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15日讯】（本文转自258期【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共有四篇文章。
# 民国百年说辛亥
# 大陆学人看民国‧土改篇 — 台湾的和平土改
# 大陆学人看民国‧人物篇 — 台湾的几位民国人物
# 大陆学人看民国‧历史篇 –“四一二”清共的历史之功栏目 ）
民国百年说辛亥
文 ◎ 还学文
共产党至今坚持一党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阶级斗争，不松口也不松手。
跟共产党协商宪政，无非自欺欺人。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史表明，共产党体制不可能自身改革，只能以外部革命取代。
2011年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台湾、香港、大陆、旧金山、檀香山、美国、日本、欧洲，当年孙中山先生所到之处、今日华人所在之处，都在纪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日子。
辛亥距今已经一个世纪了，对于今天的中文读者，尤其是对于1949年之后在大陆共产党政权下成长的几代人，辛亥话题依然意趣盎然。民国人物——无论是民国 38年远走海外的，还是1949年留在大陆的——如今凋零已尽，他们已经走入历史，沉默无语，无可听闻的历史；加之共产党宣传的禁锢，说“民国”在大陆至今仍然呈现为历史的断裂毫不为过。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不过13年，却令中国跨越了一个历史的门槛进入现代。
身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荣耀却也汗颜。“六四”过去20多年了，20年世界变化了许多：20年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集团不再；20年后非洲人崛起，呼唤自由、挑战专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国家依旧，共产党依旧独踞庙堂之上，较之百年之前，社会更加腐败、政治更加黑暗。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是否，在百年之后，我们失却了先人的境界也少了先人的眼界？
辛亥革命——由维权引发的革命
一系列屈辱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唤醒了人民的主权意识，1903年川督锡良上奏清廷，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次年即告成立。清廷积弱无以负担巨额承建资金，川汉铁路遂改官商合办，再改商办。商办公司不借外债、不招外股，资金以“租股”为主，随粮征收，直接来自农民和地主；另有士商私人认购之“商股”，源自地方财政之“官股”与投资基金之“公股”。
1911年5月9日清廷谕令铁路收归国有，地方集资概不退款，偿之国家铁路股票，一纸上谕尽夺四川各阶层人民的利益。铁路股东及各界团体立即在成都集会反对，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各州县、乡镇、街道、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众至数十万。
四川各族、各阶层人士踊跃投入保路运动，基督教徒、僧尼道、回族同胞、羌族土司都参与其中。
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还通告全川不纳粮税，全省响应，抗捐抗税席卷全省。
9月7日川督赵尔丰接清廷电令“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封了铁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捕了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的首领。成都数万群众聚集总督衙门请愿示威，清兵当场开枪击毙示威者30多人，造成“成都血案”。
同盟会员把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报各地；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围攻省城，率先起义；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事，把关夺隘，攻占县城。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湖北防务空虚，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此后两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15个省市，先后宣告独立，致使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王朝，却可说是一场维权引发的革命。
同盟会居功至伟
从5月份成立同志会保路到9月份“同志军”起义反清，其间只有四个月时间：“保路”运动一呼百应，因为它牵涉四川全省士农工商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川人坚持“保路”不让步，因为他们不相信腐败清廷的“国家铁路股票”会兑现；保路运动从省咨议局发起，川汉铁路股东会号令全省抗粮抗捐，因为朝廷不经省咨议局擅收川汉铁路有违“钦定”宪法。“保路”运动一经发起即席卷全省，势不可挡。
民气可用！同盟会不失时机地介入，借名保路、发动革命。同盟会联络四川民间会社9府140县哥老会首领聚义，改保路“同志会”组保路“同志军”，准备武装起义。“成都血案”发生当日，同盟会又以“水电报”将“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全川，各地速起自救”的信息投入锦江、漂流全省，联络各地同志军起事。
说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是趁湖北新军入川之虚，得四川保路烽烟之利；这话固然不错，然而机遇从来只垂顾有备而来者。不必说保路，从维权到起义同盟会一直从中推动，便是革命党反清的武装起义，自甲午到辛亥16年间，也是年年起事，不曾间断。滴水穿石，武昌起义的成功断非偶然。
当今堪与当年相比的，有50年来建立和成熟的流亡藏人的民主政府，有自99年迫害以来稳健成长和壮大的法轮功——独立的、反抗的、民间的团体。海外民运团体虽然组织分散，但理念并不相互冲突。这和晚清有十分相似的特点。
晚清的新政与共产党的“开放”
