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空军少校: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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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12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唐玉美国华盛顿DC报导)12月18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简称CECC)在参议院举办大型法轮功国会听证会。与会八位证人以亲身经历或详尽事实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迫害情况。证人之一,原中国空军少校胡志明介绍了自己遭中共监禁和迫害长达8年2个月,曾几度濒临死亡的经历。他作证说,根据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观察,这场企图在中国消灭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失败,且不会维持长久。

胡志明是一名电子工程师,中国空军前少校。他于1994年在西安空军工程大学获得雷达专业学士学位,于1997年获得信号和信息处理硕士学位。

1997年,胡志明在中国空军北京军事训练学院任军官时,接触到修炼法轮功,一种佛家修炼方法,并开始修炼。之后,他的身体健康迅速得到改善,多年的鼻窦炎和呼吸道疾病在炼功后被治愈;精神方面,他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快乐、轻松和充实;他胜任工作,受人欢迎,多次被学院评为模范员工。

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胡志明坚持修炼,不放弃。他根据自己掌握的电脑技术特长,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和致死的消息及时发送到海外,令真相曝光。这样做不仅让更多政府和世人了解到这场惨无人性的迫害真相,也帮助制止了中共迫害的嚣张气焰。

由于传播真相,胡志明在过去被先后关押和监禁长达8年2个月。期间,他受到各种酷刑折磨、强行被灌食、长时间剥夺睡眠等迫害。到2009年9月他被释放出狱时,已经濒临死亡边缘。回家后,他恢复炼功。不到半年时间里,他重获健康,又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无需他人的额外照顾。

2010年,胡志明辗转逃到泰国,成为联合国难民。2012年8月他被美国政府作为难民接收来美。

以下是胡志明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学炼法轮功的经历

1972年我出生在中国辽宁省,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时我父亲被中共打成“右派”分子,我生命的前14年与父母和其他三位哥哥在不同的农场度过,因为那时我们全家被中共下放农场,接受“再改造”。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看到许多贴着孔子被描述为恶魔和迷信制造者的标语横幅。我还记得农场的天气很冷,我们总是衣衫褴褛,难以御寒。我相信这段恶劣的生活条件让我之后患上鼻窦炎和爱流鼻涕的毛病。

1997年11月我开始炼习法轮功后,对孔子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儒家文化的看法完全发生了改变。同时我的鼻窦炎也消失了。那时,我已经在西安空军工程大学雷达系获得学士学位和信息技术硕士学位,在位于北京的空军总部军事训练学校工作和生活。我已经是一名军官,生活条件优越,但我时常感到精神上的空虚。

从整体上讲,中国人对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因为中共在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这些文化进行了系统地破坏。同时,也没有几个中国人相信共产党的理论。我相信,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大于对物质的追求。

我能接触到法轮功是因为当时住在旧金山的哥哥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寄给了我。读过后,我发现这是一部能让个人获得道德提升、有利社会稳定和道德回升的书。于是我决定修炼法轮功。炼功不久,困扰我多年的鼻窦炎和呼吸道疾病被治愈了,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中国军队系统贪腐严重,司空见惯。修炼法轮功后,我按照法轮功的修炼指导原则-真、善、忍要求自己,与人友善,在他人对我不公或无理时,我不受影响,宽容对待,因此我感到自己活得轻松充实。我的工作和人际关系变得更加顺畅,我获得了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快乐。

那时我和其他40到50位空军指挥部大学的军官和教授,每天清晨在大学内炼习法轮功,使我身心受益匪浅。

1998至1999年间,炼习法轮功的炼功点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我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公园社区,经常看到几十甚至上百人一起炼习法轮功的场面。

抵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为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请愿书 在全国征签

1999年4月,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地变化。“4.25事件”,即4月25日来自中国各地的1万左右的法轮功修炼者来到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部门,要求政府释放被天津市政府扣押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停止出版诋毁法轮功的报导。那时北京的大多数工作单位和居委会已经开始向法轮功学员施压,要求他们停止修炼法轮功。但我和其他空军指挥大学的教授和军官依然继续修炼法轮功。

进入六月,事情进一步恶化。中共企图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从美国引渡回中国。之后,李先生对此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我们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没能及时看到这篇文章,因为学员之间的正常联系渠道已经被破坏。也许北京一些地区的互联网已经被封锁,也许北京法轮大法佛学会的成员已经被扣押,当时我不了解具体的原因。我能够从明慧网看到李先生发表的这篇文章,便打印了几份,和空军指控大学的其他几位学员分享。

