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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用工难就业难 年后台商挑战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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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2月02日讯】(新纪元周刊记者吴涔溪采访报导)随着部分大型制造业往内陆二线城市迁移,许多在沿海打工的农民工纷纷返乡,“缺工荒”与“就业难”正同时在中国社会上演。中国“转型”社会诡谲复杂的现象,令台商外企倍感压力。

今年过年,许多大陆沿海地区的台商外企感到胆颤心惊。过去一年,随着部分大型制造业往内陆二线城市迁移,许多在沿海打工的农民工,赶在春运开始前返乡,买了“单程票”,就打算不再回来了。而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二代,失业人数正在加速增加。

“缺工荒”与“就业难”正同时在中国社会上演。中国“转型”社会诡谲复杂的现象,企业经营的人才进用和人事成本首当其冲,令台商外企倍感压力。

七成台商缺工 珠三角最甚

台湾研究单位“台北经营管理研究院”去年实地访查华南与华北地区,与两百多位台商负责人及干部访谈,发现2010年台商为解决用工不足,平均加薪幅度高达20%,平均缺工比例20%,有76%的台商明显感到缺工压力。

而早在去年11月起,多省市用工荒比往年来得更早,其中尤以深圳、珠海、东莞珠三角地区,最为明显。某位东莞电子大厂的人资部主任指出,该厂每年到了过年,每天约有一百名内陆员工返乡过年,但是,这些民工返回老家后,不一定愿意回来继续工作,而且“今年的不确定性要超过往年”。

在深圳地区,今年1月初,有不少工人辞工赶回老家,有报导指出,很多制造业普工流失比率达到1╱3。该市政府统计,今年元旦、过年期间,深圳市缺工人数将高达100万人左右。缺工现象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的制造业生产线上的普工。

在珠海市当地,有不少电机、纺织大厂缺工达到近千人,当地业主反映:“现在内地的薪酬待遇不低于珠三角,辞职回家的人都打算年后不会回来了。年后企业缺工现象将更加严峻。”

内迁掀抢工潮 最低工资竞相涨

值得关注的是,提前到来的“用工荒”不仅仅发生在东南沿海,缺工荒正跟着企业内迁的脚步和速度向内陆蔓延。大举内迁最著名的如富士康,动辄需要数十万员工,对其他企业用工形成压力,去年,富士康将厂房迁往重庆和河南郑州,今年又有迁往广西的计划。

广西一向是农民工劳力输出省份,在用工荒越演越烈之际,丰沛的劳工成了广西招商引资的重要利基。但根据大陆媒体报导,去年刚将厂房转移到广西南宁经济园区的台商企业“台湾麦斯鞋业集团”,去年4月正式投产,至今一直为缺工困扰。

该集团在上海、东莞、山东都有厂房,“原以为用工荒只是沿海问题,后来才发觉这是全国的问题。”该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张元亨对媒体表示,该公司一期用工需要八千人,但是现在只招到一千多人,再加上二期竣工,以及三家下游企业,所需要的原工超过两万人。“仅我们几家厂商都把当地的剩余劳动力给榨干了。”张元亨说。

而曾经同为劳力输出省份的江西,据统计,去年该省份赣州地区十个工业区两百八十九家企业中,有一百七十家存在用工不足的问题,缺工人数近三点五万。江西理工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滕清安就发现:台湾曾经有十六家企业原本打算在赣州选地,将厂房转移过来,因招工困难,打退堂鼓。

海基会台商财经法律顾问萧新永认为,“从去年延续到今年的全国性的缺工,至今没有解决的方案。”为了预防年后缺工情况更严重,包括陕西、重庆、北京,宣布1月1日起二度调高最低工资,江苏从2月开始调涨。

萧新永认为,调高最低工资只是暂时的诱因,因为各省市间为吸引工人,竞相调涨。但陕西、重庆、北京等地,今年提早于年初调整最低薪资,“说明了今年缺工的情况,在年后会更严重。”

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常务理事林中和则认为,有些地区没有传出缺工,是因为企业为了抢工,调整最低工资的脚步比政府还快,“像苏州台商去年年初就开始调薪水,等到政府公布的时候,企业早已调涨。”

