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06日讯】促十八大政改，甚嚣尘上。从胡温习最高层的“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话，到中央级学者、教授吴敬琏、公方彬、许耀桐发表具体议题，指党大官大，要求依法治国。解释政改迟迟未动原因“不是惧怕民主，而是缘于理论准备不足”。其实中共政改现存的主要问题，早在五十年前的八大已作出示范。
所谓“理论准备不足”，就是中共没有一套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今天体制的合理性与弊病，改革自然就缺乏理据。对于一个以重视“理论武装”发达的共产党而言，这是一种非常异端的状态。不久前的回到“新民主主义”已经破产。十八大临近，理论的贫乏显而易见。
本文提出借鉴中共八大的政治经验，是基于多年的研究与建言。也感到大陆有不少同道。
“回到八大”——是基于政治上的安全性与可行性的考量。八大理论上的成就，既有历史教训的印证，也是第一代中共元老的集体智慧，没有丝毫西方势力的影响。当然，八大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尤其在经济路线方面。
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八大学”资料丰富而具权威价值，本文谨据有关党章、宪法的几个重点加以陈述：
一、宣布阶级斗争结束——共产党的理论、路线与政策最要害的出发点便是“阶级斗争”。从马克思到毛邓，甚至到今日中共党章、中国宪法，仍强调“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的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中共视六四学潮、零八宪章、甚至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肯定阶级斗争，也就少不了其手段：专政。以前叫“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叫“人民民主专政”。已载入庄严的宪法第一条。并被称为“国体”。
八大怎么说？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宣布：“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也已经消灭了。富农在消灭之中，民族资产阶级在向劳动者转变之中。”……革命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主要矛盾已是要建立先进工业国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不能满足人民经济文化需要的矛盾。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时也说：“阶级斗争已经完结，还要继续阶级斗争，大批捕人杀人，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非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共中央，毛亲自修改过二十一次，才定稿。宣布“敌对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当然也就不存在了。没有阶级，何来阶级斗争？这是简单的逻辑。但是嗜杀好斗的毛很快就背叛八大决议，掀起一个又一个的所谓“阶级斗争”，直到文革，祸国殃民，连共产党也被斗得死去活来。毛死后，中共浩劫余生，否定文革，1999年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条款还保留在党章和宪法中。承认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又将对违法份子的斗争说成是“阶级斗争”——这样明显的错误，十八大是不是要纠正？
另一个相关提法“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保留在党章中，也是明显的谬误。这是毛鼓吹阶级斗争的附属部分，和法制观念格格不入。法治中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何来敌我、内外准则？
“阶级斗争”是国际共运早已解决的理论困扰，中共保守至今，尚不愿割断顽瘤。
二、不提毛和毛泽东思想——党史学者都知道，中共八大的决议和党章都没有提毛泽东之名和“毛泽东思想”。这并不是“非毛化”，而是时代潮流所趋。八大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同年召开，苏共批判斯大林独裁和血腥统治，震惊全世界，国际共运也深刻反省，引以为训。毛当时还不敢反苏，还认苏共老大哥，因此同意对“个人崇拜”的批判，邓小平八大修改党章报告特地作了论述。全党有共识。
但是，毛又反其道而行之，在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失败造成大饥荒后，为洗脱数千万饿殍的罪责，竟利用周恩来、林彪大搞“造神”运动，发动文革，个人独裁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最后在天怒人怨中死去。
中共吸取毛独裁的惨痛教训，至今在党章中保留一条“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第二章）。但实际上又在重复历史的错误，不仅不清算毛的滔天罪行，建毛堂、树毛像，继续进行多种形式的崇毛活动，扭曲历史，继续宣扬“毛泽东思想”。更不可理喻的是，又掀起对邓小平、江泽民的个人崇拜，将邓名列入党章、宪法，江名列入党章。这是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而吹捧邓、江、胡不伦不类的“理论”。意在制造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威。十八大怎样面对这历史的大倒车？
三、共产党的法律地位——这是“党政分开”的老问题。基于文革的教训，1982年宪法没有提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八大也强调“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的自觉努力。”关于党外组织中的“党组”，规定其任务是“以团结非党干部，巩固法律，负责实现党的政策与决议。”提法比较含糊。赵紫阳时代启动政改的第一步就是“党政分开”，提出过取消“党组”等主张。
可是现行党章（46条）明文规定“在中央国家政府及人民团体组织中的党组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做好干部管理工作……”
这既违反党纲规定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违反宪法。
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这个第五条，是非常权威地确定了中国必须实行“党政分开”。然而党章却明文规定党要“决定”国家所有机构团体的“重大问题”。党章公然如此违宪，当然没有人敢于追究，但是十八大应不应该修改党章的有关条文？
