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3月11日讯】1948年11月，寄居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家里的哈佛大学客座教授钱端升，闻知中国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义无反顾地回到国内。1949年2月28日，中共新政权派遣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来到北大校园宣布接管。5月4日，汤用彤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主席，钱端升被任命为常务委员和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同年3月9日致费正清信中写道：“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6月中旬，“被误解”的钱端升，在北大法学院组成以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学习内容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0月1日，钱端升“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1951年11月，随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观摩土地改革的钱端升，回校不久便在《光明日报》发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承认自己“大大地错了”。他笔锋一转，就把批判矛头指向“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说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
钱端升接下来又把已故北大校长蔡元培，连同流亡美国的老校长加老朋友胡适牵连出来，充当政治清算的目标靶子：“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 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 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
稍微明白中共党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假如没有蔡元培的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就不可能于1920年3月在北大校园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在特殊氛围之下，钱端升这种以政治正确歪曲改写历史事实，进而彻底断送蔡元培时代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的表态文字，非但没有遭受学术批评，反而赢得众多政治待遇和权位奖赏。
只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6月，反右斗争全面展开，时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的钱端升被划为“右派”，并被列入“章罗联盟”的大名单。用陈夏红的话说，“1957年钱端升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鲜有文字留世。从1957年开始，有近二十年的时间，钱端升就像消失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