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8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梁维拓英国伦敦报导）自2004年11月19日《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截至2011年8月7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亿。各界民众对此反响热烈，1989年“六四事件”参与者邵江博士称退党勇士应该载入史册，并呼吁更多的民众主动加入退党大潮。
“退出中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现攻读伦敦西敏寺大学社会政治学的邵江博士表示，“三退”人数超过一亿，是中国人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体选择，民众的“三退”举动，从一个层面上讲，可视为是一种对中共表达的抗议行为。他说：“在公民抗争的过程中，对专制政权的批判、不介入到它规定的制度范围，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你使用积极的方法，去脱离它给你规定的这种社会方式，这不仅是从组织形态上脱离，也是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脱离，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
他剖析说：“当你说我要反对一个专制、我要跟它有所不同的时候，你不要遵守它给你所规定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他给你的一种便利的社会条件。因为这有可能就会使你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你也会变成这种专制的统治工具的一部分。”
“你在这个政党里、在它所规定的组织和团体里，你会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你什么都是组织的，生活方式是组织的、思维方式是组织的、行为方式也是这个组织的，那么它让你去做恶，你也就跟着这个组织一起做恶。所以，声明退出中共是个非常好的形式，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抗争方式。这就是其所具有的最大的意义。”
“维护道德良知的选择”
邵江认为民众“三退”不仅是民众自我精神的自救，也是让中共体制瘫痪的途径。
中共实际上是以欺骗的方式，把一些相对而言对这个政权不了解的人、年轻的人，或者对其他人所遭受的迫害漠不关心的人，夹裹所有的人和这个政权一起做恶。退出中共，不仅是在精神层面退出，你本身的行为方面，甚至是思维方式也应脱离它。“你本身身体方面的脱离，你就不只是精神上的脱离了，行为方式也是一个脱离。”
邵江说：“公民抗争有两个很核心的要求：一是你要主动。主动就不是这个政权施加给你迫害的时候，你才开始反抗。而是指你认识到这个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一个非常反人类的政权的时候，即使这个政权没有将苦难加注到你个人的身上，而是加注到别人的身上，你也应该去反抗。再有，你需要系统地去反抗它。这是你在挑战自己，你要继续不停地去反抗这个制度，找出有效的方法，让更多的人一起参与挑战，这就是公民抗争的强度问题。”
邵江认为声明“三退”是一种积极抗争的形式，也是民众道德良知的选择。他说：“比如你家的房子被拆了或者土地被剥夺了，我要上访，这个行动有点消极。积极的举动是，你看到这个暴政就去行使你公民的权益。最低底线就是你不要跟中共作恶、被它夹裹，避免成为它的人质，要做出一个选择。”“只有让它这个镇压的幅度和能力瘫痪，那么在长期的抗争过程中，才能真正地保证所有人的权利，才有可能慢慢形成一个民主转型。”
“公民意识”自我觉醒的精神运动
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邵江表示：“当时（1989年）在听到大屠杀消息之后，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一些人直接贴出大字报或者直接给中共发电报，要求‘退出中国共产党’，但是人数不是特别的多。而且，以这种公开形式实施退党的人数，也不是特别多。”
而今天上亿人都参加到“三退”大潮之中，这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体选择。实际上也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为未来保证人权和建立民主。
他认为作为一个公民的重要指标，就是明白什么是公民应该选择的、什么是不应该的，可以说它是一个公民的契约和公民的道德准则，也是成为公民的一个特征，这是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
邵江表示，必须结束中共的统治，否则更多的中国人也会受到迫害。退党就是一个有效的抗争方式。 “因为这就是和这个专政和暴政不合作的立场。”很多人都淡忘了共产党统治的前期，50年代、60年代，直至是89年“六四屠城”。但一直也有人在和中共暴政抗争，有的也采用了退党这种形式，但没有形成今天这样亿万人的退党大潮。这是中国人道德良知的选择和自发的精神觉醒运动，从2004年底，一直坚持下来，也是很了不起的，邵江说：“退党勇士应该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