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07日讯】中国最著名学府之一北大从2010年11月起，在医学部和元培学院试点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制度，将从今年五月开始在全校推广，其中一项就是针对“思想偏激的学生”。北大校方界定“思想偏激”：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北大的这一行为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思想偏激学生“被会商”荒谬，与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命背道而驰。
所谓会商制度，指的是先对思想偏激、学业困难、网络成瘾、心理脆弱等十类学生进行排查，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重点学生”里有些的确是存在问题，比如心理脆弱、生活不独立等，而且用会商的形式也许真的能解决一些这类问题。但问题是，打着会商的幌子不允许学生“思想偏激”，其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北大元培学院学生大多是以各省市前三名成绩入校的“天之骄子”，可以说是北大尖子中的尖子，实行学分制和三到六年的弹性学制，入校时只分文理、不分专业，北大的所有专业都可以让学生到了第三学期末来选定。文理科学生混合分班和住宿，为不同专业学生间的交流和学习提供条件。可是说元培学院是北大学习环境最宽松的，许多学生的言谈、思想都个性十足。偏偏北大选择元培学院当成会商制度的试点，不许学生思想偏激，说明北大要把最最优秀的人才的思想控制住。无怪乎有人认为北大将成为收罗全国顶尖考生再改造成温顺绵羊的生产基地。
一名元培学院大三学生认为， “错误的会商很容易埋没这些学生的个性。”还有学生认为，北大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闻名，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很容易让人产生“校方禁锢北大学生思想”的理解。更多学生认为不应将“思想偏激”纳入会商范围。有的北大毕业生认为校方的做法“简直就是的疯了。”
高校应该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不是遏制思想、毁掉人才的场所。大学究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是唯唯诺诺和胆小如鼠的应声虫或平庸之辈，还是有独到之见、磊落正直的国家栋梁。北大集中了全国选拔出的最优秀人才，学校的使命是把他们培养成最优秀的栋梁。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特长、激活潜能，才能让学生成长为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才。
北大在上世纪初，奉行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世界各地的华人才俊纷纷投其门下，谱就了中国大学和学术的一段佳话。中国近现现代史上灿若群星的名字，都齐聚在未名湖畔。而现在的北大是禁止批评、严防异端，对于不同意见者以“思想偏激”框之，实质上是以牺牲学生个性为代价，以听话教育为目标，怎么能培养出创造性人才？像孔庆东、孙东东之类的人物在北大层出不穷，也就不难理解了。
北大出不了思想家，不仅是北大本身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一位北大毕业生说：“思想偏激”要看是以什么来制定标准、是谁来制定标准。“思想偏激”无非是强调贯彻统一思想。北大传统是思想开放，要让北大跟随国家主流思想是非常不明智、不可取的。
德国两百年前建立的柏林洪堡大学跟北大有类似的地位，其创始人洪堡提出寂寞孤独和自由，“学生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独，远离政治、金钱和权势。”洪堡对普鲁士国王进谏，希望国王不急于使用这些未成才的人，要为师生留一个自由空间，使其不被权势、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能够形成非常独立和完整的人格，将来才会成为国家栋梁。由于推行了创始人洪堡的教育准则，使当时落后于英、法等国教育的德国，一跃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北大毕业生、欧洲大纪元主编周蕾认为：“古代文官就是士，应有为谏言而死的勇气才能够担任，才称得上是真正为国家付出的文官。现在北大出不了思想家是受整个社会的影响。中国是管制太严的社会，是个不支持、不鼓励并打压有真实思想人的国家。在这样的体制下，很多有思想的人学会将自己的思想藏起来，慢慢地就会成为一种惰性，索性不去培养思想，完全依赖于别人的思想。”
“学校是培养国家栋梁之才的地方，让学生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如何掩盖自己的思想，到最后随波逐流，那不是育人，是对人文科学的扼杀，对国家前途的谋杀。那么当权者到底是不是在为国家着想呢，其结果就是朝中无人了。”
怪不得钱学森曾发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