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2月01日讯】近日，大陆知名连锁企业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因房地产及合约纠纷一事，被牵出了其早已更改国籍的问题。而引起人们对此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一是张兰乃是朝阳区政协委员，尽管中共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外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但按照常理，通常还是由中国公民担任，张兰是如何蒙混过关的？二是其曾多次拒绝过外国移民邀请，还大骂过移民者不爱国。如今，这个21年前“义无反顾”回国创业并大骂他人不爱国的企业家却自打了嘴巴，悄无声息地加入了他国国籍，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事实上，张兰的选择并非是个例，据统计，大陆70%以上的千万富翁都已经或正打算移民。
在亦官亦商的张兰加入外国国籍引起争议的同时，据香港《争鸣》杂志11月号的报导称，10月15日，中共中纪委、中组部通报：中秋、“十一”假日出境、出国公职人员未按时返国的有1100多人，其中714人被列为“失踪”。“失踪”是中共官员外逃的代名词，指请假到期未销假或已无法联系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防范官员外逃，中共当局已然在18大前采取了措施，即一方面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中共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十八大会议期间，非紧急情况，不得出国访问、考察、旅行；一方面国务院还在9月成立了临时性的“反对党政、国家公职人员外逃指挥小组”，由李克强坐镇，加强对中共官员动向的监督，并在大陆各重点航空港站、港口、边境派驻重兵把守，350多部新型防伪仪器在航空港、口岸边检安装备用。
在如此“严防”下，仍有1千多名官员成功外逃，逾期未归，714人“失踪”，这并非说明防范工作无效，只能说明外逃的官员人数众多，很多人应该是不在当局掌控的范围之内。
伴随着有钱、有地位的商人、官员移民、外逃的是，巨额资金的外流。2011年，中国央行发布了2008年完成的有关中国贪官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研究报告。报告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员干部、国企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款达8,000亿元人民币。另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全球金融道德”在今年10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在过去的11年间，中国资金非法外移高达3.8万亿美元，2011年更高达6,029亿美元。
而在十八大召开期间，据海外泛华网透露，前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儿子李小鹏、李小勇和女儿李小琳正积极将财产转往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由于金额过大，引起了澳大利亚防范洗钱的政府机构澳洲交易报告及分析中心的注意，并将消息反馈给中共当局，从而使其暴露。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中共高官当然并非仅限于李鹏家族。至少从以往曝光的消息看，江泽民、曾庆红、薄熙来等家族都榜上有名。此外，中共高官家属是外国国籍的比例也是令人瞠目结舌。如中共曾展开一项内部调查，结果发现截至2012年3月31日，有九成中央委员直系亲属移民海外。
除了商人、官员加紧外逃外，普通的有能力的中国人也在想方设法移民。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今年4月15日发布的报告，2011年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人数高达8.7万，较去年同期增长1.6万。而美国盖洛普网站4月23日发布的调查显示，中国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有2,200万人，居全世界之首。
政协委员变更国籍、官员“失踪”、中共高官大量转移资产、普通中国人移民，都在昭示着一件事：中共解体已是不争事实，在这之前赶紧逃离、保命、保住资产才是他们目之所及的唯一选择。
按照共产党国家高官的逻辑，只要有钱、有工作，人民就会对党感恩戴德。可是为何不缺钱、不缺地位的商人、官员们如此争先恐后地投奔他国？
除了一些官员担心因贪污东窗事发外，发生在当年东德类似的情况或许可以解答这个疑问。在当时的德共领导人看来，东德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有漂亮的房子住，根本没有理由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是从1945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至少有250万东德人逃往西德，这亦导致东德劳工短缺；即使在柏林墙严密封锁的28年中，亦有数千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墙头，至少有137名渴望自由的生命喋血于此。而当1989年匈牙利开放通往西欧的边境设施后，更是有数万东德百姓涌往匈牙利，伺机逃往西德。20年前的11月9日，柏林墙宣布开放的那个晚上，有10万民众从墙东涌向墙西。
这是因为自由和安全、安定的生活环境对于一个个体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说，每个人要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包括学习、工作、迁徙、写作、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等等，每个人还要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享有放心的食物、洁净的水源、可以信赖的社会人文环境……然而，无论在昔日的德国和其它东欧国家，还是今日的中国，这样的自由和环境是那么遥不可及。因此，逃离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昔日东德人大逃亡的景象如今在中国重现，而且是愈演愈烈，其所引发的结局会与东德有两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