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驾崩于乾清宫，十五岁的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年号正德。这个朱厚照非但没有他老爹的厚道，而且是历史上知名的荒淫皇帝，尤其在玩乐方面很有“创意”，他在奉天殿，弄了只猴子骑在狗背上，然后突然点起鞭炮，一时间猴跳狗走，他则在一旁拍手跳脚。奉天殿，清朝时称太和殿，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重大仪式都在此进行，朱厚照竟然在此地耍猴儿，可见他不是一般战士。除此此外，明武宗还有很多其他的特殊嗜好，他不愿住紫禁城， 就在皇城西北修了个“私人动物园”（豹房），连虎豹带他自己一块送进去，而且每天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总之是“很黄很暴力”。大概觉的皇帝这个工作干的不太过瘾，他又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封官玩儿，先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来又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太师”最后大概发现升到顶儿还得当皇帝，才作罢。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样的“领袖”身边，自然不是什么好人能呆住的地方，于是，继王振之后，又一个祸国殃民的“著名”太监－－刘瑾登台亮相了。
知名太监算是大明朝的一大特产，也是朱元璋留给儿孙的一笔可观的“遗产”，为什么这么讲呢？说来话长，我们都知道，咱们祖上很看重五行学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在天为五气，在地为五方，在人为五脏，还有五色、五味、五音等等，总之贯穿了天上地下各个领域，是真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现代科学也认为我们中国的五行学说是有道理的，至于科学家们如何去研究他，那属于专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五行学说讲究，在通常情况下，任何一行都不能偏废－－不能太强或太弱，否则就要出乱子，这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宇宙观，因而咱们祖宗很注重中正平和。其实，不仅仅是五行学说，《道德经》里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儒家讲究的“持中庸”、“求平衡”，以及我辈俗人常用的词－－诸如“过犹不及”、“乐极生悲”等等，都是在强调中正平和。也因此，我泱泱中华成了“天朝大国”，使得几千年来保持了几十个“中国人的世纪”。
可是，日子没有一直这么过下去，否则，我们依然是领袖全球的超级大国。先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朱熹同学“引导”大家背离了祖宗们向内求的原则，接着就是政治体制上的一次巨变－－朱元璋废相。
我们生活在现代的很多人，以为君主制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错特错了。除去古人对天地的敬畏（皇帝再尊贵也得叫“天子”）不谈，政治体制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对皇权也有很大的抑制作用，言官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其他的官员给皇帝提意见，如果皇帝因此把他杀了，史官会毫不客气的记下一笔，百姓们也会送他个“无道昏君”的“光荣称号”，所以，除非哪个皇帝不想混了（比如隋炀帝杨广），否则，九五至尊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对君权的制约因素－－宰相，“宰”有控制、掌握之意，“相”有辅佐之意，宰相作为百官之首，就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很多具体的事情由宰相处理，皇帝一般不直接插手，皇帝虽然可以任免宰相，但也绝不是随便说换就可以换的。宋朝之前的宰相上殿议事，皇帝还得给个座儿坐，并且得招 待他喝茶，这叫“坐论”，您就知道这宰相有多牛了。这样的宰相自然不是皇帝的应声虫，而是政治层面约束皇权的要职。
这种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道德机制，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君主独裁，在欧洲人知道“三权分立”之前，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就已经维持几千年了，这也是“中正平和”这一理念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
可是朱元璋对此觉的很不爽，他觉的光当皇帝很不过瘾，还得“兼职”当宰相，于是他借杀胡惟庸的机会，把宰相一职说废就给废了，这就如同中药里的君臣佐使，少了制约，人是要中毒的，没了制衡的权力就是独裁，这样，朱元璋自觉日子过的滋润了，可是，却给后世中国的走向埋下了祸根。废相给明帝国带来的后果就是－－当朱氏子孙盲目崇拜某太监（比如明英宗对太监王振），就会造成人祸（比如土木堡之变），而且后来的明帝国皇帝们大多有旷工的嗜好，这就给替皇帝盖公章（掌印太监）和整理公文（秉笔太监）的太监们提供了胡作非为的广阔天地。
太监刘瑾
好太监并非没有，比如永乐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广传正统的中国文化，立下不世之功。可那不是刘瑾的理想，他的偶像是英宗时的太监王振，您就知道这位能干出啥事儿了。他哄着武宗朱厚照玩的很开心，想方设法去弄奇鹰异犬，还特选一些色目女子进宫，让小皇帝享受到耳目声色的鲜味异品，玩到各样新东西。
另一个拍武宗马屁的方法就是送钱。或许有人会问，全国的财富不都是皇帝的吗？这是我们很多现代人的一个误区，国库里的钱是国家的，皇帝不能随便动 用，皇帝的钱都存在自己的“账户”里－－明朝是内帑（音同“躺”）、宋朝叫内藏库、清朝称内务府，因此，皇帝如果生活没有计划，手头也会很紧的。于是，刘瑾假传圣旨，让各地镇守太监每人向武宗献白银万两，又强掠民田，广建皇家庄园三百多处，收取租赋，供武宗挥霍。
武宗和“八虎”（刘瑾和另外七个太监）在一块儿玩的太过分了，连受他老爸顾命的大臣也不召见，而且不经内阁六部研究，直接下发圣旨，常常出错。 结果终于玩出事儿了，有一天打雷，正殿枭吻、太庙脊兽和天坛的大门都被雷给劈坏了，这在信仰“天人合一”的中国社会可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大臣们认为这是上 天对皇帝的警告，不能再这么胡闹下去了。于是，由户部尚书韩文牵头，作文高手李梦阳执笔，众大臣联合给正德上了一份奏章。文章写的相当漂亮，刺激得朱厚照“惊泣不食”。
刘瑾这头也没有坐着等死，八个太监连夜去哭求正德，以头抢地说：“非上恩，奴才们都得去喂狗。”并且诬陷支持大臣们的司礼监太监王岳，说他欲限制皇帝出入，结果王岳被发落南京。前朝老臣除李东阳外，刘健、谢迁等阁臣都被正德撵回家养老去了。
富有主人翁责任感的大臣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上疏请留刘、谢。上次请诛八虎，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这次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了，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等连名上奏，请留刘健、谢迁。南京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蒋钦等十五人，连名上疏请屏 八党，又“复上公疏”请留刘健、谢迁。
刘瑾对此的回报是“廷杖”－－这又是朱元璋的“发明创造”，中国的传统是“士可杀不可辱”，宋末名臣文天祥宁死不降元，元廷对他也丝毫未加折辱，而是成就了他民族英雄的义名。这个传统到了“伟大领袖”朱元璋这里也改了，举凡不利于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都拉下去“廷杖”－－就是逮到帝阙下，脱掉裤子， 用军棍打屁股－－这不但是肉体上的痛苦，而且是对“士”们精神上的羞辱摧残。
刘瑾把不和谐的因素统统“廷杖除名”，以保持自己权力的稳定，可是他的权力若是稳定了，百姓们的生活就稳定不了了，后来“八虎”中的另一个太监张永倒戈，和大臣联手除掉了刘瑾，他的权力到底没有稳定的了，此乃后话。(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