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8月11日讯】1870年，“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获清政府批准。历史上的今天，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幼童留学生赴美，开启中国历史上官派留学生先河。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学习。尽管这次官派留学后来中途夭折，但这批留美学生日后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杰出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20世纪后期至今，中国学子出国留学热潮一直高涨；但因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及人文环境等各种因素，逾百万中国留学生“学而不归”，流落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清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赴美
1868年初，“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向清政府提出他的留学教育计划：选派少年出洋留学，先以120名作实验，每年派30人，4年完成；限12-15岁的男少年，学习期限15年; 在美国设立留学生事务所，设正副监督官，管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从海关收入中拨出一定的经费，作为留学生的费用。这个“计划”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1870年获清政府批准。
1871年，容闳在上海开始招生，被选派少年先在上海进预备学校，补习英文。当时人认为出洋留学吉凶难测，留学生全是平民子弟，没有皇室官僚子弟。
1872年8月11日(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由陈兰彬任监督，容闳任副监督，率领第一批学生梁郭彦、詹天祐等30人启程赴美，学习外语，科学以及技艺，开始了中国近代历史最早的大规模官派留学的先河。此后每年派遣30人，至1875年，120名留学生派完。
留美幼童在出国之前，必须先在上海的预备学校学习，通过中英文的考试，并且幼童的家长必须写下保证书。抵美后的幼童，被分配到54户美国家庭（其中康涅狄格州34户，麻萨诸塞州20户）中生活，先由美国老师负责教养监护，每位美国老师负责两个或者是四个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里接受补习。幼童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成为他们就读的各个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群体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令美国人惊叹不已，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过美式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再穿长袍马褂，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不少幼童更把脑后的长辫子剪掉。一些幼童受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幼童学习西方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中华儒家经典文化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不大遵守，进而认同个人权利、自由、民主等先进理念。他们与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参加各类体育活动……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派视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由于保守官僚不断地上奏、诋毁幼童留学的种种流弊，最终导致1881年9月6日清政府下令，全体幼童即日回国，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当时，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祐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学业，其余的大多数人还在中学学习。
“留美幼童”的杰出成就
这一百多名留学生尽管被迫中断留洋学业，但这几年异常珍贵的学习机会使他们打开眼界，认识到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现实，看到了清政府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回国后的留美学生参与了中国最早的电报、矿山、铁路的建设。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历经了1884年中法海战和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为国捐躯。直到20世纪初，这些当年的留美幼童纷纷成为朝廷重臣，活跃在铁路、电报、矿冶这些新兴产业。在外交领域，他们更是当仁不让地代表大清国，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詹天祐，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祐考取了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成为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一百余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詹天祐是获得学位的两人其一。他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
吴仰曾是第一批“留美幼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矿治系深造。回国后任矿冶部门的技术工作，开平矿务局副局长。开平矿务局是洋务派所办的采矿业中最有成绩的大矿。
唐绍仪也是第一批“留美幼童”，后来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促成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并就任清政府总理总办、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国民党政府官员。并且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复旦大学创办人。
唐元湛是赴美留学的第二批留学生之一。归国后任上海大北电报局局长，清朝最后一任上海电报局总办，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当时的西方人评价：“他们所获得的知识使中国开展了现代通讯，并因此可以说电报系统摆脱了外国的政治干预。”
在这120名赴美中国留学生中还有，中国第一位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华裔律师张广仁、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晚清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中法战争中英勇殉国的薛友福等。
据初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现代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晚清的历史舞台上，从此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
容闳：“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
容闳是广东香山县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因其主导的美国留学计划，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少年时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只好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在美国，容闳先入中学，后在耶鲁大学半工半读学习英语文学，靠奖学金和打零工完成了学业。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
1854年11月，26岁的容闳谢绝了美国友人的挽留，经过3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回国后的容闳先在广州学习中文，后到香港谋生。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他曾经积极游说过太平天国领袖，但未被采纳。后来，他又来到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最后投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
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曾国藩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兵工企业。兵工厂中使用了大量的外国机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于是容闳就有了用武之地，并得到曾国藩的重用。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1870年，曾国藩到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由容闳担任翻译。
在与曾国藩的接触中，容闳大胆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对此，曾国藩非常赞同，并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二人在奏折中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和陈兰彬等人负责此事。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后，由于对洋务派失望，容闳于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戊戌变法时期，容闳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之后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日子），公订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中国三次留学潮
在洋务运动时期留学教育兴起以后，中国产生过三次留学高潮。第一次留学潮出现在20世纪初，以留日生为中心；第二次留学潮在五四时期，以留美、留法、留苏为中心；第三次留学潮为20世纪后期1978年以来至今。
据相关资料记载， 第一次留学潮出现于20世纪初年，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直接为辛亥革命做了人才和思想舆论的保证。第二次留学潮和第一次留学潮间隔仅10年左右，就在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这次留学潮以留美、留法、留苏为中心。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迫使许多学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出国留学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推重科学、民主，更新观念，吸收世界新文化是多数年轻留学者的追求。这两次留学大潮，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造就了层出不穷的思想、文化、政治、军事和科技等各领域人才。
中国第三次留学潮为20世纪后期1978年以来至今。据2009年中国教育部的信息，1978年以来，中国共有139万人以公费和自费等方式出国留学。在所有出国留学者中，目前只有39万人返回中国，占总数的28%。
截至2010年底，中国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数超过127万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留学生来源国。除规模庞大外，当前中国留学人员群体还呈现出其他几个特征：留学人员的类别多样化，出国留学人员已由以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为主要群体，发展成为目前以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为主要群体。据统计，2010年度中国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占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的93%。
留学人员分布也相对集中，目前中国在外的127万名留学人员分布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其中在美国、澳洲、日本、英国、南韩、加拿大、新加坡、法国、德国和俄罗斯10个国家的留学人员占在外留学人数总数近91%。
有专家分析导致中国留学生“学而不归”现象的深层原因，除了发达国家综合因素的“拉力”诱惑外，中国国内环境的“推力”作用更让中国留学生“望而却步”，比如，中国国内单位只做表面文章，忽视创业投入；唯长官意志是从，用人机制有失公允；没有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国内知识份子待遇偏低等；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自然及人文环境等都让中国留学生望而却步、“学而不归”。
附50余名进入美国著名学府深造的“留美幼童”名单
耶鲁大学：詹天祐、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注：容揆和谭耀勋是抗拒“召回”，在大批幼童回国后，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麻省理工学院：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等人。
哈佛大学：丁崇吉。
哥伦比亚大学：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
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
（责任编辑：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