解析用工难与就业难双重现象

内地企业就业机会增加,再加上物价上涨、外出务工的成本提高,年轻人都不愿意去沿海打工,老一辈的农民工也几乎留在家乡附近工作。家乡在湖南,曾在广州地区进行维权运动、以公民记者自居的肖勇指出,过高的物价、房价以及交通费用,削减了打工的收入和在城市的居住品质,是年轻人不愿意到沿海打工的主要原因。“我曾经在牛仔服饰生产专区‘广州增城新唐镇’做过社会调查,发现过去一年,那里的商家和工人几乎少了1╱3以上。”肖勇说。

肖勇还指出,大量失业伴随着缺工的现象,“中国社会现在呈现比较怪异的现象,一方面是‘民工荒’,一方面是‘大量失业’。”一方面台商外企招工多有年龄限制,一般在30至35岁以下,而这个世代,就是80、90后的年轻人,他们对工资要求较高,也较有理想性,若劳动条件和薪资不符合理想宁可失业。

一位来自福建漳州农村的80后的农民工,目前在泉州自己经营小生意,他说自己十八岁时开始打工,打工不到两年,就辞了工作,开始经营起生意买卖。谈起80 后、90后的年轻人不爱打工,他说:“80后的农民工,都想要自己创业,90后的年轻人都很爱玩,打工的费用不够他们花。”

台湾经济研究院第六所所长杨家彦指出,劳力密集产业内迁,农民工返乡后发现有工作机会,就不愿意再外出打工,这是造成沿海缺工的主因。而大陆沿海地区以加工出口业为主,在金融海啸后,欧美日市场尚未恢复到金融海啸前的最高水准,订单数量未回到过去水准,造成部分工厂必须裁员,也促使失业问题尚未缓解。

从供给方面看,专家指出,大陆的大学扩招,每年有数百万普通大学和大专毕业生,他们不容易进入台商和外企的管理阶层,技术上又不敌有技能的农民工。每年大量“高不成,低不就”的大专生进入求职市场,造成企业找不着合适员工,而求职者又难找工的怪现象。

这个现象的根源跟“一胎化”政策有关,大陆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曾经分析“用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他表示,随着中国进入低生育阶段,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在减慢,逐渐形成劳工的需求增长快于供给的状况,是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关注未来变化与台商内迁风险

伴随着“缺工荒”与“就业难”的双重现象,台商未来一年在大陆的经营环境将更加艰困。许多专家都指出,在中国劳工不若此前充裕,且在人口结构改变、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台商未来一年,将会面临多重挑战。

部分企业选择向内陆迁移,如富士康,为缓解农民工离乡背井的问题,提供更好的福利照顾以解决用工荒,但是,这样的模式却不见得适用中小型规模的企业,“如果没有像富士康这么大的背景,没有当地领导的照顾,一般小型的台商要内迁,比较没办法得到这么好的照顾。”陈建甫分析。

“劳动密集产业若想要在大陆生存,就必须往内陆迁移,但是运输成本会因此大增,特别是中国的运量不够,甚至有时要抽号码牌,什么时候货会送到客户手上都不确定。”杨家彦分析。

“因此,很多台商都说,如果是加工外销型的产业,不着眼于大陆内需市场的话,就不会考虑迁移到内陆地区,不少劳力密集产业,就必须迁到印尼、越南这些地方。”杨家彦说。

林中和也表示,不论企业是否内迁,在内陆最低工资相继调涨、企业相继加薪的过程中,“台商比较担心的是,接下来他本身的利润要怎么平衡?尤其是毛利润只有在3%至5%的产业,像笔记型电脑、鞋业等,这样调下去还得了。”为了追寻成本洼地,鞋业几乎八成已移到越南。而包含台商、日商、韩国等越来越多企业,看好下一个成本洼地——印尼。

投资中国受迫害台商协会理事长高为邦则表示,台商在大陆的经营环境肯定是越来越困难,建议政府让本劳与外劳基本薪资脱钩,让部分制造业有机会回流台湾。◇

本文转自第209期【新纪元周刊】
http://mag.epochtimes.com/gb/211/9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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