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11日讯】中共十八大召开的第二天11月9日，恰好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当时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德共最后时刻的第二号人物曾接受新纪元副总编辑周蕾采访，谈到了他一个偶然的口误，导致成千上万东德人冲向柏林墙，一发不可收拾，柏林墙倒塌，随即东欧共产党政权一个个相继崩溃。而他，曾经坚定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之后又被新政权判刑3年。他由痛苦走向反思，最终摆脱了共产党的精神枷锁。
寓意中共政权在十八大后迅速走向解体
回顾东德共产党的倒台，当时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会在近期倒台，1989年东德政权感到危机，共产党也曾希望通过改革挽救政权，而冥冥之中有定数，突然间历史发生巨变。
11月8日，中共在北京召开十八大，中国社会和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有惊人的相似。这位前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常委、柏林墙倒坍前东德政权第二号人物沙博夫斯基脱离了东德共产党，虽然以后的日子平淡，但他赢得的是良心的解脱和周围人的敬意。顺应历史潮流，最后安度晚年。
也有民众评论说，中共十八大开幕后第二天就是当年柏林墙倒塌的日子，今天中共政权的状况与东德共产党失去政权的最后日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许是中共政权在十八之后会迅速走向解体的寓意。
东德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 没人相信近期崩溃
1989年是东德最为动荡的一年。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已经在东德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8个年头。尽管当时的东德已经是债台高筑，不断有人逃亡，但直到89年的6月，昂纳克对东德“铁打的江山”似乎依然信心十足。
新纪元副总编辑周蕾报导，6月22日至23日，东德共产党召开昂纳克上台后的第五十四 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当时，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将会是昂纳克所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
东德共产党2号人物沙博夫斯基回忆，在这次会议上，昂纳克突然打断正在进行的针对政治局工作报告的讨论，对莱比锡市申请2004年主办夏季奥运会表示祝贺，然后拿出一份有关西柏林美军RIAS电台前一天写的一篇评论的报告，大声念评论的最后一段：
“昂纳克显然是认为，东德至少还能存活到2004年。”念到这里，昂纳克和他的同僚们禁不住捧腹大笑：西方怎么可能有这么可笑的想法？
当时无论西德政府、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想到世界巨变在即。而怀疑东德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就更少了。东德靠着西德，比其它苏联小兄弟情况都好很多。
东德政权危机 共产党希望通过改革挽救自己的权力
仅仅2个月，1989年8月，匈牙利的政府改革打破了笼罩欧洲44年之久的“铁幕”（Iron Curtain：冷战时期将欧洲分为西方和苏联两个不同政治影响区域的界线）。东德许多城市也相继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民主改革。为了平息游行，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克伦茨接替。
接受新纪元采访的沙博夫斯基表示：“我们政治局里的一些人试图通过撤销昂纳克的职务在党内进行一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希望通过改革能够挽救东德共产党，挽救这个党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东德政权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遭人憎恨的政权”，沙博夫斯基坦诚自己当时所做的一切决定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权力。
“这是东德人背离东德的一个原因。但是，这还不是最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老百姓对自由的需求度越来越高。”沙博夫斯基在谈到89年东德大规模的逃亡潮时这样说。
每天有十几万人逃离东德 民众运动起到决定性作用
1989年夏天，自从5月2日匈牙利开放匈奥边境之后，大批东德人以去匈牙利旅游为名，取道奥地利逃往联邦德国。东德的逃亡潮不仅造成了劳动力流失，使得企业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让东德政府在国际上名声扫地。
“人们看到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东德边境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每天却能有十几万人逃离这个国家，这到底得是一个什么政权？”沙博夫斯基说，当时最难堪的莫过于天天看到这样的镜头传遍世界。电台、电视台对逃亡潮和东德民众逐渐兴起的抗争持续报导，对民众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89年10月起，莱比锡的民众开始走上街头，每个星期一举行定期示威抗议。抗议游行消息通过媒体传播开。人们把莱比锡的游行当作行为榜样，纷纷效法。
随着东德民众逃亡人数的增加和参与示威抗议的城市增多，东德政府高层的自信逐日下降。“老百姓就是用这种方式消弱了我们的权力。”
