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中共对中国公民的控制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不惜耗费大量资源，花的是中国人民的钱。前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民阵加拿大分部副主席苏明曾经出国讲学，却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他表示，中共怕谎言被揭穿，把对人民的控制当作头等大事，但现在控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德国讲学 监控随行
1984年，根据中德的一项学术交流协议，苏明以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的身份，与他的老师，一名历史学教授及社科院研究员去法兰克福大学讲课两个月，苏明负责助教工作。
这个学术代表团一行7人，只有3个学者，其余的4个人都是党务政工干部。苏明说，他们来自社科院及外交部，是代表团的领导，掌管着大家的护照。
那2个月内，他们被限制在大学里不准外出，每天都是从宿舍到课堂再到饭厅，三点一线不准越轨，否则随时会被送回国，还要背上个处分。
苏明说，有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你，下课后拉着你一起去吃饭，不允许你和德国的同行私自交流。学生来宿舍找你聊天，他们就会在旁边陪坐，有时会问一些愚蠢的问题。
德国周六及周日休息，这2天大家被留在宿舍里开会、学习。他说，就是读人民日报社论，批判资本主义，大赞社会主义。什么国内形势大好，农业丰收，老百姓很幸福，等等。
按苏明的说法，那时候出了国，“实际上还是在共党的大监狱之内被监控的更严格，时时被怀疑有不轨的想法，于是搞的是人人自危。”
“2个月的时间，法兰克福大学外面是什么样子，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我们一无所知。”
那时在德国，实际上没出过大学校园。他说，唯一的印象是，住的地方比国内旅店好很多，啤酒更好，在饭厅里还任你喝。就是觉得冤，哪都没去。
去年5月份苏明去法国的欧盟安理会，为了当年的遗憾事，就专程先去了一趟法兰克福，住了2天。他说，那城市很美，法兰克福大学其实离市中心才1公里，当年在那里2个月，什么都不知道。
苏明的父母在美国读大学，1948年前回国后就再也走不了了。他父亲也曾被派出国工作，但也是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护照是个什么样子，都是由被派出国的政工人员掌管。
他说，中共实施的是最野蛮、最黑暗的极权主义统治，把对人民的控制，当作是头等大事。
中共怕谎言被戳破
中共一贯标榜自己“伟、光、正”，它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及金钱，看起来是在维护这个“面子”。
一个学术代表团，安排4名政工人员看管3名学者，可能也只有中共才会付出这样的代价。苏明对大纪元说，那些政工人员可神气了。有机会出国，还是代表团的负责人，每天还有德国马克补贴。
他说，明说了，中共就是怕你逃跑，它会因此丢面子。“人家会问，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好好住着，要往外国跑？”
另外，从共产国家逃出来的一般都申请政治庇护。苏明说，你受过的迫害就会在外国形成文件。以后这些国家与中国交往时，可能就会谈到这些迫害的案例。
控制正变得力不从心
苏明认为，随着中共树敌越来越多，它对民众的控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他说，89年六四的大屠杀后发生的大清洗运动，据了解当时仅北京一地外逃的人就达10万人之多，都是根据当时共党中央发出的追查17种人的文件而受到整肃的人，随时都可能被捕入狱。另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由于亲眼看到了共党屠杀人民的暴行，从而看清了共党的真实面目和本性。
不少人从那以后站到了反共的立场上，以推翻中共专制，建立民主中国为大业。苏明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离开中国前是社科院副研究员。
他说：“中国没有把我当敌人，中国人民也没有认为我是敌人，把我当作敌人的是共党。那么对不起，共党就是我的敌人。”
苏明知道中共不欢迎他回国，2008年底，为了年迈的母亲，他去申请中国签证，结果拿到了，担心到中国入关会有麻烦，但什么也没发生。苏明解释说，它（中共）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了。
他说，过去这几年，他看到中共的控制能力下降很大。“实在管不了了，有时只好是睁只眼闭只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