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此心明

不一样的王阳明(五)

作者﹕刘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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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驾崩于乾清宫,十五岁的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年号正德。这个朱厚照非但没有他老爹的厚道,而且是历史上知名的荒淫皇帝,尤其在玩乐方面很有“创意”,他在奉天殿,弄了只猴子骑在狗背上,然后突然点起鞭炮,一时间猴跳狗走,他则在一旁拍手跳脚。奉天殿,清朝时称太和殿,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重大仪式都在此进行,朱厚照竟然在此地耍猴儿,可见他不是一般战士。除此此外,明武宗还有很多其他的特殊嗜好,他不愿住紫禁城, 就在皇城西北修了个“私人动物园”(豹房),连虎豹带他自己一块送进去,而且每天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总之是“很黄很暴力”。大概觉的皇帝这个工作干的不太过瘾,他又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封官玩儿,先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来又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太师”最后大概发现升到顶儿还得当皇帝,才作罢。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样的“领袖”身边,自然不是什么好人能呆住的地方,于是,继王振之后,又一个祸国殃民的“著名”太监--刘瑾登台亮相了。

知名太监算是大明朝的一大特产,也是朱元璋留给儿孙的一笔可观的“遗产”,为什么这么讲呢?说来话长,我们都知道,咱们祖上很看重五行学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在天为五气,在地为五方,在人为五脏,还有五色、五味、五音等等,总之贯穿了天上地下各个领域,是真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现代科学也认为我们中国的五行学说是有道理的,至于科学家们如何去研究他,那属于专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五行学说讲究,在通常情况下,任何一行都不能偏废--不能太强或太弱,否则就要出乱子,这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宇宙观,因而咱们祖宗很注重中正平和。其实,不仅仅是五行学说,《道德经》里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儒家讲究的“持中庸”、“求平衡”,以及我辈俗人常用的词--诸如“过犹不及”、“乐极生悲”等等,都是在强调中正平和。也因此,我泱泱中华成了“天朝大国”,使得几千年来保持了几十个“中国人的世纪”。

可是,日子没有一直这么过下去,否则,我们依然是领袖全球的超级大国。先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朱熹同学“引导”大家背离了祖宗们向内求的原则,接着就是政治体制上的一次巨变--朱元璋废相。

我们生活在现代的很多人,以为君主制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错特错了。除去古人对天地的敬畏(皇帝再尊贵也得叫“天子”)不谈,政治体制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对皇权也有很大的抑制作用,言官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其他的官员给皇帝提意见,如果皇帝因此把他杀了,史官会毫不客气的记下一笔,百姓们也会送他个“无道昏君”的“光荣称号”,所以,除非哪个皇帝不想混了(比如隋炀帝杨广),否则,九五至尊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对君权的制约因素--宰相,“宰”有控制、掌握之意,“相”有辅佐之意,宰相作为百官之首,就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很多具体的事情由宰相处理,皇帝一般不直接插手,皇帝虽然可以任免宰相,但也绝不是随便说换就可以换的。宋朝之前的宰相上殿议事,皇帝还得给个座儿坐,并且得招 待他喝茶,这叫“坐论”,您就知道这宰相有多牛了。这样的宰相自然不是皇帝的应声虫,而是政治层面约束皇权的要职。

这种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道德机制,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君主独裁,在欧洲人知道“三权分立”之前,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就已经维持几千年了,这也是“中正平和”这一理念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

可是朱元璋对此觉的很不爽,他觉的光当皇帝很不过瘾,还得“兼职”当宰相,于是他借杀胡惟庸的机会,把宰相一职说废就给废了,这就如同中药里的君臣佐使,少了制约,人是要中毒的,没了制衡的权力就是独裁,这样,朱元璋自觉日子过的滋润了,可是,却给后世中国的走向埋下了祸根。废相给明帝国带来的后果就是--当朱氏子孙盲目崇拜某太监(比如明英宗对太监王振),就会造成人祸(比如土木堡之变),而且后来的明帝国皇帝们大多有旷工的嗜好,这就给替皇帝盖公章(掌印太监)和整理公文(秉笔太监)的太监们提供了胡作非为的广阔天地。

太监刘瑾

好太监并非没有,比如永乐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广传正统的中国文化,立下不世之功。可那不是刘瑾的理想,他的偶像是英宗时的太监王振,您就知道这位能干出啥事儿了。他哄着武宗朱厚照玩的很开心,想方设法去弄奇鹰异犬,还特选一些色目女子进宫,让小皇帝享受到耳目声色的鲜味异品,玩到各样新东西。

另一个拍武宗马屁的方法就是送钱。或许有人会问,全国的财富不都是皇帝的吗?这是我们很多现代人的一个误区,国库里的钱是国家的,皇帝不能随便动 用,皇帝的钱都存在自己的“账户”里--明朝是内帑(音同“躺”)、宋朝叫内藏库、清朝称内务府,因此,皇帝如果生活没有计划,手头也会很紧的。于是,刘瑾假传圣旨,让各地镇守太监每人向武宗献白银万两,又强掠民田,广建皇家庄园三百多处,收取租赋,供武宗挥霍。

武宗和“八虎”(刘瑾和另外七个太监)在一块儿玩的太过分了,连受他老爸顾命的大臣也不召见,而且不经内阁六部研究,直接下发圣旨,常常出错。 结果终于玩出事儿了,有一天打雷,正殿枭吻、太庙脊兽和天坛的大门都被雷给劈坏了,这在信仰“天人合一”的中国社会可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大臣们认为这是上 天对皇帝的警告,不能再这么胡闹下去了。于是,由户部尚书韩文牵头,作文高手李梦阳执笔,众大臣联合给正德上了一份奏章。文章写的相当漂亮,刺激得朱厚照“惊泣不食”。

刘瑾这头也没有坐着等死,八个太监连夜去哭求正德,以头抢地说:“非上恩,奴才们都得去喂狗。”并且诬陷支持大臣们的司礼监太监王岳,说他欲限制皇帝出入,结果王岳被发落南京。前朝老臣除李东阳外,刘健、谢迁等阁臣都被正德撵回家养老去了。

富有主人翁责任感的大臣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上疏请留刘、谢。上次请诛八虎,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这次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了,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等连名上奏,请留刘健、谢迁。南京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蒋钦等十五人,连名上疏请屏 八党,又“复上公疏”请留刘健、谢迁。

刘瑾对此的回报是“廷杖”--这又是朱元璋的“发明创造”,中国的传统是“士可杀不可辱”,宋末名臣文天祥宁死不降元,元廷对他也丝毫未加折辱,而是成就了他民族英雄的义名。这个传统到了“伟大领袖”朱元璋这里也改了,举凡不利于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都拉下去“廷杖”--就是逮到帝阙下,脱掉裤子, 用军棍打屁股--这不但是肉体上的痛苦,而且是对“士”们精神上的羞辱摧残。

刘瑾把不和谐的因素统统“廷杖除名”,以保持自己权力的稳定,可是他的权力若是稳定了,百姓们的生活就稳定不了了,后来“八虎”中的另一个太监张永倒戈,和大臣联手除掉了刘瑾,他的权力到底没有稳定的了,此乃后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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