此例显示中共以党代政、凌驾于宪政之上，已是明目张胆的行为。而事实上，造成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两套权力和行政系统，已是当代国家制度的一大奇闻，如此愚不可及的政治体制奉行数十年，竟无一人大代表、党代表提出质疑，而老百姓更视为天经地义。无论省市县、企业工厂，两套班子，书记挂帅。……既然一党包办执政，何不党政一体，节省大笔行政开支（有统计显示中国行政开支按国民负担比，已超过日本十倍、美国两倍）？
四、共产党的阶级性质——众所周知，有一个来自马列的经典定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就叫“工人党”，共运很在乎党的阶级基础。视工人阶级大公无私，而农民则是狭隘自私。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斯大林因此一直不太信任中共，甚至谑称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此说值得另议）。究竟中共的阶级组成如何？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透露，工人党员占14%，农民党员占69%。打那以后，中共党代会从来不公布党员的阶级比重。到2009年，中组部公布一份党员统计：至2008年底，党员共有7593万人，其中：农民31%、工人9.7%，其他包括技术、管理人员22%、党政人员8%、退休人员19%。说明八大后五十年，中共的工人成分不增反减，已低于10 %。
江泽民当权时提出“三个代表”，并声称资本家也可以入党。十六大党章作出相应修改：说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党员条件上，除了工农兵知外，加上“其他社会阶层”，革命分子也改称为“先进份子”。——很明显这是“离经叛道”的修改，和当年赫鲁晓夫宣称苏共已是“全民党”并无二致。
对此，当然可以给予肯定。当代社会的发展，早已不是马列时代，工人阶级绝对不代表社会（革命）的先进力量。有统计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已是一亿多进城的农民工，而他们各方面的状况都不是先进的云云
问题在于，中共党章仍然强调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和上述修改相矛盾，造成文字上明显的疏漏。十八大对此会有怎样的交代？（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法，已是中国特色的时尚，也许难以苛求。）
五、共产党的财政来源——这是接下来必须提出的问题。查中共党章，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七大党章之最后一章“经费”，有两条规定说明党的经费来源，包括党员缴纳之党费、党管企业收入与党外捐助等。但到1956年八大修改党章时，完全取消了“经费”这一章，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时，也只字不提此事，显有其敏感和尴尬之处。
可想而知，打下江山后，做了全国大地主，民脂民膏岂有不吃之理？毛泽东当时曾决定：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统统吃国家的，不搞党产，有饭大家吃。”但白吃还是黑吃？实属难题。中共智者能人不少，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公告天下的办法。今日党员已八千万，吃党饭的官吏占几成？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数字，党政机关人员1250万，其中中共机关56万人。国新办2009年中国人权中的白皮书透露，官员人数2700万，另有党政事业单位职工2800万，故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共计5000余万人需要财政供养。粗略估计仅薪金一项，党系统的开支每年可达数千亿元。
这个因循数十年的议题，兹事体大，和一党制的存亡相关。让十八大解决，恐怕是强人之难。但应列入备忘录，以供制定《政党法》时参考。
六，党代会必须设立大会发言议程——任何有效的政治制度的实施，都要落脚在一定的程序和规范上，民主法治社会更为讲究，人治社会也不能天天朝令夕改。中共社会之混乱、问题之多，仅以宪法而言，便有三次修宪，面目全非，等同重新制宪，离谱之至。党代会的开法，属于程序层面。笔者多次推崇八大议程是最具合理性的一次大会。
最关键之点在于会议代表的民意如何得到最充份的表达和交流。八大采取接近各国议会通行的大会发言，使讨论有全体代表直接沟通之效果。八大正式代表1026人，列席107人。代表1070万党员。大会开了13天，有68人大会发言，45人书面发言。除报告、致贺、选举外，大会基本上以大会形式进行（分组会议只是辅助形式）。虽然不可能进行西方议会式的“辩论”，但至少有113名重要的发言为每个代表直接所知。另外有50余个外国党代表团出席，他们也有大会发言。
但是随着毛泽东集权统治的逐步升级，这种以大会发言为主的会议形式被取消殆尽，直至今日。所有的党大会，乃至人大政协，取而代之的形式是主题报告，然后分组讨论，各组之间的交流靠会议简报互相传阅，最后大会一个总结交代了事。
据不少代表反映，我们也可想见，这种数十个小组的分组讨论，完全不能形成大会的全面交流，很多代表的意见根本上不了简报，也就消失在小组会上。甚至让各组派代表作一次大会发言交流，也从来没有安排过。
可以断言，这种代表大会的形式，就是以化整为零的手段，扼杀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的实质权力，使“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只剩下极少数人对大会的把持、操纵与垄断。即便是政治上大有起色的中共十三大（1987），也是以这样高度集权方式召开，笔者当年曾有文章《赵紫阳一言堂大会》予以痛批。
可惜，时至今日，不仅统治集团我行我素，惟我独尊，中外评论界也麻木不仁。请诸位设想，开启大会发言将会带来何种议政气象，而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照抄议会民主，是中共第一代群英聚会的八大已经实践过的经验。有道是，没有民主的形式就没有民主的内容。
至于邀请外国共党出席大会，八大之后也成为绝响，那是毛孤意推行反苏政策而自绝于国际共运主流的结果，不说也罢。
今天中外传媒无不津津乐道，中共十八大人事一个又一个名单。同行们心中有数，不过是苦中作乐而已，因为无论是团派还是太子派、胡温还是习李，他们谋求的权力班子的方式，都是严重违背中共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应该是十八大闭幕之后的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他们的选举往往不是一致通过，就是高票通过。幕后包办，有集中，无民主。一代又一代自命不凡的领导核心们，巧言令色为秘密操盘私相授受的权力辩护。
一言以蔽之，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实在太多太大，而且积重难返，要求改革者的远见与魄力越来越高，天将降大任于斯者，何在？
2012年10月24日、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