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后中国政局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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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2012年12月04日讯】(本文转自303期【新纪元周刊】“特别企划”栏目,共有三篇文章。
党内斗争日趋激化 季达
政改难上加难 季达
习近平的三把火 季达)

涉及中共最高权力交接的中共18 终于落幕。这个会议之所以引起了广泛关注,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不透明导致的神秘。在18 大之前各界有不同的分析和期许,而会议之后也有不同的解读。18 大之后中共的权力机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未来中国的局势会有什么趋势?中共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吗?习近平是一个改革者吗? 新纪元邀请了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明居正,居住在美国华府的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以及大纪元总编辑郭君,就以上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高层权力斗争会加剧
文 ◎ 季达

明居正:看到18大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我的基本反应是:“失望但并不意外。”人们首先会注意到的就是他们的年龄:俞正声67岁,张德江66岁,刘云山65岁,张高丽66岁,王岐山也已经64岁,而习近平59岁,李克强是57岁。留任的两人年龄比较轻,而新任的五人年龄反而比较大。所以,如果将来中共政治局“七上八下”的惯例不改变的话,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其余五人都将在下一届退下。

其次是, 太子党的色彩太过浓厚。在这七人当中,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及张德江五人都具备了太子党的身份。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太子党就一定不会支持改革,但是如果再加上原来人们看好的较年轻而较具改革色彩的汪洋及李源潮双双出局一事,则社会上的看法必然是中共更多的是在意自己手中的权力,而轻忽了国家人民的未来。

很明显的, 这份名单是妥协的产物。基本上,它是团派、江派及太子党之间权力斗争的妥协。这点需要稍作解释。大体说来,从1970年代末期邓小平发动改革、启用胡耀邦之后,中国的政治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太子党与共青团派相争共治的局面。共青团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后备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共的领导人部分来自共青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太子党的心态是,江山是我们的老子打下来的,所以现在理当由我们来“坐天下”。六四事件之后,这个格局并未改变,所不同的是太子党是以江泽民、曾庆红为代表的江派的面目出现。

石藏山:明教授的意思,是18大之后中共的权力格局变成了三分天下。我认为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在1989年“六四”之后,尤其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中共权贵集团自利性日趋明显。从政治倾向上,大概可以分为左派、建制派和右派,也就是是自由派。所谓建制派,人数最多也最保守,他们基本上倾向不作任何改变。

如果从权力同盟的角度, 太子党、团派、江派的划分也可以成立。尤其是在涉及最 高权力斗争的层面来看,确实有各自归队的现象。但其实团派和江派并不是由固定身份构成的,主要恐怕还是看个人提升时期所依附的势力背景。江派必定是一个没落的派系,团派和江派将发生明显的变化,未来中共权力派系集团的重组是一定的。

明教授对政治局常委的分析,如果从建制派和自由派的角度看,可能更准确一些。七个常委中,三个保守建制派人物,三个情况不详,只有习近平一直强调改革,但他未必是真正的自由派。这是海内外很多人感到失望的原因吧。

郭君:很多人也把李克强放在改革派,或者自由派当中,其实李克强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政绩,公开场合的讲话都是照本宣科。他被看成是潜在的改革派人物,主要和他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关。当时北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竞选学生会他都很活跃。有意思的是,不少民主派人物当年和他都有很好的关系。不过,经过了三十年的官场磨砺,李克强会有什么表现,恐怕还很难说。尤其他的角色主要是管经济,如果他和习近平能够形成一个紧密的核心,像胡温那样,或许能有些作为也不一定。关键的问题,还是习近平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是强硬的核心,还是弱的中心。但无论如何,未来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会激化而不是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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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难上加难
文 ◎ 季达

习近平仍是“弱主”

明居正:过去十多年,中共中央高层的政治斗争基本上就是胡锦涛团派与江泽民派系间的争斗。中共从邓小平以来虽然不再搞“职务终身制”,但是在实质上却仍然继续在搞“权力终身制”。邓小平如此,江泽民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在2002年上台接班以后,有长达十年的时间还被人批评“政令不出中南海”。

胡锦涛当然不甘心,他一再隐忍,目的就是要寻找一个反击的时机。今年2月份以来,王立军与薄熙来事件给了胡锦涛一个绝佳的机会恶斗江派。本来如果胡锦涛逮住机会,运用平反六四事件以及平反法轮功事件来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江泽民派系的话,则他必然可以获得一个远远大于今日的胜利。然而他是一个阴柔有余但魄力不足的人,一方面既担心如果他下手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强力反扑,另一方面又怕平反六四以及法轮功会对中共自身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他在半路上选择了收手。

胡锦涛的犹豫既给了江派喘息的空间,也给了原来隐身于江派背后的太子党运作的空间。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18大政治局常委中太子党占多数的原因;当然连带的就是,外界原来比较看好的较具改革倾向的汪洋以及李源潮二人亦因而无法入常。

郭君:汪洋确实是中共改革派人物,他曾在温家宝的办公室做过,公开言论比较开放。但从广东的情况看,他未必有那个魄力去推进改革。今年4、5月之后,广东南方系媒体被禁言,文章言论尺度大幅度缩减。我认为和汪洋和他的政治靠山有默契,即汪洋压制一下,让北京那批老左顺心一点,然后汪洋进京。但结果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好。

石藏山: 吉拉斯在他的《新阶级》中,把共产党政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第二阶段是独裁,第三阶段是保利。他说,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一定是所谓的“集体领导”,这个时候共产主义英雄时代已经结束,强人已经消失,共产党官僚剩下的只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为自己所有“保利行动”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辩解。