8月份昂纳克在东德急剧动荡的时刻病倒。9月份，党内以克伦茨、沙博夫斯基为首的一批高官策划逼宫。“我们政治局里的一些人试图通过撤销昂纳克的职务在党内进行一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希望通过改革能够挽救东德共产党，挽救这个党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东德政权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非常遭人憎恨的政权”，沙博夫斯基坦诚自己当时所做的一切决定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权力。
当时怀疑东德倒台的人不多 东德不害怕美、英、法等国 但最恐惧民众
事实上，在当时怀疑东德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的确不多。无论是西德政府、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想到世界巨变在即。由于美苏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华沙条约国和北约成员国之间都格外小心翼翼。联邦德国是北约成员国，而东德是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任何促进德国统一的举动都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东德政府也看到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法国和英国都对两德统一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也暗自担心一旦统一之后，拥有8千万人口的德国的势力会成为欧洲最强国。
沙博夫斯基回忆说：“法国总统密特朗后期访问东德的时候，他拍着当时的国务委员会秘书长克伦茨的肩膀说：‘东德得继续存在下去。’这些也让我们以为，尽管老百姓人心思变，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把东德继续维持下去。”由于戈尔巴乔夫开始时也不同意两德统一，东德政府感到更加放心。
东德当时属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状况最好一个。莫斯科曾经专门开了一家“东德商品百货公司”，专卖东德产品。“苏联人买东德货感觉，很像东柏林人能到西柏林买东西的心情。”
沙博夫斯基承认，东德其实是沾了西德的光。东西德一直有相当密切的经贸关系。货物交往使得东德不仅获得了原料和半成品，同时也得到了消费品。“当时的联邦德国为我们提供了高达8亿马克的无息贷款额度。这些都是捷克或波兰等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在西德的支撑下，昂纳克等共产党领袖们始终沉浸在与东欧小兄弟们相比要高出一头的优越感当中。
“昂纳克期间实际上是债台高筑，东德的外债从他接任总书记时的2,000西德马克上升到500亿。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除了花钱以外，一事无成。”沙博夫斯基毫不掩饰地对昂纳克的“业绩”嗤之以鼻。
东德政府的高额外债引起了苏联的不安。勃列日涅夫批评昂纳克没有原则，欠西方的外债过高。莫斯科担心东德陷入依赖西方国家的被动境地。然而，东德老百姓不知道也感受不到政府亏空而带来的危险。他们感受到最多的是东西德之间的巨大差距。“当时的问题是，东德人不是去和波兰或捷克相比，他们是和西德相比。每个家庭都能够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东德人能看到电视节目，看到那些广告。除此之外，很多人在西德都有亲戚朋友。
“对东德人来说，衡量生活品质的标准不是波兰或者苏联。东德人还不太看得上这些国家，因为当时这些国家把并不是很富有的东德看作是很不错的产品输出国。东德人向往的是西德。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媒体效应，东德老百姓能看到东德物质的缺乏。
“这是东德人背离东德的一个原因。但是，这还不是最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老百姓对自由的需求度越来越高。”沙博夫斯基在谈到89年东德大规模的逃亡潮时这样说。
“六‧四”后到访北京 被指“学习”镇压
而此前，1989年6月4日，中国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镇压后不久，当时兼任柏林市委第一书记的沙博夫斯基接受北京市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
“昂纳克同意这次出访”，沙博夫斯基受托去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当时的情景他还记忆犹新：“江泽民，是那个从上海来的那个人，对吧？他马上就同意见面。他对我说，天安门事件是学生挑衅，政府无意让局势恶化。他通过暗示传达给我们的资讯是，他试图和天安门事件拉开距离。他说政府是被形势所迫，但他似乎无意特别强调政府的立场。”
沙博夫斯基回忆说：“江泽民谈这件事的时候有些尴尬。意思说，镇压不是中国政府的原则性立场。当然他解释说，这都是由学生挑衅造成的。请我转告昂纳克。”
显然，江泽民不愿意背上这个“血债”。不过10多年后，他却主导了对有着上千万追随者的法轮功的镇压。“人性是脆弱的，在那样的极权制度下，站在高位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间长了，会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呢。”沙博夫斯基叹道：“昂纳克不也是如此。”
克伦茨10月1日也被昂纳克派往中国参加中国的“十‧一”典礼。他回来后，西方报刊报导说他去中国了解如何武装镇压反抗力量。这个报导让当时密谋推翻昂纳克，希望以改革派面目出现的东德高官们如坐针毡。
“阴差阳错”柏林墙打开 东德人大逃亡
改组后的东德共产党领导层首先想到的自救办法，是出台一个新的出境管理规定，借此挽救已经跌到谷底的东德政府的国际声誉。
11月9日，改组的东德政府首次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一天，沙博夫斯基和当时的总书记克伦茨在会上谈好，由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简化东德公民出境办法之后，就匆匆离开会场。到了新闻发布会上，他开始宣读中央决议：“……允许个人出境，不必说明任何理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出境……可以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所有边境检查站出境。”