一百年前，中国处于大变革之中。知识精英不忍见国家积弱、割地赔款、主权丧失，甲午战败次年，进京会试的全国1200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改革，史称“公车上书”。上书虽无结果，但对社会发生了大影响，开了民间问政的风气，组织团体、发行报纸、宣传维新，继而催生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虽仅存百日。变法夭折危机又起，“辛丑条约”对“庚子之乱”割地赔款后，两年前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朝廷不得不变法图存，1901年开“辛丑新政”。1906年慈禧下诏预备仿行立宪，1907年设资政院筹备处。民间纷纷组立宪公会，推促立宪。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定预备期九年。
像对于一切当政者一样，对于清廷变法是无可逃脱的两难：不变无以维持政权、变法一定失去政权；所以才有“钦定”宪法大纲及“钦定”法律，才有禁令请愿速开国会，才有力保大权不旁落的“皇族内阁”。虽然如此，清廷变法立宪是言信行果的。根据《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各省选举咨议局作为议会过渡机构，咨议局行参与立法、接受民间请愿、质询督抚施政之权，1910年全国第一届资政院开会。“新政”风气已开，变法覆水难收。保路抗争就是由四川咨议局的正副议长蒲殿俊和罗纶发起，与“皇族内阁”出炉恰在同一个月。
此外，直到清廷密令、成都血案之前，保路同志会的组织和活动一直是合法的，未受政府禁止与镇压。晚清新政显示，君主专制可能通过立宪改变。
直到今天一直有人喜谈共产党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如果不是人云亦云、稍微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共产党所谓改革开放不过是开放了市场经济而已，政治改革了无迹象。共产党至今坚持一党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阶级斗争，不松口也不松手。跟共产党协商宪政，无非自欺欺人。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史表明，共产党体制不可能自身改革，只能以外部革命取代。
停滞时代的希望
百年前中国虽内忧外患，但社会还有自己的精英、有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不为权力的附庸，不辱个人的志节。
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者自不必说，戊戌变法的君子同是这样的志士仁人。谭嗣同为变法饮血，“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梁启超先置身光绪变法，继而从民间推动立宪。或参与变法、或主张立宪、或奔走革命，志同路相通，许多立宪派人士转向革命党人共图大业。辛亥年代另一知识分子群体是留学生。
1903年晚清新政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特别优遇留学有成者：大学专科毕业视同进士，本科毕业视同翰林。尽管如此，西方科学知识的训练、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却把知识分子推向皇权的对面，留学生成为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中坚。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敢死队都是学生军，敢死队的领队都是留日学生。如果说梁启超为思想精英，发动保路蒲殿俊和罗纶为政治领袖，那么留学生就是革命先锋了。
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八十年代开始，共产党也派出不少留学生，这些人学成后基本上进入并迅速整合于权力体制，以求个人利益与发展的最大值；遑论个人独立，更何谈与体制对立。固然是共产党极权否决了一切自由发展的可能，也是中国人的“脊梁”、中国知识分子“士”的精神，被共产党一个甲子的酷治差不多销蚀殆尽。
在这个知识分子被收买、精英消亡的停滞时代，社会变化的希望在民间，在民间真正独立的个人——工人、农人、小商贩、教师、记者、律师、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基督徒、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和这些独立个人的集结，如同今天的埃及人、利比亚人、叙利亚人所显示的，同样将达成百年前我们的先人之所成就。◇
本文转自258期【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60/10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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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人看民国‧土改篇 — 台湾的和平土改
文 ◎ 还学文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民国宪法中的平均地权，不是只写在纸上，而是落在实处的。
与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在五九到六二年间悍然饿死3600万人民的共产党政府两相对照，眼前所见台湾农村的富裕殷实与城乡发展的均衡，对于亲身经受过中国农村贫困的六八年插队知青的我们，是直观的震撼。
对于1949年之后在大陆接受学校教育的几代人而言，辛亥革命、孙中山、中华民国、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是一串陌生而边缘的概念，人民所准许了解的，只有被中共党国定于一尊的说法。学人接触或者谈论这些概念不仅是边缘的而且是危险的，在过去几十年中危险到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杀身之祸的程度。作为“五十后”我便是在这种历史气围中成长的。
1949年之前那个历史上的民国我不得而知，可1949年之后中华民国继续存在，在台湾。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民众被政府弹压之后，1989年的岁末，作为欧洲首批大陆学人的先生仲维光和我访问了台湾。
20年前去台湾旅游，还不是时髦旅游，还要冒着“反动”的风险。虽然如此，我们不愿错失在海外才可能拥有的自由，去触摸那个现实的中华民国。这是我们去台湾的初衷。
