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0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元台湾台北报导）中国六四民运人士王丹出版《王丹回忆录》，文化评论家、阳光时务台湾总监张铁志及歌手陈昇5日下午均出席于台北小艺埕举行的新书发表会与王丹对谈。王丹表示，“如果我没有力量做到把六四平反或让中国民主化，至少我有力量可以做到留下自己的历史见证。我觉得这点我不做的话，我就会觉得心理上愧疚。”
《王丹回忆录》自序写到：“在过去四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我经历过中国七○年代末的巨大转折、八○年代理想主义的高昂；我参与过八九民运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我也在二十几岁就承受了黑牢的煎熬；我见识过人生的险恶，我也体会过生活的温暖；我在中国成长，在美国完成学业，在台湾工作；我是政治反对派，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我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我将要讲述的这所有经历，都见证了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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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说，现在许多大陆年轻人试图寻找六四真相，他希望能提供一些个人见证。他提到在六四发生前的历史背景，“当时整个社会基本比较开放，领导人也比较开放，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关心国家、社会是一条正规的路，这正是社会对每一个学生的要求。”
六四屠杀：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王丹在回忆录中写着，1989年6月4日，这一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6月3日下午我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北大继续主持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例会，当时我们正在为筹组全国学联的事情与各校代表积极协商。6月3日深夜，我的一位同学从天安门广场附近打电话来，泣不成声地告诉我：当局真的开枪杀人了，他的手上，现在就沾染著身旁死者的脑浆。
“我听到以后几乎无法呼吸，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思考能力，似乎无法运作了。后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来到北大广播站，召集同学准备骑车去广场支援，但是有同学回报说，现在整个长安街已经完全被戒严部队封锁，根本进不去了。然后，陆续有同学从长安街附近撤退回来，每个人都是疯了一样，两眼血红，各自讲述自己对屠杀的见证。”
王丹在记者会上说，外界看待比较把我们塑造成悲剧英雄，在六四是学生领袖的王丹表示，我们有辉煌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被万人追捧，也有媒体一大堆的时候；但也有坐牢的时候，人生一定有得到有失去的。但“我觉得今天真正的悲剧是那些死难者和家属，他们才是真正什么都没有得到的人。”
中国大陆民主契机 靠人民再次上街头
王丹说，现在的大陆空有全身肌肉，内在精神却是空洞的，但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是很有灵魂、很有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向上的时代，曾有过的美好现在被大家遗忘，“我觉得很不平，不希望外界对中国的印象是现在大家所认知的只爱钱，只管经济”。
他表示，在回忆录中花最大篇幅写的是1987到1989年，大陆精神最蓬勃的时代。他希望年轻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当年民运人士上街头的目的，体会人民自由才是国家民族尊严的来源。他也希望藉由这本回忆录，让他们当年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能够薪火相传，鼓励这一代年轻人追求真相、说真话，关心国家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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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认为，中国的未来要靠老百姓，老百姓如果不集体性表达意愿，政府没有压力，自然也懒得改变。他表示，中国未来的契机在于有没有第二次人民再上街表达追求民主的愿望，如此中国就会又一次开放，如果人民不站出来，指望政府是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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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昇以创作者的身份坦言身在台湾很幸福，身为创作者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要有自由。张铁志表示，《王丹回忆录》的重要性是当年中国80年代很多知识份子或文化界人士，他们在努力对中国民主做召唤。他觉得台湾和香港要思考和中国的关系，不管是去参与推动中国民主或思考自己的利益，其实台港很难与中国分开的。
王丹表达对陈昇提出“自由人”的肯定，“什么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东西，绝不是钱和枪。”他希望年轻读者能看到一个国家的人民有自由，这个国家才能被人尊重。“当初我们就是抱着这个理念才上街的，也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样的理念。”王丹也希望年轻的大陆、香港学生看到这本书后说，“他们干过这么一票，我们也来干一票，我这本书就没有白写。”
妨碍两岸友好因素 中共与他们制造的制度
面对两岸交流愈来愈频繁，有人担心中共以经促统，对台湾长期发展不利。王丹认为，这个问题固然要面对，但他更忧虑在开放大陆游客或大陆学生来台后，反而造成台湾民众对于大陆人民的不认同感愈来愈强。
他认为，大陆经济崛起，但人民素质却没有提升，使两岸“因为接近而疏远”，但这不是双方人民的问题，妨碍两岸友好的因素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与他们制造的制度”。他希望不管两岸怎么发展，人民之间应该是友好而非对立关系。
王丹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曾三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很多人称誉王丹为“民主斗士”，并在海外持续推动中国民主化与中国人权运动。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