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7月20日讯】从1921年到2011年已有90年了，生活在这90年里的人们很难说是幸运的。这无论是中外都是如此。因为这90年中，前80年都属于上一个世纪，这是一个是战争与奇迹共存的世纪——而战争则使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最残暴、最野蛮的世纪。生活在这90年里的中国人当然不会例外，经历了世界大战之外，我们还经历了国内战争，其悲惨、残暴、野蛮绝不在他人之下。更何况，我们还经历了土改肃反、三反五反、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文化革命这些空前绝后的灾难，中国人所受的煎熬，是他国人难以承受、难以想像、更难以理解的。虽然他们也经历过最悲惨、最残暴、最野蛮的20世纪。
过几天就是中共建党90周年，作为一个政党，纪念自己的诞辰，需要歌功颂德，需要自我表扬，情理之中；但这90年——至少在上个世纪的近80年的血雨腥风，注定中共的功德——如果有的话，都无法掩盖那么多的残暴和野蛮。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承受的苦难，中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历史最终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如果把中国人所承受的那么多苦难视而不见，我们这个民族的煎熬何时是尽头？如果把那么多的悲惨、血腥、野蛮引以为中共的成功，那中共的成功就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失败！我们没有理由为人民的失败欢呼，没有理由为人民的失败而歌颂。而是清醒、理智地了解这九十年的真相，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而不是捏着鼻子哄眼睛，说自己如何如何的光荣、正确、伟大。这才是一个现代政党走向成熟的一步，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中共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和苏俄、和史达林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之后的发展和崛起，也和苏俄的支持密不可分。这个问题在20年代就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被视为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讲苏俄和中共的关系，绝不是讲他们间联系本身，而是讲这种联系给中国社会已经造成和将会造成的后果。事实上，在中共相当一段历史里，和史达林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史达林主义对人类所犯罪行，包括了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925年10月，徐志摩等人在《晨报》组织展开了“苏俄仇友”的大辩论。在讨论的前言中明白无误告诉了读者：“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的。”
张奚若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中写到：“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不是敌人是什么？”“照苏俄现在的手段办下去，我满保你不要几天中国社会将完全变成了流氓捣乱的局面”。
梁启超在1927年初在一封家书中写到：“共产党横行，广东不必说了，（广东完全变了外蒙古，鲍罗廷即唯一之主权者。）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产党胁迫。其手段在闯入工场，打毁机器，或把烧火人捉去。现在到处发现工人和共产党闹事（因不愿罢工而打），实是珍闻。……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强盗、小偷、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成了俎上肉。……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他还对此预言道：“若共党派胜利，全国人真不知死所了。……当他们的计划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
果然不出梁启超等人所料，中共在建政后的所作所为，其野蛮和血腥的程度，远超出20年代知识界的想像。在经历了土改肃反、反右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文化革命这样的苦难之后，使人不得不佩服梁启超、徐志摩、张奚若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份子的政治远见。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史达林加秦始皇，只是他比史达林走得更远。因为毛泽东的一意孤行，中国在暴力政治、血腥政治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走到了文革那里。一场浩劫的降临，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摧毁了这个民族。这场灾难之所以称为浩劫，不光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更是将中国人置之于死地。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这相对安定的三十年。
改革开放是什么？首先是把中国人从那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中解脱出来，从毛泽东、史达林的政治模式中解脱出来。没有这个前提，之后的任何一步其实都是很难跨出去的。不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取消人民公社；无论是打破计划经济，还是鼓励民营企业都是如此。中国人之所以能在这些年喘口气，吃口饭，就在于取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压迫，远离了史达林、毛泽东的政治模式的血腥。你可以说是这是经济改革的成果，没有错；如果没有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党内成千上万的干部、平反右派、给地富摘帽、取消人民公社；党内党外依然惶惶不可终日，这经济改革的哪一步能走得出去？经济改革之所以能走出来，就是对人的解放的结果，是政治变革的结果，而不是其他。这一点和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并没有什么不同，西方也是从人的解放、政治变革开始的。
人们为什么认同胡赵时代？其关键就在于他们从不同角度做了解放人的工作，做了政治变革——哪怕是有限的变革。使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从毛泽东野蛮政治的苦难中走出来。即使对邓小平，虽然他后来出昏招、捅篓子、酿悲剧；但走出毛泽东、史达林血腥政治的艰难一步，他依然是功不可没。
毛泽东、史达林模式的政治是野蛮政治，是中世纪黑暗的复辟。即使对资本主义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倒退和反动。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后发国家——其实就是那些没有接受工业文明洗礼的落后国家；相当一部分都以社会主义为幌子，顽固守望中世纪的政治黑暗。毛泽东、史达林如此，纳赛尔、卡扎菲也是如此。他们无一不是独裁者，他们国家无一不是员警专制国家。他们无一不宣称自己是资本主义的敌人，无一不是宣称自己先进社会制度的代表，而实质上，他们所代表的只是中世纪野蛮的政治理念，代表这个世界的反动势力，以落后向先进挑战，以野蛮向文明挑战。疯狂地维护专制主义的领地，维护中世纪的黑暗。
2010末到2011年初北非突尼斯爆发了茉莉花革命。很快，这场革命席卷了阿拉伯世界，埃及、也门、约旦、利比亚、叙利亚纷纷出现了反政府抗议示威，矛头直指最高当局，而他们几乎无一不是独裁者，因此也有人把这称之为后民主主义革命。不论给这场革命冠以什么样的名字，其实都可以理解为摆脱中世纪政治黑暗，走向现代文明的一步。文明发展的总趋势决定了，进步一定会战胜落后，文明一定会战胜野蛮。
按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已经爬出了毛泽东血腥野蛮政治的泥潭，为什么在走向康庄的三十年后，又拼命把自己捆绑在毛泽东、史达林的战车上？使之成为野蛮政治最后一隅。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野蛮政治是中共一笔政治负资产，这无论对内政外交都是如此。之所以如此的内外交困，政治上的倒退是一个根本原因。在北非中东的革命掀起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之时，竟如此的惊惶失措，就在于背着专制独裁的包袱放不下。这种惊惶失措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这个政权的野蛮落后性质。
其实，就是在老一辈共产党人里，也是要为民主而战的，党内那些两头真的干部表达了这层意思，元老级中也有人表达过类似意思。这篇文章的标题用的就是陈毅诗中两句：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共产党元帅，在他最艰苦、最危险，可说是面对死亡的时刻，都能那样真情地拥抱民主，这些坐享其成的新共产党怎么就那么恐惧民主？不要民主要专制，不要文明要野蛮，最终还是抱住毛的僵尸不放，不把把亚洲第一共和国整成专制政治最后领地不罢休。一个危机四伏，并堕落到以绑架公民为人质的下流政权，被历史所抛弃的日子还会远吗？
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到今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苏联和东欧的革命说明了这一点，茉莉花革命更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一点对中国来说绝不可能是例外。无论你的宣传机器如何的颠倒黑白，你的智囊如何绞尽脑汁；无论所谓的社会主义，史达林主义、还是卡扎菲主义，任何形式专制独裁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而只有这一天的降临，中国才有真正的未来。
——《动向》杂志2011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