在台期间，我们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经历，其中之一便是访问土改训练所，它成立于1968年，为亚非拉美国家土地改革培训人才。从那与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全然不同的台湾土改，我们开始认识民国，这个国家的政治、这个政府的行为。
国民政府一到台湾即开始了土地改革。它的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当时通行地租为六成，高的到七成，三七五是为减租其意自明。之后是法定租约期限：租期不得短于六年，承租人除非迁徙、转业、死亡、无人继承或积欠地租，不得提前撤佃；租约期满，如承佃人因此丧失生活来源而出租人又不依自耕为生，则不能收回土地，违规撒佃，依法论处。地租降低40％且租约稳定，佃农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其后是公地放领，国家将所持公地优价放给无地雇农、少地佃农与自耕农，优惠租种十年后土地归己，政府以此推进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接下来的改革是抑制大土地所有者，规定自耕用地限额，地主多余的耕地，国家征购，以债卷——4％的利息——与股票的支付方式十年内偿清地价。国家购得土地以公地放领的方式转售农民，逐步达成平均地权。1949年开始土地改革，到1953年在国民政府的有关统计资料中已不再列“地主”一栏。同时，通过《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国家逐步将一些官办的企业转为私营，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征售土地所得股票转营工商业。
“土地革命”对于大陆人是一个太熟悉的概念，台湾发生的土地改革与此完全不同：土地改革经政府政策推行，强制却非暴力；对于大土地所有者的占有，抑制却非剥夺；改革的目的在于社会公正——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而不是革命、不是阶级斗争；改革的结果是双方互利、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也不是消灭私有制。
这个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每项措施都有法律的依据和保障，例如三七五减租税从“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开动，自耕用地限额和土地征购有“耕者有其田条例”保障和实施。不像共产党朝令夕改风雨无常，今天斗地主分田地，明天合作化，贫下中农也一无所有。台湾的土改不是政府的随意而为，由自耕农、地主、民间团体和政府四方代表组成的县市和乡镇两级租佃委员会监督实施各项土改政策、调解纠纷、查处违法事件。国民政府技术官僚的专业素养与人文气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对于20年前那位土改训练所张所长抑扬悦耳的北平话——不是街头巷尾和相声里的那种，而是学者文人的北京话——儒雅亲切的仪态，至今念念不忘。
国民政府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和平与互利是我们不曾料到的。我们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民国宪法中的平均地权，不是只写在纸上，而是落在实处的。与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在五九到六二年间悍然饿死3600万人民的共产党政府两相对照，有道无道不言自明。民国政府行政措施的理性务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访问中沿路所见农村的富裕殷实与城乡发展的均衡，对于亲身经受过中国农村贫困的六八年插队知青的我们，是直观的震撼。（原标题为：我的民国印象）◇
本文转自258期【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60/103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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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人看民国‧人物篇 — 台湾的几位民国人物
文 ◎ 还学文
对于人民和社会，民生主义比共产主义好，中华民国比共产党中国好，中华民国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希望。这是我20年前生起的希望。20多年过去，在对民国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更加坚信，大陆民主化绕不过中华民国——它的宪法、它的施政，它百年以来的社会政治实践。
先生是学物理的，见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先生，他梦寐以求。访台最令人兴奋难忘的是有幸见到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听他讲话、与他交谈，得他赠书。关于大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只讲了一句话，语气平缓、沉重：“社会没有战乱、几十年太平，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说不过去。”由此，我才开始破出“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内战蜂起，民不聊生”那些一直被灌输的窠臼，寻找四九年前民国的实况。了解到共产党一矣进城便拆掉了北京古老的城墙，才知道南京梧桐遮蔽的林荫道赖30年代民国的城市规划之功。当了解到抗战期间坐落云南乡间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不落世界前沿之后，回首“文革”骤起，政府号令大中小学停课，断送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学业，亲身体会到吴大猷先生这句话的份量。
从国外的教学科研退下来，吴大猷先生只身来到台湾，作国科会主任、任中研院院长，为推动台湾的科学研究教育事业奉献晚年。他还不知疲倦地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政策，为天下兴亡尽知识分子匹夫之责。这些时论结集六卷出版，第一集题名《博士方块》。在他身上，我们见到了一代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风骨。
