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8月09日讯】伤亡惨重的7-23动车追尾事故已过去半月。事故发生得极其荒唐，而处置过程中出现的怪现象：迫不及待粉碎和掩埋车头，两天后又挖出深夜运走；逼家属签约，先签有奖、凭火化证明领钱……，比追尾本身还令人费解和错愕。28日，温家宝总理在事故现场向全社会承诺彻查，表示调查一定要做到全过程公开透明、调查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
然而，如果调查组本身缺乏独立性，“调查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只是一个无法兑现的善良愿望。正是在至关重要的独立性问题上，国务院任命的调查组难以取信公众。实现公正调查的必要前提之一，是利益相关者回避！且不说涉事的铁道部是国务院所辖机构，由国务院任命调查组，这种产生路径就很难避免公众对调查客观中立存疑。调查组成员构成更加深公众的怀疑。一位铁道部副部长进调查组，已经严重违背任何独立公正调查的基本前提；而专家组8名专家，至少夹带4名涉“铁”成员。这样的调查组构成，无异于自己调查自己，跟政府自体监督是同一个逻辑。如果说自体监督格局下的反腐逃不脱越反越腐的宿命，自己调查自己也注定既不会有调查全过程的公开透明，也不会有令人信服、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调查结论。
迄今为止，国务院任命的调查组没有任何行动让公众感到调查过程是公开透明的，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是不是在认真调查？从7月29日至31日，凤凰卫视新闻主播连线在温州的记者时，记者连续几天表达不满，说：温总强调事故调查处理的全过程要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但几天下来，没有迹象表明调查过程公开透明，调查组连发言人也不设立，根本不向记者通报每个步骤的调查情况。记者在温州货运西站外面指着站内一长列用绿色油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六节车厢，告诉主播：出事车厢由武警严密把守，无法靠近。据他观察，严实遮盖的车厢丝毫没有被打开过进行调查的痕迹。周围居民也证实：一直就这样，没有打开过。然而，对出事车厢及时进行认真查看、取证，应该是调查组第一要务，24日把出事车厢从事故现场运到货站，铁道部方面给的理由就是为了方便调查。眼前的事实却不能不让人怀疑：连过场都不走，这样的调查与忽悠何异？！
如果考虑到调查组的成立路径和成员构成，出现这种情况，就不奇怪了。如果进一步对专家组成员的涉“铁”背景和他们的言行稍加了解，还可对此有更清醒认识。
来自北京交大的唐涛既拿着铁道部的钱做项目，又是铁道部重点实验室“铁路运输自动化与控制实验室”主任，此外，还是辉煌科技的独立董事，辉煌科技是铁道部指定企业、高铁信号监测系统和防灾安全系统供应商，就人们目前所掌握信息，导致7-23事故的直接原因，恰恰聚焦到信号检测系统和防灾安全系统。同样来自北京交大的纪嘉伦教授身兼中国铁道学会运输委员会秘书长，双重身份的纪嘉伦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京沪高铁的设备质量、防灾、运行和维护赞誉有加，叫人们放心。但京沪高铁7月1日通车以来事故不断，他给的这颗定心丸，人们无法下咽。身兼“国家铁路建设高级顾问”和“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多种要职的王梦恕院士跟铁道部的关系更不寻常。去年4月，就日本业界人士对中国高铁安全性的怀疑，他打包票说中国高铁在控制系统、信号系统都很成功，能保证后不追尾、前不撞车。7-23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第一时间宣布是雷击造成事故，王梦恕则很快提出可能是司机失误。前者归罪老天，后者指向殉职司机，铁道部和王院士思路酷似，所指对象都无法自辨。这位身为专家组副组长的院士，无论是他跟铁道部的利益关联，还是急于撇清动车系统设计、质量问题的表态，都不能不引起公众对他的广泛质疑。信号系统问题暴露后，王梦恕一改为信号系统打包票的说法，称“磨合不足，信号系统失效是正常的”。前后说法反差巨大，且对事关乘客生命安全的环节，轻飘飘用“磨合”、“失效是正常”来打发，不能不令人质疑这位专家有没有伦理底线、是不是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这些涉“铁”背景的专家跟涉事的铁路部门过于密切的利益关联，事实上是共进退的利益共同体，如果要人相信他们能超脱这层关系而秉持中立立场作独立调查，不是欺骗，就是对人性抱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一些专家事故后的言论让人想起历史上从来不少见的那种角色：当权力作了恶，他们在后面小心抹掉作恶痕迹；抹不掉，也要千方百计遮盖起来。而7-23动车追尾事故调查组中一些专家，要抹掉、遮盖的还有他们自己的责任。
调查组成员构成已经使它的公信力严重不足。网上热传的王梦恕接受新京报电话采访，还让人感到调查组成立过程如儿戏。这一感观，得自这段不长的电话访谈所包含的重要信息。如，安监局一个电话通知，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上面”指定，他便有了专家组副组长身份，这样的任命无疑走的是饱受诟病的黑箱操作老路；安监局也好，神秘“上面”也罢，不会不了解王梦恕跟铁道部的利益关联，指定他为副组长，成立这个调查组的诚意就令人怀疑；王梦恕在动车追尾事故后短短几天的时间安排——马不停蹄从成都到北京郊区再到张家口，3号又将赴日——，既呈现出我国一些专家时间、精力耗在飞机上、宾馆里、会议厅（当然也少不了交际场合）的典形状态，还告诉人们，作为调查组副组长，态度十分消极，不仅没打算去现场，连调查组会议，他的态度也是能不去就不去。言谈中，这场事关两百多人伤亡的事故调查，对他来说是负担。而那句引起哗然的名言——“不去现场照样可以分析”，印证了凤凰台记者在温州货运西站的观察，让人不能不怀疑调查马虎而不可靠。
前天，国家安监发言人黄毅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正对事故原因、性质、责任进行紧张、有序的调查，调查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布。可是在调查组目前的人员构成及神秘运作情况下，公众凭什么能相信调查是在紧张有序进行中呢？何况，专家组副组长不到现场调查取证却到处参加与调查无关的活动，跟“紧张有序的调查”，也反差太大。
由于调查组成立路径和成员构成使其公信力先天缺失，有法学家强烈要求启动宪法第71条，由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理论上，这是正道，但在人大与行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交叉、利益重叠的现实格局下，经由这个途径成立的调查组也很难避免同样问题。而且我国政治现实下，要在国务院已经任命的调查组之外另起炉灶，是不可能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通过成员增减来矫正现有结构。减，是实行回避制度，铁道部官员及所有涉“铁”背景的成员离开调查组；增，增补身份超脱于国内官学商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漩涡、有责任心，且具备跟本次事故调查相关的知识和经验的成员。
日前致信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加入“7.23”动车事故调查组的港区人大代表、前九广铁路公司主席田北辰，实为理想的增补对象。尽管他们也许受多方掣肘做不了什么，但调查组渗进这样的成员，至少有利于公众了解真实情况，而有力度的公众监督，是离不开对真相的了解的。
2011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