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被发配江州，某日想出门访友，戴宗、李逵不知哪去了，想找新朋友张顺也找不着。他百无聊赖的逛到江边的浔阳楼，径自上去喝酒。酒入愁肠，平生的不如意，全浮了上来。他觉得世界对他不公平，情绪逐渐变的激昂与愤恨，他想血染浔阳江口，做个霸道的黄巢。其实宋江做不出这种事，只是极端挫折下，随着醉意题下两首反诗。等酒醒过来，自己都忘了题诗这件事。
《浔阳楼》是民国早年著名老生高庆奎（与四大名旦同时）的拿手杰作。《浔阳楼》又称《宋十回》，包括坐楼杀惜、醉题反诗、公堂装疯与梁山好汉劫法场等。高庆奎在杀惜的做工上，细腻、深刻，连背影都有戏。后面的真醉、假疯，演出传神，让观众置身其境。高庆奎将人受到逼迫，情绪起伏到溃堤、惊吓难掩的情况，拿捏的丝毫不差，无怪称为招牌戏。
宋江在戏里其实是个受苦的人，他穿青衣小帽（帽子为黑色高方巾），与《打棍出箱》的范仲禹造型相似；戏里塑造这类型人，有它的意涵：我不要人家逼迫我，那么我也不去逼迫别人。看人受苦，观众于心不忍，往往唤起自己善良的怜悯心，这是戏剧的一项功能，能清除人的惰性（安逸心）而生出一种向上心。这样的戏剧或小说，在中国被称为“警世的”，有点类似西洋所谓的“悲剧”，宣泄内心的压抑情绪，而获得涤清。
“水浒传”是剖析个人与社会心理都很精到的一部警世小说。一个社会往往因阶层而互不了解，产生隔离；如李逵是监牢的一个小杂役，谁也瞧不起他，可是宋江与他却相亲相重。为什么“水浒传”喜欢描写小人物，为的是让上层社会也感受到其他不同阶层人的尊严。即使宋江也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他不过是衙门的书吏，“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种志向，最多是信口开河，没人会当真。不幸给幸进小人黄文炳抓到此把炳当做晋身阶，硬说宋江要造反。结果真的把宋江送上梁山。宋江的命运由此变了，成了所谓被“逼上梁山”的人。
“逼上梁山”这种情境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往往一个人（如黄文炳）为了自己的利益，妄发议论，而把别人逼到对立面。有人说这是生存竞争使然，但看完《浔阳楼》宋江心烦意燥、惊慌失措的种种可怜相，不免惋惜他被逼的无路可走，只有依身在梁山这块三不管地带。
到了今天的中国就不可能再有受冤屈而跑到梁山上的事了，你有话要说或帮哪个团体仗义执言两句，如高智晟、艾未未等，立即就“被失踪”，你根本没有时间或空间去尝一尝被“逼上梁山”的滋味。当年中共却是最会利用“逼上梁山”这个时空的方便。它不折不扣的强盗身份，却说封建旧社会、国民党贪官污吏等把他们“逼上梁山”蹲苦窑。中共是大骗子，利用抗战时机坐大自己，治国擅长“假大空”，最能玩假的，你想不受他逼迫，可找不到地方“负隅顽抗”。它把小孩、农民训练成告密者，到处特务、网路警察无孔不入。它不会给你机会上梁山，直接的让你失踪，下落不明，它是恶魔直接吞嗜你。
个人的小哀愁，都不敌党的“伟光正”。中共邪党制作的样板戏、新编戏继续做着洗脑式的宣传，江青要为文革负责绝不平反她，江青思想“精华”的那些戏却畅行无阻。这种情况下，不太会再有像高庆奎这种真性情的好演员出现，大家都在演“假大空”，无魂有体、成了丧失人性、人情的空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