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5月07日讯】好几年以前，曾看到过有文章提到中国的中低层人士已经产生了反精英情绪，一看到精英阶层有人倒楣，网上一片叫好声音。我记住了这一观察，但反精英情绪强烈到什么程度，对此却并无切身感受。上个月末在推特上有关“精英”一词的争论，却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情绪。
此次争论的缘起很简单。4月下旬，我在“面对中国未来前景的惶恐”一文中使用了一个分标题，“中国精英阶层的惶恐”。对精英这个词的使用，一些推友有意见，大致可归纳如下：
一、中国没有所谓“精英”，就像它也没有贵族。
二、“精英”这词本身不妥，暗含只有这些人是社会精华的意思，宣传一种傲慢和不平等。
三、中国的精英没有道德，所以不能算是精英。更有比较极端的意见，认为拥护共产党就不能算是精英。
四、彻底颠覆“精英、草根”及原有的社会分层话语系统。一位推友干脆就说：“什么精英草根的，那是你们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匪区分五等，大土匪，中土匪，小土匪，屁民和冤民”。
尽管我向这些推友解释：任何研究都需要一套话语系统，研究者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见时必须借用这套话语体系。“精英”其实只是与“草根”相对应的一个词汇，其定义很简单：受过良好教育，占有政治、经济及文化资源，并无道德含义。更何况，为“精英”一词赋予道德含义，会让人们在使用这词汇时产生困扰，比如一些上层精英一旦有了道德缺陷，比如包养多个情妇、贪污腐败等，难道就能因此将他们贬入“草根”阶层？如果弃用精英、草根、上层、中层这一社会分层的话语系统，研究写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就会变成这种范式：“开篇：界定中国各等土匪之内涵外延；第一章：中国大土匪的属性，第二章……”，这在学术研究上是不可行的。
讨论者也意识到这种颠覆话语系统的事情说说也就罢了，真要行之于世也太困难。但是好几位推友仍然认为用“精英”一词是抬举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层，于是以张艺谋为例，认为他只能算“精”（精于算计），但未必是“英”（即“人之英华”之意）。
但是我对推友们否定中国精英存在的倾向很感兴趣，因为这是转型期社会情绪的一种折射。在我看来，这种情绪至少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未能肩负他们本应承担的责任。任何社会都有本社会的精英阶层，但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个异数。首先这是缘于毛泽东本人有严重的反精英情结与反智倾向，即使在他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之后，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从革命者到执政者的心理转变，那句“文革每隔七八年要来上一次”的名言就是这种反精英情结的反映。其次，毛领导的革命本身就是消灭社会精英的革命。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毛泽东那套“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圣谕才被国家建设需要人才的现实完全推翻，“精英”一词也就慢慢地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及各种评论文章里了。
可以说，80年代直至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由草根上升为精英的通道是畅通的（许多省部级、厅局级贪官，包括学者型大法官黄松有都出身于农家或平民家庭是证明）。“精英”一词也被赋予中国式内涵：被衍伸为“在某个方面对社会、国家有突出贡献甚至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和国家前进方向的人士”，民间的俚俗解释就是“有本事、能耐大的人”。此时无论是精英还是非精英，都一致认定精英阶层理所当然地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精英一词的使用是正面的。
但随着90年代的改革堕入权力市场化这条不归路之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就逐渐痞子化，精英阶层利用权力瓜分掠夺公共资源且越来越肆无忌惮。无数事例表明，政治精英与腐败密不可分；经济精英与权力勾结瓜分资源且毫无社会责任感；知识精英为政治经济精英代言而毫不知廉耻。精英阶层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拒绝承担责任，底层民众毫无权利还要被精英阶层掠夺轻视。其结果造成精英阶层公信力下降，草根在道德层面上对精英阶层持否定态度并产生反精英情结的主要原因。
二是精英产生的机制有严重问题。买官卖官成了官场升迁的不二法门（女干部则被讥为从床上培养）。随着就业机会日益稀缺，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一现象使得中国的大学丧失了“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功能。就业的竞争成了就业者家世背景的竞争。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曾经畅通的社会上升管道已经变得非常狭窄。从精英产生的机制来看，中国正在向身份型社会复归（即精英选拔是以血缘为标准）。
很早以前，我就注意到两种阶级观念。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精英阶层）抱持否定态度，并崇尚以暴力为手段推翻有产阶级然后取而代之。在社会上升管道梗阻的社会，社会中低层上升无望，则容易产生对精英阶层的怀疑与仇视，这种极度的社会紧张状态就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产生的温床。另一种是凡勃仑的观念，他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认为底层对上层的羡慕，通常表现为希望自己通过努力也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员。在社会阶层流动管道畅通，底层通过努力能够获得上升机会的社会，社会低阶成员可以实践凡勃仑的阶级上升意愿。
综合以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使用“精英”“草根”这类名词，而是要改变精英阶层有特权无责任、平民草根无权利有义务的不平等状态，打通社会上升管道，消除社会紧张与阶层对立。
原载《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