还是游而不击。一个平型关还吹离了谱，不过打死几百人，还不是战斗部队而是运输部队；百团大战实际是百排小战，还成了彭德怀暴露八路军实力的罪证，成了彭德怀永不能平反的原因。国民党战死二百多位将军，共产党抗战期间只死了一个左权和杨靖宇，还不是死于战场。抗战结束后，在延安窑洞一蹲八年的政治流氓毛泽东，反诬蒋介石从重庆下山摘桃子。飞机、军舰、大炮都有的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正规军，那是你土八路、游击队几条破枪能打败的吗？还是埋几颗破地雷、挖几条破地道能打败的呢？自吹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民族抗战，你共产党就是西北一隅，充其量算上华北的部分根据地，你如何能领导了广大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民众抗战？那是你的地盘吗？人家听你的吗？
如果没有日本侵华能有你共产党借机坐大吗？毛泽东曾多次亲口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感谢。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就不会有今天的赤祸乱中华。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苏共亡党20周年，又恰逢全球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在此背景下，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报社等主办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8月27日在北京举行。北京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人士一百余人出席，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对中共建政前30年的革命历史高调评判。摘录其中几条：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党史上，党中央经常出现反革命集团，这是为什么？要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决议为何没检讨建国三十年执政问题？现在思想解放还不如三十年前。党的治国理念存在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基本制度该不该改革，问题从哪来？党连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一、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三、要落实宪法。宪法只有一条真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其他的，我们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落实宪法。
中共的革命，又称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对象本应该是资产阶级，但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所谓的资产阶级，纯粹是共产党为了实践它的斗争哲学、搞阶级斗争生造出来的一个东西。显而易见，有资产才能称得上资产阶级，而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根本就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量的资本家，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有限的一部分城镇工商业者勉强可以称为资产阶级也被共产党打倒了，资产被共产；农村的地主也被以土改的形式消灭了。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就失去了靶子，所以共产党就把革命的矛头、斗争的对象反过来对准了无产阶级，自己整自己，所以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共产党就向内部开刀，随便按上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大开杀戒。
整个中共的革命实际就是一场天大的骗局，完全是共产党为了取得执政权，实行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一切为了人民云云，完全就是一派谎言。当年右派的言论一片赤胆忠心，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根本福祉，但共产党就是要打击；刘少奇六十年代初就提出包产到户，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共产党就是不实行；八九年“六四”事件，学生们反官倒、反腐败，共产党就是要镇压；法轮功学员学法炼功弘扬大法，提升道德素质，强身健体，共产党也要镇压。等等。
今天的改革开放也不是共产党为了百姓生活的幸福，而是为了挽救它的统治危机。建政后一波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光琢磨着怎样整人害人，根本就没把国家建设当回事，国家经济面临崩溃，不改革死路一条。“文革”后的一九七七年六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在当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的大别山金寨县的一个村，万里发现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竟然连一条裤子都没有，严寒中只能蹲在锅灶口取暖！在凤阳县前进生产队，10户人家中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一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后来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万里直言：“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一九七八年九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也承认：“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这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动因。
太多的人没有去想一想，在那些打人、害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中，那些被当做反面的、反动的，被当做反革命、坏分子打倒、打死、被迫害的人，他们究竟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行？以致罪当致死？至今，中共制造的几乎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集团冤案基本已全部平反，恢复名誉。平反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处理是错的！而且这个错并不是事过之后才知道错，而是当时就知道错了。你要错一个、两个说明是工作失误，错三个、五个是严重失误，需要追究责任，而你基本全错，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就是个专门祸害中华民族的邪教！
静下心来想一想，当年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社教、三反五反、十年“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所有被抓被关被杀的人，有几个人是真正应该被打倒被杀的？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共至今压着不予平反，无论是学生还是市民他们反的是共产党的腐败，他们担的是全中国人的道义，发出的是全中国人的心声，他们是敌人吗？他们值得共产党动用几十万野战部队去镇压吗？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学法炼功、强身健体有什么错？你共产党镇压了十二年！那个反革命，说白了，不过是跟共产党的看法不一致。革命实际上是助纣为虐，成了中共实施犯罪的协同。
中共的革命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中共的革命罪恶累累！罪愆深重！中共的革命是八千万冤魂的始作俑者！革命是一切社会动乱的总根源！中共的革命必须被清算！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