这时一个意大利记者提问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沙博夫斯基想了一下说：“据我所知，立即执行。”就在这里命运之手轻轻拨动了一下决定着历史前进方向的转盘，沙博夫斯基阴差阳错地出了一个并不应该由他负责的失误。
记者们把沙博夫斯基说的“立即执行”理解为立即开放边防检查站的信号，纷纷打电话抢发这个消息。
“结果没想到晚上7点时，边警还什么都不知道。记者招待会之后没多久，成百上千的人涌到了柏林墙的边上，要求通过边防检查站。上千人在墙边上喊：‘把边境打开。沙博夫斯基说边境开了。’边警不知所措，觉得也不可能是上千人都在撒谎。而且，那几天情况很乱，经常有一些命令下来后，底下的人不知道，或者是负责的部门也不知道。
“在群众的压力下，一些边警自己作出了决定，就打开了边境。”柏林墙就这样在东柏林居民平和而快乐的气氛下，彻底打开了。
而沙博夫斯基被称为“打开边境的人”。柏林墙的倒塌使得东西德走向统一。
如今感谢共产党把我开除出党
1990年1月，这位出身于工人家庭、曾经坚定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沙博夫斯基说：“当时我很痛苦。被开除出党时的心理感受就好像是被判死刑一样。仅过了几年之后，我倒是觉得真该给这个党写一封感谢信，感谢它把我开除出党。如果我不是被开除，我内心可能还会对这个党多多少少存有依恋之情。”
如今沙博夫斯基提起这段历史时的语调格外轻松，他把脱离东德共产党的过程称为心灵的解放，“现在我的观念完全改变了。不是出于直觉判断，不是因为什么偶然事件，也不是因为这个党开除了我，我对它产生了什么报复心理，而是因为我被开除后，我又重新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我们所谓的科学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其他的哲学家，了解了其他思想体系。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把我的思想从一种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解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被开除出党这件事对我帮助很大，让我从这个极端狭隘的世界观中彻底解放了出来。”
1990年，他出版了《倒台》一书，记录了东德共产党倒台的过程。1994年，这个一生中写了无数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把他对共产党的反思写进了新书《告别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对于他来说已经无非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
这段反思的经历成为了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捩点。90年代初沙博夫斯基接受了曾被东德政府关押过的异议作家浮士特的邀请，参加了一系列“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对话。“沙博夫斯基不回避别人向他提出的尖锐问题。能感觉得出来，他在努力与对方沟通。”
正是这种在共产党的官员身上并非常见的特点引起了浮士特的注意。直到今天他们两人有时还会接到学校，甚至是警署的邀请，同台反思曾经作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经历。
“我向受害者道了歉：没有直接参与枪杀，仍有罪责”
起初，他并不认为他应该为此负责。“我没有直接参与过相关的决定。有关边境安全系统的最后一个决定是1974年做的。那时我还没到政治局。”
但是在法庭审判时他见到被杀的年轻人的父母，改变了他的想法。“我告诉我的律师，我觉得钻法律的空子开脱我自己的罪责是很不合理。不管怎么说，我是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是政治局成员。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我得对此负责。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
“我说，东德边境安全系统杀死的不是犯罪份子，而是些只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无辜的人。任何一个自由国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离开自己的国家，只要他们不是被通缉的罪犯。而如果一个体制需要在边境用这种方式打死、打伤逃亡者，那么它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可以对它说再见了。所以，我向受害者道了歉，但是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们如果不接受，我也能理解。”
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狱，很多市民观察了他在受审期间的表现，看到了他反思过写下的言论之后，向柏林市长提出要求提前释放沙博夫斯基的特赦申请。2000年 10月2日，在经过10个月的监禁后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获得了自由。
如今没了汽车、没了自己的司机 但赢得的则是良心的解脱和周围的敬意
回首过去，沙博夫斯基说：“每个诚实的人都能够明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东德共产党的手上还沾着在边境被打死的年轻逃亡者的血。这个党的领导者应该彻底地反省自己。”
东德的那段历史对他来说已是一道已跨过的阴影，正如他已经跨越了自己一样。
如今沙博夫斯基没有了汽车、没有了自己的司机，并且与太太搬到了西柏林一个不大的公寓里，过着平凡的日子，但赢得的则是良心的解脱和周围人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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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原东德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