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17日讯】90多年前，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曾经发生过一桩并不十分严重的抄袭事件。抄袭人是相对守旧的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字彝初，又写作夷初，号石翁、寒香、石屋山人、石屋老人。他在民国时期不仅长期担任北大教授，而且先后三次出任教育部次长。1949年之后，他先后担任教育部长和高教部长，是政学两界左右逢源的一位传奇人物。
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创刊号发表《出版界评：马叙伦着〈庄子札记〉》，其中写道：“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例如，卷十八，五至八页，释‘种有几，……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节，所有胜义，皆取自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七八两页。……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言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在傅斯年看来，马叙伦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庄子札记》中，抄袭胡适在同一所学校授课的讲义而不注明出处，假如只是放在家里当作“自身修业之资”，是应该被称赞为“精勤”的。但是，马叙伦把《庄子札记》公开出版，并且示意学生购买研习，甚至于在叙目中采用“炎炎之词”自我表扬说，“仆既略涉‘六书’，粗探内典，籀讽本书，遂若奥衍之辞，随目而疏，隐约之义，跃然自会”；这样就构成不可原谅的抄袭事实。
1月11日上午，与马叙伦同为浙江籍北大国文系教授的钱玄同，到学校上课时见到《新潮》创刊号，在当天日记中给予肯定：“大学生所办之《新潮》杂志第一册已出版，中以傅孟真、罗志希两君之文为最有精神。傅评马夷初之《庄子札记》，罗评林琴南之译小说，都说的很对。”1月12日，钱玄同日记中另有“访豫才兄弟，半农亦在”的记录。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半农来，旋去。晚玄同来谈，十一时去。”
孟真即傅斯年，志希即罗家伦。“豫才兄弟”，就是寄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就是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加以宣传的“周氏兄弟”。1月16日，鲁迅日记中出现给许寿裳寄《新潮》，并且替周作人给张梓生寄《新潮》的记录。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专门表扬《新潮》“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由此可知，当年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对于傅斯年公开揭发马叙伦的抄袭丑闻，是持赞赏态度的。当年的北京大学，并没有就马叙伦的抄袭事件进行处理，马叙伦本人也没有就此事进行公开回应，这桩抄袭事件因此成为没有结局的老旧故事。
1947年，62岁的马叙伦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自传《我在六十岁以前》，再一次采用“炎炎之词”自我表扬说：“我在北大仍取教书不问别事的态度，……可是，事情找上我了，‘平地一声雷’的‘五四运动’在我埋头写书的时候爆发了。……长长地十几年里，教育、革命、抗战虽则说不上是我领导着，我也不客气地承认我是关系人里面重要的一个。”
与此同时，马叙伦通过揭发傅斯年、罗家伦，为自己的抄袭故事续写了一段尾声余韵：一天晚上，马叙伦突然接到教员休息室的工友打来电话，通知他到学校开会。来到学校，他看到“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老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字，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钜子’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的大名。”此情此景中，马叙伦向陈独秀以前的学生、安徽籍北大教授刘文典表示说：“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刘文典听了转身便走。第二日，刘文典告诉马叙伦，陈独秀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教训一顿，“果然，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
事实上，北大南迁，只是蔡元培远在上海的老学生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在1919年5月22日致胡适信中，提出的一种“密告同志”的备选方案。这个备选方案从来没有落实为北大校内的签名活动。北大前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3月26日，就已经被同为浙江人的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排挤离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的6月11日，他又因为散发传单被捕入狱。以他当时的身份处境，是不可能随意教训傅斯年、罗家伦的。马叙伦如此编造历史故事，显然是为了报复傅斯年所揭发的抄袭丑闻。
敢于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马叙伦，是无论如何不会满足于学术研究与学术抄袭的。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他勇往直前地冲到一轮又一轮学潮政潮的最前沿，从此成为几乎以发动学潮与政潮为专门职业的弄潮者。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0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