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下半年，自己从水路偷渡香港，功败垂成，被香港当局遣返回来后，在单位里自不免要写所谓的自我检讨和受批判。这对在大陆长大的人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这样搞的。早期的偷渡香港，属于敌我矛盾，叛国投敌，抓回来就会被判刑。
后来到了一九六八年的文革时期，那些在文革中被利用完了的中学生，连续三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几乎全部一脚踢到各地的农村、农场和边疆去当农民，美 其名曰︰“到农村闹革命”，其实是下去当下等公民。
于是，许多觉悟了的青年不甘做下等公民，渴望资本主义的自由，掀起一波波偷渡香港的高潮。每天被抓回来的人数以百、千计，而且都是些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何来这么多的“叛国投敌”？可能中共觉得自己的面子也不好看，后来才被定为“非法探亲”，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抓到三次以上才判刑。
现三十多年过去了，回想当年这波偷渡潮，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场无数热血青年投奔自由世界的壮举。无疑等同于当年的东德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翻过柏林墙，去投奔西方自由一样。唯现在的东、西德已经统一在自由世界的旗帜下了。
反观香港，自九七年回归中国后，民主和自由全面倒退，失去当年自由港的特色。想当年那些冒死偷渡到香港的热血青年，现在又重回中共统治之下，真是不胜感慨！
在这波偷渡潮中，亦有不少青年失去生命，其中有自己熟悉的工友和朋友，后面的文章会写到他们。时过三十年，不知现在是否有人写过专题文章和小说来纪念他们，不要忘却这段历史。
回到工厂被整后，所谓“未得翻身先碰头”，于是唯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了”。从一九七五年起，自己便成了中山图书馆的常客。我自十七岁因家中潦倒实在太 穷，便主动退学到一重工业工厂做工，要开三班制，十几年下来，身体已经不行。
可见一个人逆运时，不但影响到家运、名利、事业，也同样会影响到健康和身体。其间先是患过肾结石，发作时痛得死去活来，后来吃了百多副中草药，才将它排出来。
后来又三次染肺炎，甚至怀疑是肺结核或癌症，严重到要立即住院。但当时住院床位已满，只好每天到医院打两次针。以后又经常低烧，所以上夜班成为一大负担。
偷渡回来后，我向工厂提出身体多病为由，要求调为日班工作，工厂当然不会同意去照顾一个偷渡回来的人。于是我便提出，宁可不要工资，轮到我开夜班时就请假，只开中班和日班。
我深知当时实行的是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这样做是少劳少得，并不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自己不要钱还不行吗？就这样，从一九七五到一九八O年的五年内，我逢夜班就请假，几乎全天泡在图书馆了。上中班时，上午也去图书馆，下午四时才上班。所以，可以腾出大量时间去搞自己爱好的东西。
当然了，这五年来，每月工资只得三十多元，仅够自己伙食和买书的钱，工厂里的月度奖、季度奖、年终奖和分房等福利都没有，但我并不在乎。因为，我认为追求精神上的东西远大于物资上的满足，物质生活只要两餐一宿有着落，不至于太难为自己就行了。
这期间，我在图书馆里翻阅了大量各种类的书籍，从古希腊罗马哲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欧洲哲学史，叔本华、尼采、康得、费尔巴哈到黑格尔，什么都看，给自己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看欧洲哲学史时，很多都提到黑格尔的“小逻辑”是本最晦涩、深奥、难懂的书，这引起我的好奇心，也借来一读。谁知一看之下，竟一发不可收拾，放不下来了，发现自己找到真正要找的书，不但不觉得难读，反而觉得书中那些思辩哲理很合自己的口味。
在阅读期间，不断的迸出精神火花，精神范畴被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从以往知性逻辑范畴上升到理性思辩逻辑范畴，再来重新审视一切，那时的兴奋是不可言喻的，精神达到最高、最充实的状态，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心得，用了半年的时间才精读完这本“小逻辑”。
其后，更伸延到所有已翻译的黑格尔其它著作，如“大逻辑”、“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和“美学”等等，足足搞了四年多，读书笔记和手稿叠起来有一尺多高。
后来搞算命时，认识不少大学生朋友，他们到我居住的斗室时，翻看那些写满字迹有一尺多高的笔记本时，不由得令他们咋舌。
一九七九年，自己将四年多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体会心得，写成一篇长文，大胆地寄给贺麟先生，他是中国第一个将黑格尔的“小逻辑”翻译后引进中国的人。后来，果真得到贺老先生的亲笔回信给予肯定和鼓励。
其后，又给当年的《哲学研究》编辑部，寄去一封关于当期一篇黑格尔文章的长信，很快就得到该文章作者的回信，信中肯定自己的研究，说很高兴能看到工人中能有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的人。
后来和他通了许多信，建立了朋友关系，直到今天，仍有讯息交往。他后来建议我去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我再三考虑，因为当时我刚搞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我认为是马克思理解错了黑格尔哲学，才搞出一个所谓“唯物辩证法”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提出所谓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我说这种学说完全是错误的，而“世界历史”要为这种错误多走几十年的弯路，才会认识到这种错误而纠正过来，但已整整牺牲一代人的代价。
当时，我写这段话是在一九七九年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仍未解体，两年后的一九九一年，“世界历史”终于以其公正的步伐，彻底否定了马克思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公有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面解体了。
现在中国大陆，根本不再是什么公有制的社会了，连当年被消灭的资本家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但它仍固守着一党专政。但深信“世界历史”终将恢复历史的公正面貌，而且这一天应为时不远了。
由于我早有上述的思辩理念，我会被中共所办的哲学研究所所容纳吗？反过来看，假如我真的考进哲学研究所，相信暂时可以带来一些命运上的改变，但难保不会有一天又成为中共下一轮政治运动的冤大头，这种经验和教训难道还少吗？
于是，我坦白地以上述理由婉言谢绝他的好心帮助，也明白搞黑格尔哲学可以告一段落了。那时，已同时开始进行阴阳五行八字命理的初步研究，相信终有突破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