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14日讯】前不久再次进入人们视野的郴州前纪委书记曾锦春在他的狱中自述中引人注意的多处提到官员监督问题。作为过来人，他承认，除了舆论监督，“其他监督流于形式，没有威慑作用”。
然而，舆论监督是需要条件的。据南都文章《且听曾锦春谈破解监督困境》披露，曾锦春任纪委书记期间，时任市委宣传部长有专门针对媒体的“三不准”：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等。不仅如此，还凭借掌控的“舆论生死大权”在第一时间对矿难进行封锁。
重重禁令和障碍，绝不止在郴州，它就构成我国每个真正媒体人所置身的处境。当权力可以任意封杀、控制甚至惩处舆论，记者很难获知信息，为获取信息，要冒很大风险、付很大代价。记者被跨省、拍照公民被打被抢，早已不新鲜。对记者的封锁实质上是对公众的封锁，这种手段，可以在很多问题上使舆论缺位或者舆论延迟，事实上把舆论监督遏制在未起之时。
即使媒体可以顺利曝光所捕捉的问题，形成可观的舆论，但舆论监督要发挥应有作用，也还需要制度支持。否则，即使引起舆情滔滔，没有严格的、不因人而异的问责制度跟进——借用近日颇为流行的一个句式：“制度不向权和钱弯曲”——，照样可以无视舆论，我行我素。因渎职失职、不良行径曝光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人稳坐官位甚至继续高升。稍早些时间，因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辞职不到一年的前质检总局局长高调复出，舆论的强烈反弹丝毫不影响其任用，尽管受影响孩子高达3000万，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承受之痛。最新一例，是周森锋又要升了，按日前湖北省委组织部公告中的提法，对他“拟交流提拔任职”。
2009年，这位湖北“最年轻市长”因抄袭门、打伞门深陷舆论漩涡。快两年过去了，周森锋本人对抄袭质疑以及下乡视察安然享受他人打伞，均没有对公众作任何表示。而根据已披露情况，论文涉嫌抄袭的事，他很难自辩；那张安然享受他人打伞的照片也透露出这位年轻官员身上，现代平等精神阙如，中国官场病却附体不轻。然而，不良行为尚未被追究，风头过后，组织就要提拔他了。这件事向全社会传递出一个强烈信息：官员不良行为无须给民众交待；官员的升迁沉浮是组织考虑的事，可以不必在乎舆论。
舆论监督的实质是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对舆论的蔑视透露的是权力对公众的傲慢。在权力来源不归位，官员对民众缺乏敬畏的情况下，舆论监督有作用，但作用很有限。事情披露后引起的舆论波澜的确会使涉事官员一时陷于难堪和不自在，但会不会受到追究，不取决于舆情，也不一定取决于涉事性质，而取决于民众搞不懂的标准或组织考量。诚然，不乏官员因舆论曝光而下台、下狱的事例，这些事例给人舆论很有力的印象。但背后有什么因缘巧合，在任用标准不透明的情况下，公众并不清楚，因而也无法对舆论的作用抱有合理预期。拿周森锋来说，抄袭意味着诚信有亏，无论官场现状怎样，起码理论上有这类行径就不宜为官，可是，纵使媒体曝光把他推到舆论浪尖，却丝毫不影响他仕途得意。而德国不久前发生的防长抄袭门，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前途无量、最有望问鼎总理的德国防长，媒体爆出他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他本人很快就向公众作出说明和道歉，但舆论不依不饶，穷追不舍，尽管默克尔出面力挺，他最终还是不得不辞职，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此终结。两个抄袭门都引起舆论轩然大波，但民众在国家的不同政治地位决定了舆论力量的大小，结果截然相反，也就不奇怪了。
可见，舆论监督，既需要媒体自由度作为保证，更需要有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合乎国家主人身份的地位为后盾。这个身份，就跟权力的关系而言，人民是权力当终极来源或者说终极授权者，而这是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保证和实现的。即，要制度性的把官员选拨、升迁沉浮置于阳光下，民众在这整个过程不是看客，而是能启动问责、罢免程序，对官员去留有最终决定权。舍此，舆论的监督作用只能差强人意。
2011-4-12
──原载于南都（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