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评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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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6月28日讯】中共多次政治运动的特点均包括扩大化和血腥化。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超过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71万2千人被杀,有人估计至少有100万到200万人被处决。韩战爆发,让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的机会“千载难逢”。毛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还给各大城市和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统计: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美国之音报道,“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三大运动之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给予“镇反运动”基本正面的评价,称“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却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轻带过。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 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



“镇压反革命”处决大会。(网络图片)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为镇反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错抓错杀的现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收敛,毛泽东也指示放松。

1950 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在毛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毛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共认为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等大城市和各省省城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要求“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 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3 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

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毛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

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肆宣传杀人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杀人如麻的后果:百姓惧怕共产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 、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者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也说:“经过这些‘三反五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这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社会就乱了,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压迫性政权,但是说,哎呀,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的政权,那中国就乱套了。 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责任编辑: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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