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2月25日讯】一些经历了倒霉时代的欧洲作家，往往耗费一生的精力，试图弄明白：欧洲为什么要这样糟蹋自己？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尽管中国缺乏创作自由，中国人较少求 真精神，但面对严酷的历史和现实，不甘平庸的作家和艺术家也不愿意永远失语。
艺术是思想探索的一种形式。百年来的中国革命是值得反思的大题目。在笔者所看到的关于革命的作品中，印象深刻的有，作家李锐于2002年出版的小说《银城故事》，以及姜文于年前上映的贺岁影片《让子弹飞》。
尽管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但都不约而同地借用辛亥革命前后那个时代，以虚构的小城——“银城”和“鹅城”，作为故事发生地。他们持偏右或偏左的政治立场，采用隐喻的方式，对中国革命做出不同的历史诠释。其描绘的图景很有点怪异，但就在怪异之中，我们看到一个半封建国度革命的缩影。
◎“银城”是告别革命的文学诠释
《银城故事》讲述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暴动失败的故事。一开始，李锐用深情的笔触，描绘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古老银城，它繁荣而有序，山水风光秀丽，人民休养生息。空气里弥散着干牛粪烧饭的烟火气，再加上一点蚕豆烧糊的烟香，就连银溪也“涨满性感河水”。简直是一幅世外桃源的图景。
然而在1910年的秋天，突如其来的革命打破了小城的和谐。银城发生了刺杀满清知府的爆炸案，血肉横飞的尸体招致镇压和杀戮，把银城的官兵、革命党、农 夫、屠夫乃至山川河流，全都卷进一场惨烈的灾难里。
李锐在该书的《代后记》中说，他的这篇小说是对历史困境的逼问。“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用合理的历史目的合理地杀人，作家对此表示深恶痛绝，并指责革命者把人民“领进了深渊”。在李锐看来，辛亥革命之前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具有合理性的，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抗拒革命的诱惑，企图用暴力革命来改变这一切，因而酿成巨大的悲剧。
利用小说批判历史，李锐用心良苦，但其观点并不新鲜。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对共产党革命敢怒不敢言的中国知识分子，就竭力否定包括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他们的理论来自西方右翼的史学家，自然是一家之说。还有人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大大影响了当代中国学人的精神及其思维。
立论公允的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既非必然，也不是能够被煽动起来的，而是在向民治民享社会转型中发生了政治权威的全面流失和崩塌。”一味指责革命的右翼学者，其不公正之处是：闭口不提 旧制度统治的残酷压迫。如李锐把清朝统治下的旧银城描绘得近乎完美，把一切罪恶归咎于辛亥革命。其实，辛亥革命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温和的革命。《银城故事》以文学手法图解政治，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 “鹅城”讴歌暴力革命的正当性
与《银城故事》相反，姜文的新片《让子弹飞》描绘辛亥革命后的中国， 展现了一场暴力革命的狂欢胜景。故事的开头也挺有抒情意味：几匹白色的骏马拉着 蒸汽火车，穿行在绿色山林之间，优美的音乐响起。然后是令人惊异的一幕：带着麻将牌面具的土匪抢劫了火车，匪首张麻子假扮县长，与骗子师爷一起，前去被恶霸黄四郎控制的鹅城上任。而后，鹅城见证了一场官匪斗豪强与人民起义的大戏。
电影观众纷纷猜测这部影片的政治隐喻，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马拉火车这种组合代表，被视为先进生产力被封建体制控制。小六子之死被认为是在影射“六四”。片头葛优饰演的师爷拉着女人大吃火锅、又说又唱，暗指当今既得利益集团的腐 化而无耻。
尽管这部影片的风格是卡通片式的天马行空，荒诞而又癫狂，但姜文本人宣称：“我的思想还在那里，藏都藏不住。”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是一曲暴力革命的颂歌，带有激进左派的思想倾向。
激进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实施者和混乱的制造者，为了革命他们不惜牺牲社会次序、生命和财产。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小说《盗官记》，而原小说作者马识途早年参加共产党，在为中共做地下工作的同时从事革命创作。尽管姜文在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时，做过不少增添与改动，但其左翼的革命理想一脉相承。
“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 张麻子号召民众集体奋起抗暴的呼声，是影片中最激动人心的主旋律，我们听起来似曾相识。例如历史上的隋末农民起义歌谣：“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又如中共执政之前发动农民运动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
当黄四郎的铁门被民众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姜文把左派革命英雄主义演绎到了巅峰。就像一个出色的厨师，他烹调出一盆层层叠叠的革命大菜：让人民拥有弹药武器，让人民相信胜利就在前面，由超人式的英雄带领人民，去结束剥削残害他们的恶霸统治。这样的革命实在很血腥很暴力，但其正当性似乎难以置疑。
◎ 左右共赏，反映当今社会生态
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知识份子普遍接受“告别革命”理论之时，这部高唱革命凯歌的电影，居然没有引起右翼人士太大的反感。巨大的票房收入证明，这部影片被不同社会阶层所接受。无论左右，人们从虚构的“鹅城”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
在电影里，由黄四郎代表的权贵集团，主宰并控制了鹅城的一切资源，无恶不作：批官帽、贩烟土、拐卖妇女、欺压百姓，豢养黑社会制造冤案。影片借人物之口说：鹅城的贪官“已经把税预征到90年后了，都到2010年了”。
这与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态何其相似，难怪中国观众会激动不已，他们都明白什么叫做“借题发挥”。影片里，官衙门口的百年冤鼓被树枝掩盖；现实中，成千上万的访民无处申冤。权贵视民为草芥，人们盼望有救世主前来除暴安良。因此，姜文饰演的张麻子冒充县太爷，声言他到鹅城来只办三件事，那就是：“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在这样一部卡通片里，左派看到了暴力美学的光辉，右派看到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制度问题。相形之下，贬低辛亥革命的《银城故事》就显得苍白无力。作家李锐不明白的是，正因为统治者不容许改良，“戊戌变法”才失败，中国人才被迫走上革命之途。当今中国是可以改良还是可能革命，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已故的著名学者杨小凯原来曾有过类似“告别革命”的观点，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杨小凯说：“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 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
两部隐喻中国革命的作品，《银城故事》以文学图解否定革命，《让子弹 飞》却制造一场暴力革命成功的幻梦。不过，在银幕上分享了鹅城火热的盛宴之后，人们还得回到冰冷而沉重的现实中去。@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二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