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6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陈至中台北6日电）台湾十二年国教纷扰，至今仍有许多分歧意见，学者归咎于决策缺乏严谨程序，政策形成前，没有完备的研究及咨询机制。
台湾大学公共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今天举办十二年国教论坛，教育政策的决策程序成为讨论焦点。
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名誉教授吴武典表示，十二年国教号称准备了30年，但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觉得准备不足，急着推动会变成“早产儿”，“怀胎30年的早产儿，到底是怪胎，还是龙胎？”
吴武典认为，十二年国教至今争议不断，还有一堆人唱衰、唱缓、唱停，主因就是决策时出现问题，缺乏透明、果断、精准。
吴武典说，十二年国教的一些措施，明显是行政人员“开夜车”弄出来的，事前没有经过严谨的程序，到现在还不断地修正。例如废除基本学力测验，改做国中会考，依旧是以全国统一试题、统一标准的方式，没有顾及城乡差距。
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黄光国认为，国家教育研究院民国100年正式成立，但却没有尽到政策研究的责任。翻开其研究计划，几乎都是专注于课程教学、测验评量，难得有一项是政策研究，却是针对中国、香港、澳门等地的义务教育，没有谈及台湾。
黄光国认为，教育决策缺乏严谨的研究当作后盾，研究像是“包工程”，硬是要弄得“源远流长”，例如十二年国教最重要的课纲，原本计划民国108年才能完成，后来提前到105年，其实真正了解的人都知道，专心做，一年就可以完成。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吴忠泰受访表示，了解立法院的生态的人都知道，很多法案是委员突发奇想出来的，有些只适合自己选区的状况，缺乏全盘考量，“每天都有惊奇的事情发生。”行政机关决策前，也常常没有考虑后果。
吴忠泰举例，教育部100年就宣布，基测要结束、免试不能采计在校成绩，事前缺乏通盘讨论，使得现在任何升学制度，都不能违反这两项原则。
台北教育大学教育经营与管理系主任孙志麟表示，台湾需要一个“证据本位”的决策机制，研究报告、专家咨询、社会参与、民主决策缺一不可。然而台湾却往往是政策形成后，才慢慢去补程序，例如十二年国教咨询会，就是在宣布103年正式上路之后，才匆匆成立。
孙志麟认为，理想决策应先由“智库”进行扎实的研究，透过研究发布引起媒体参与，再透过咨询汇集专家的意见，最后才形成完善的政策。
民国57年政府毅然推动“九年国教”，当时教师、学校、课程都不够，但在全民的决心和努力下，将困难一一克服，至今许多人将台湾70、80年代的经济起飞，归功于九年国教。
如今政府推动十二年国教，环境条件远比40多年前还要充足，但台湾早已不是威权体制，民意、言路大开，对于政策的要求也更高。任何改革，都需要更高的基础作为后盾，让配套更为周全完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