不仅是在知识分子身上。访台期间，在接待我们的团结自强协会，结识了不少曾在政府做事的前辈人物。其中有国际奥委会委员徐亨先生，先生是足球迷，久仰当年的足球门将徐亨先生的鼎鼎大名。徐亨先生是民国的同龄人，那时已年界八秩，身材魁伟、步履健朗。和我先生两人见面谈起足球和体育，欲罢不能。在台北的期间，我们就住在徐亨先生的富都酒店。晚餐之后，他跟我们娓娓道来如何以民间的身份，个人的关系，奔走于国际体育界，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为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争得一席之地。大陆华东水灾之后，作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主席，他亲自送救灾物资到大陆。
还有一位潘振球先生，曾任台湾省教育厅长八年。任职期间，国民政府1967年宣布实行九年国民教育，1968年实施，筹备时间只有一年。从六年义务教育改为九年，一下子就要增设140多所国中，从资金筹划到城市规划的因应与用地的划拨，从师资的准备到校长的遴选培训，还要避免地方派系介入教育……，千头万绪。潘振球先生领导厅内外同仁全台奔波，夜以继日，1968年9月9日全国国民中学联合举行开学典礼，“九年国教”如期施行。我们到台湾的时候，已是“九年国教”实施20年之后。
1968年，毛泽东不让城市青少年上学，把他们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山西晋北农村落户六年，做过民办教师，也在县城中学教过书。两相对照，仅是台湾城乡一般中小学的设施——我们没有被安排去参观名校“北一女”和“建中”——仅是学校操场的塑胶跑道，已使我感慨万分。
潘振球先生2010年以93岁高龄辞世，友人以“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追忆，其实这可以用来表达我对在台所见这些前辈的感受。当我们谈到大陆的贫困、谈到我们这些“插队知青”的遭遇、谈到“六四”被弹压的学生，谈到大陆的民主化，这些前辈闻之动容，深责自己对国家人民未尽到责任，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国民政府里做官的远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都是尸位素餐、不闻民间疾苦的官僚。
事实胜于雄辩，百闻不如一见。显然，对于人民和社会，民生主义比共产主义好，中华民国比共产党中国好，中华民国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希望。这是我20年前生起的希望。
应该有更多的大陆人有机会看到民国，了解民国。我们当即和安排参观访问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商量扩大开放大陆学生访台。
于是在我们访台的次年——1990年，有了留德大陆学生台湾的土地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研习营，1991年留德大陆学生台湾九年国民教育研习营，这一年还同时开启了第一届“台湾之旅研习营”，邀请大陆海外留学生暑期访台，又开一扇两岸中国学生学者交流的大门，这也是我们访台期间与“中国青年团结会”商量策划的，到2010年“台湾之旅”已经办到第18届。
20多年过去，在对民国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更加坚信，大陆民主化绕不过中华民国——它的宪法、它的施政，它百年以来的社会政治实践。◇
本文转自258期【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60/103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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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人看民国‧历史篇 –“四一二”清共的历史之功
文 ◎ 还学文
近年在大陆总是说“四一二”是“反革命政变”，然而“四一二”事变并非推翻政府，4月18日蒋在南京另组政府与武汉政府并立，是“宁汉分立”而非“立宁废汉”。
“政变”之说是统战死人，回避了一个明白的事实：“四一二”事变是清党——清共。
值此送别辛亥百年之际，认真留意民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发现共产党一面之词的伪史汗牛充栋。出生和成长于这伪史之中，混沌多年，不解真相。像在盛名大陆的烈士邓演达，原以为他是共产党，却原来他是反蒋反到共产党怀里的国民党左派。十九路军抗日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之名在大陆如雷贯耳，却不知大陆政权对他们情有独钟是因其曾反蒋建国与江西共产党政权合作。同是抗日名将的杜聿明大陆人只知其为共军的败将战犯，因为他对共产党政权无功可言。
“四一二”也是这样一个伪史概念，大陆家喻户晓“四一二”是蒋介石的“反革命大屠杀”。近来的说法似乎“温和”了，说“四一二”是“反革命政变”。“政变”总是事关政权的废立，然而“四一二”事变并非推翻政府，4月18日蒋在南京另组政府与武汉政府并立，是“宁汉分立”而非“立宁废汉”。
“政变”之说是统战死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回避了一个明白的事实：“四一二”事变是清党——清共。
清党——国民党拒绝“容共”
既为清党，我在想，“四一二”就不该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不该是蒋介石的个人行为。历史确实如此。1927年的清党不止于“四一二”，5月21日有长沙的“马日事变”，7月15日有汪精卫——那个曾几何时还在讨伐蒋介石清党的——武汉政府的分共清党，同一时间还有冯玉祥在其军队中的清党，北京张作霖搜查俄国大使馆、逮捕李大钊……。
1927年5月21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属下33团团长许克祥攻占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特别法庭、共产党党部、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多个共产党把持的机构，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通电全国拥蒋反共，史称“马日事变”。北伐军攻克长沙一年以来，共产党在湖南大举发动阶级斗争、土地革命，一时间恐怖行动横扫城乡，文名久与章太炎左右的叶德辉也被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处死刑，就地枪决。虽未经过那个时代，但文革中亲历“红八月”的血腥，不难想像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恐怖，能够理解“清党”，那是一种“解放”，就像1976年毛泽东终于死去、“四人帮”终于倒台后，千百万中国人欢庆街头的感觉，一种从“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动下的解放。