六月中,明慧网被中共封锁,我只能通过特殊技术突破封锁,才能访问明慧网。这时,我们也失去了在大学内合法公开炼习法轮功的场地,因为中共宣布禁止军人炼习法轮功。我和其他几名炼功者试图在大学校园内炼功,都被公安打断和驱逐。

7月13日,李先生发表另一篇短文。我再次打印并与其他身边的修炼者分享,但这些能分享的人已经比以前少得多了。他们不再能离开家到炼功点炼功,从此,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7月20日,中共在全国范围全面禁止人们修炼法轮功,不仅限于军队的人士。并且几乎所有中国企业和单位都命令员工收看中央电视台(CCTV)关于禁止修炼法轮功的新闻节目。甚至连从未听说过法轮功的人,也被强制要求收看这些节目。当初中国人的普遍反映是对中共这样的举动感到不解和吃惊。

之后的8月和9月,我通过翻墙软件阅读明慧网的文章,了解到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开始不断到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取消对学炼法轮功的禁令。我还得知,这中间发生了许多学员被虐待和迫害致死的事情。

那时,中共要求北京的所有旅馆不准为外地来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住宿。我意识到作为在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我有责任将我能了解到的法轮功最新消息传递给其他外地来的学员,因为他们没有途径了解这些。

到2000年初,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加严重,死亡和被严重迫害人数激增。作为学员,我们认为需要采取更主动的行为,制止局势再恶化。

得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0月3月将访问北京,我同意参与一项计划,在全国范围的法轮功学员中征签,希望把征签信送交安南,请他介入中共迫害法轮功一事。由于我在军队的工作非常繁忙,我决定辞职,以便有时间做征签和反迫害的事。

我提出辞职后,军队政治委员会马上采取行动。他们早就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但一直没有上报我的名字,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名校内优秀模范员工,但他们也不希望保留一位法轮功学员。我辞职时,他们要报告上级,说我是名法轮功学员,并失踪了。

之后,他们检查了我在公寓的上网记录,在不到一周内,他们发现了我在为安南的到来收集请愿书的签名。然后,他们又把我带回空军大学。空军副司令对我上司对我的处理提出了批评。

之后,他们把我囚禁在北京郊外的一个空军基地达两个多月。我被关在一间燃料库内,全天24小时由4名战士看守。因为我是名军官,这些战士是尊敬我的。但按照命令,他们给我不断地播放诋毁法轮功的洗脑节目。我理智地分析并告诉他们,这些节目内容是伪造的,这些无法停止我继续修炼法轮功。

上级看到我不放弃修炼,就企图在思想上诱导我改变。他们说:“作为一位拥有硕士学位的人,你还是共产党员吗?作为一位军官,你更应该在思想上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军人怎么能信神呢?”然后我要他们给我一张纸,我在上面写到:“我退出中共。”

然后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报告,是中央政府在禁止法轮功前写的一份关于法轮功的报告。上面说,全国的法轮功修炼人数估计在有8000万。被禁止后,减少到6000万。他们说:“你现在还是一名军官。想一想,如果这么多人修炼,包括军官在内,他们的思想就不是清楚的,这样下去,我们的军队怎么正常运作?”之后我又在纸上写道“我不再是一名军官了。”

看到对我转化无效,我被4名武装军人押解回家乡-辽宁省丹东市。在丹东注册时,他们说我是因病退伍,没有提我是法轮功学员。因为那样,转化我的任务将由丹东市承担。丹东市会拒绝接受我,把转化我的任务从新退回给军队。这就是中共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把戏,他们把这个任务压给军队和各级政府部门。各级政府都不愿意接受这项费时又耗资的任务,但又不敢不做,否则他们将得到上级政府的不满。

我在辽宁和家人住了10天后,又回到北京。因为我还是个自由的公民。之后我和北京的几位法轮功学员见面和讨论后认为,我们必须利用在IT方面的专长,帮助全国法轮功学员建立一个网络,能够让他们得到明慧网被中共封锁的信息。中共最怕信息的自由流通,那样他们的迫害行径就会被曝光,就无法维持。

2000年5到10月,我在全国各地与具备IT知识的法轮功坚修者交流,搭建与明慧的网络连接,在不同地区的7个城市培训了一下修炼者掌握IT 技术。

这期间,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迫害和致死的报导被及时传送到明慧,并在网络上被公布。施行迫害的人的电话、姓名和地址也被公布出去。这几年的消息曝光证实,这么做减缓了当地法轮功修炼者的压力。明慧网也成为让法轮功学员彼此之间能够互相鼓励和坚持信仰的良好交流渠道。

