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怡莲报导）目前，红歌正在中国大陆被中共官方宣扬。有人对此评价道：红歌唱得最响的年代，往往是中国最倒霉的年代。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认为，中国需要一种反省，那些文革时打过老师的学生公开出来道歉，因为他们反对唱红歌，反对中国搞红色文化，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方式。《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也表示，至今没有负主要责任者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道歉，红歌才会死灰复燃。
“红歌唱得最响的年代是中国最倒霉的年代”
红歌即“红色歌曲”，又被称为“革命歌曲”。在1949年后，尤其是“文革”中曾大行其道，如今，又在大陆被官方宣扬。教育家信力建在博客写道：红歌唱得最响的年代，往往是中国最倒霉的年代。当时不仅唱红歌还跳忠字舞，算得上十足的跳大神时代。
有评论说，红歌是什么，当它唱得最响亮之时，也是这个国家反文明达到整个人类历史颠峰之时，有哪个国家会发动对一种无辜的小鸟的战争；会砍伐珍贵的植被去炼一堆堆废渣；会一边宣扬亩产万斤，一边饿殍遍地；会为了忠于同一个组织，同一个领袖，去唆使未成年的学生充当刽子手，打杀虐待自己的老师，亲人……
学者：中国需要反省 道歉值得推广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向记者讲述了他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
他说，当时他所在大学仅物理系就揪出了34个反革命。“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打死和自杀的有十几个人。从美国回来的一位教授被打的跳楼自杀，还有的学生是跳井自杀。”
“文化大革命当中，知识份子很多人都受到冲击。我自己就曾经多次遭到过暴力，两年多的时间被关在学校里，后被判8年劳改。当时也给打的很厉害，双腿被打肿胀，裤子都脱不下来。”
《南方周末》去年曾在头版报导，一群当年殴打老师的红卫兵向当年被打的老师道歉。“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此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孙文广表示，整个中国需要一种反省。那些当年打过人的学生，勇于出来道歉，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一种行为。这种道歉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对文革的反思才做出来的，因为没有人逼他们去道歉。这种转变要有一个过程，即对那段历史持否定态度。
胡平认为：“这个罪恶谁也不敢去否认它，说它不是罪恶。所以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可以整个刺激和唤起与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历史的记忆，以及当今各种社会状况的对照。也包含了对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唱红歌的批评。”
孙文广还说：“现在整个社会有红潮泛滥的势头，文艺作品把过去都美化了。现在有人公开出来道歉，是因为他正面出来反对唱红歌，反对中国搞红色文化想要会到过去，可能他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他采取道歉的方式，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方式。”
“负有更大责任的人反而没有道歉”
胡平先生表示，很多在这问题上负有更大责任的人，由于他们的背景，他们反而没有道歉，红歌才会死灰复燃。“他们不道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道歉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年做了很大的错事，那他们就没有理由享受今天的荣誉和地位，恰恰这些人现在都混进了很高或比较高的地位。”
当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１９６６年8月5日，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据说，她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而当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是邓榕（邓小平之女）。
有评论说，学界把中共第四、第五代领导人戏称为“红卫兵一代”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们人生最主要的青少年时期，无不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文革一定在他们今天的执政倾向中打下深刻的“阶级的烙印”。
资料显示，中共第四代主要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文革初期都不是纯粹的逍遥派。作为血还是热的青年人，他们都是参与了当年的学生中的派别活动的。
在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中，习近平、薄熙来和李源潮，他们的共同特点是：1、太子党；2、都就读于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和上海最出名的中学；3、都是老红卫兵（薄和李）或认同老红卫兵思潮的中学生（习）。薄熙来在文革中是北京四中的高中生，文革中是最早的老红卫兵，据说还是以迫害平民出名的西城纠察队成员。
胡平先生说：“正因为这种背景，如果他们认错道歉，会强化人们对过去这件事情的记忆。而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光彩的，是不希望人们再想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象共产党过去几十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那么大的罪恶，照理说，台上这些人都应该充满内疚感和对中国人民的负罪感。但他们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哪有负罪感？有些人太缺少良知和自省的精神。”
有评论说，现在整个社会弥漫的价值迷茫与混乱主因之一，是因为没有勇气与智慧彻底反省与探究文革及专制意识形态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