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布制裁共产党。4月12日还在谴责蒋介石的汪精卫这个急转弯，是因为他看到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五月紧急指示》，要求中共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通令党政军中共产党员与共产党脱离关系，违者停职；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及违反国民党主义及政策的言行。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党政军部门国民党员立即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职。共产党指责汪精卫清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实际上宣布清党的第二天，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就训令保护共产党员人身自由，违者依法惩办。
清党之时，离开1924年1月“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一大仅三年。1925年底孙中山先生逝世之时，国民党内就已经起了要求解雇苏联顾问和清除共产党员的声浪，即被划为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则已是蒋介石对苏联干涉和中共扩张的直接反制。国共之间的决裂已经不可逆转。
清共——“护党救国”
“四一二”时还坚持“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汪精卫到了6月就已表示，问题“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彼此非常不同的派别一致清党，应该有超越党派的共同动机和背景。“反共”是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汪精卫4月份还和陈独秀联合宣言，他的急转弯必有不得不的现实原因。
从“兴中会”、“同盟会”而起的国民党元老，本是一班献身社会、民族的志士，面对苏联以援助之名肆无忌惮地挟令国民党裹胁中国以实现其世界革命的野心，他们只有揭竿而起，清共是“护党”。汪精卫梦醒而分共清党，是因为看到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五月紧急指示》条条针对国民党，“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条条与三民主义对立，而“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蒋介石则是早在“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一大之前，1923年秋率团访苏期间就看到了国民党联俄中危险的倪端。
今天人们知道，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当年支持清党，是他主持国民党中央监委会通过了吴稚晖弹劾共产党的提案，力主清共。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他不曾干涉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甚至于陈独秀被捕、李大钊身后仗义相助。但是他反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阶级斗争、游街杀人的暴力革命，他不忍见社会倾覆，挺身而出。清党为“救国”。
1927年5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梁启超言及两湖的情况，“所谓工会、农会等，整天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全都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就是停学、停产闹革命，那个年代的红色恐怖打的就是湖南农民运动的旗。我住家北京的小巷，68年一夜之间就出了六条人命血祭“红八月”。那时被逼着学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惊惶中阻滞的头脑不明所云。“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凡举“戴高帽子游乡”甚至“农民自己动手枪毙”和“直接打死”对共产党而言不过是“政治”打击而已。今日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只觉毛骨悚然，可哀可叹中国就落入这般人手中！
清共——功在社稷
1928年夏，北伐成功国家统一，南京政府得到国际承认。战事平息，国家结束军政进入训政，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训政期间由国民党行使国家统治权。尽管国民党训政一切可非议、可反对、可诟病、必根除之处，国民党毕竟是一个严守宪法、履行宪政承诺的政党。
从1928年到1949年20年间，国民党两次依法结束一党独裁，让国家进入宪政。第一次是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准备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进入宪政，但是由于隔年抗战爆发而搁置。
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一矣结束，国民党政府即着手准备实施宪政——与最大的反对党共产党谈判，展开政治协商，组织宪法起草……。到1946年底，制宪国民大会召开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国走入宪政时代，可惜因为共产党的坚决抵制而断送。
然而如果没有国民党1927年的抵抗，中国就更早20年断送在苏联和共产党的手中，又或者早已引起全国更大混乱，从而国土很快丧失在日本手中，更不复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中华民国。
回首当年，不得不说，国民党初创时期的清共，功在国家、功在历史。◇
本文转自258期【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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