被监禁8年2个月——遭洗脑、灌食、剥夺睡眠和床绑等酷刑

2000年10月4日凌晨,10几个警察把我从居住的一家上海酒店客房带走。当时我大声呼唤,以便引起住在隔壁的几个修炼者的注意。他们及时逃脱了。警察在我房间的电脑中找到了我上明慧的证据。

在法庭上,他们指控我犯有“利用邪教颠覆社会罪”。他们在把我转到监狱前,对我进行了26个月的拘留,因为他们想为定我的罪,找更多证据。他们想定我为与海外势力/美国政府有联系的间谍罪。他们想制造这样的证据,以便进一步宣传,法轮功是与海外敌对势力有关联的、有政治企图的组织。

但他们找不到这些证据,他们最终送我到上海Tilan Qiao监狱又关押了22个月。在那里迫害更严重,我不能阅读法轮功书籍,不能炼功。他们竭尽所能希望能成功转化我,让我放弃法轮功修炼。

在关押我的地方,共有囚犯150人,其中近50名是法轮功学员。被判刑期15年以上的重刑犯定期对法轮功学员施暴。狱警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使我们减少炼法轮功或转化,他们的刑期将被缩短。

狱警和其他犯人强迫我看洗脑节目,一天超过16个小时。电视屏幕距离我只有1米远,声量被调到至聋的水平。他们还不准许我睡觉。

这样的迫害几乎挑战了我的极限。2004年8至10月,我开始对受到的迫害进行绝食抗议。于是,他们把我绑在床上,不能动弹。他们强行从我的鼻子里插入喂食管到我的胃里。我在这样的状态保持了一个多月。那时正值最炎热的夏天,我不能动,浑身被汗水浸泡的发痒。他们还给我注射一种液体,让我感到头痛和精神错乱。同时,他们还从我体内抽了大量的血,定期给我做体检。

2004年10月我被释放,幸存下来。那时,我在看守所和监狱先后被关达4年。

后来我来到北京找了一份工作,并和北京的修炼者继续做反迫害的事。

2005年9月初,一次我在街上向路人发《九评共产党》的DVD光盘,被便衣抓到,然后又被判刑4年(从2005年9月23日入狱)。我被关押在北京海淀看守所,那里的迫害比我先前在上海监狱遭受的更加恶劣。

2006年5月13日,我再次通过绝食反迫害。我又再次被看守绑在床上,达6个月,不能动弹。他们给我强行灌食、注射麻痹神经的药物。他们抽取我大量血液、定期给我全面体检,但从未针对我在监狱里出现的疾病做治疗。我那时对活摘器官一无所知。现在回忆起来,我感到后怕,他们很可能把我纳入可能被活摘的人群中。

在监狱期间,我的体重忽高忽低。有时我体重突然增加并维持几个月,可能与我被强行注入的食物有关。有时他们不许我吃饭后,我的体重又疾速下降,变得骨瘦如柴。

2009年9月我被释放前,侥幸存活下来。医生曾说,我可能会死,即便能存活,今后也是残废而终。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失败

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和我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观察,这场企图在中国消灭法轮功的迫害失败了,也不会维持太久了。

当我过去几年没有被关押期间,我发现2000年在辽宁,我看不到法轮功修炼者公开贴出来的横幅或标语。2004年,我看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开始贴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海报和传单。这样的事不常发生,而且被人发现后,会很快被撕下来。2009年,当地出现大量海报、标语、小册子和DVD,曝光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贴出来后,没有人再去揭下来,它们被长期保留在那里。

2009年10月我被狱警释放时,那里的医生对我家人说,我很快会死的。因此,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机构610办公室和当地公安没有在我回家后,再监视过我。回家后,我恢复修炼法轮功,读法轮功书籍、每天炼习功法。就这样,两个月后我可以围着自家的房子走路了;3个月后,我可以自己在室外炼习打坐了。三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站在你们的面前讲述我的经历,从我现在的身体上,看不出曾经迫害濒死的迹象。这就是这个功法所展现出来的能量和神奇。这也说明,我为什么能在过去8年多的残酷迫害中,坚持走到今天。

对于一个人而言,他的良知比他的物质身体更重要。这场迫害也许能剥夺人的生命和他的物质身体,但却无法撼动这个人的良知和信仰。我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对这场迫害正在觉醒、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正在觉醒,中国人很快将会迎来思想自由的那一天。

最后,感谢你们对正义的捍卫与支持。

(责任编辑: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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