55年前,吉拉斯在《新阶级》中把共产党政权分为三个阶段:革命、独裁、保利。而这恰是中国新阶级的写照,甚至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Getty Images)

吉拉斯的《新阶级》是五、六十年代写的,但这本书和中共后来的走向完全吻合。说明他对共产党政权的本质和运作方式确实有独到的认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其实都只是所谓“集体领导”的其中一个人物而已。他们逐渐失去了对大局的真正掌控,真正掌控的其实就是那个权贵的“新阶级”,也就是掌握和垄断了中国的资本、权力和大部分利益的共产党官僚集团。

这个“集体领导时期”有多长?前苏联从斯大林死到90年解体,延续了40年。南斯拉夫从铁托死到解体只有10年。邓小平是半个强人,即使是从他去世开始算,现在已经过去了16年。“集体领导”的专制政权之所以最终会失败,正是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不可能停止。即使下台之后,也必须保持政治上的势力存在,否则所有利益都消失无踪。邓是这样,江是这样,胡恐怕也只能这样。

权力终身制延续

明居正: 从表面看来, 胡锦涛是全面裸退。中共的报刊毫无例外的称其为“高风亮节”,细究之下,这句话颇耐人寻味,这岂不是说过去的江泽民乃至邓小平都不“高风亮节”吗?另一方面,海外的分析则多数将其视为“权力的计算”。因为胡锦涛用自己的全面裸退将了江泽民派系一军,使得对方再也没有继续干政的口实。从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清楚的解读,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江泽民派系对于胡锦涛的掣肘有多么严重。

但未来中共政局依然有“权力终身制”的阴影,这对胡锦涛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会是一个难忍的权力空虚。他如果要垂帘听政,实际上仍然完全有可能。而且,以习近平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还会是一个“弱主”,所以

在我看来,胡锦涛可能会在以下几个情况时出手干预政局:第一,江泽民派系在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元气恢复了,开始向习近平动口甚至动手时;第二、太子党发现,习近平并不如他们想像中那样能够照顾他们的利益,起而捣蛋而习近平无力处理时;第三,胡锦涛主观的认为,习近平能力不足而无法有效的掌握国家大政方针时。实际上,专制政体的元老院设计,本身就是这样的目标。古代罗马“执政官时期”,执政官强元老院就弱,执政官弱元老院就强。最后就是凯撒干脆当了皇帝。

党内民主不可能

郭君:其实中共了解这其中的危机。他们内部希望有一个机制,能够解决权力转换所带来的危机。这是中共一些自由派人士提出“党内民主”的原因。这次他们也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内部有限度的秘密选举。据说18大前,25个政治局常委和10名元老开了两次会,最后敲定了18大的政治局和常委名单。这是所谓的从上至下,由(党)内至外的民主化。

但问题在于,党内民主不可能形成一种稳定机制。谁是元老?哪些人能够投票?这些都不可能成文规定。80年代邓小平经常搞“扩大会议”,结果决定胡耀邦下台和赵紫阳下台,那个不是民主,也不可能形成制度性民主。

共产党的顽强生命力,早期来自理想主义,以后则来自党的纪律。这决定了它必须统一党内认识。中共那个军事专家张召忠谈到钓鱼岛问题,说“现在上面没有精神,这就很可怕。”张将军说的是事实,“精神”必须是上面的,而且只能有一个,否则党内没有共识,不能团结,也就失去了共产党的生命力。只有一个“精神”,怎么能民主?只能继续“密室政治”。这种情况下,退下来的人必然要“干政”,你不想“干政”也会有人请你来“干政”的。

石藏山:说到精神,CCTV英文频道最近播放中国新闻,经常提到一个词“congress spirits”,美国人总是要问,这个“spirits”是个什么东西。这实在太难翻译解释了。中国大陆人都知道,18大精神。但其实18大什么精神,其实谁也说不清。

这次18大会议,新华社的报导最强调两点,一是团结,二是共识。用这么高的高度来强调,说明他们认为这两部分出问题了。共产党的专制特点,决定了必须有一个由上至下的统一的信念和方针,就是刚才说的“精神”。这和民主的理念正好相反,因为民主就是因为想法不同,所以要通过一种机制最后做出决策。

所以中共说的“党内民主”根本不可能,正好是“南辕北辙”,方向相反,怎么用力气也不可能达到目标。

中共“政改”南辕北辙

明居正:我认为,习近平以及新上台的团队其实内心非常清楚,中共的体制沉痾已深,如果真正进行改革势必会引爆更加深层问题,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表面的修补以及尽可能维持,真正的体制改革非仅不可能,而且实际上已经是来不及了。

习近平其实是各派之间的妥协人选,也并不是任何一派最支持的人选,所以他在前几年必然会是一个“弱主”。除非他是戈尔巴乔夫再世,否则这就注定了他在主政的前几年很难开展真正的改革。

但是,我认为他对于社会上改革的强烈愿望不是没有了解,所以他也会设法采取某些作为,或做出某种姿态,以博取人民心目当中“改革者”的形象。具体来说,他最容易着手的事情就是反贪腐。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阶段,他反贪腐的力度应该会加大。会有更多贪腐的案子被揭发出来,有些案件的金额或许会十分惊人,但是涉案官员的层级却不会非常高。如此一来,他既博得了改革、反贪腐、清廉的美名,部分地整顿了官僚系统的风纪,又不会真正触及到太子党的既得利益,暂时性的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

中共体制沈痾已深,社会矛盾激化,广大冤民苦无申诉渠道。习近平只要在反腐之余着手解决一部分上访问题,就可以博取“改革者”的形象。(AFP)

另外一个相对容易做出成绩的领域,就是着手解决一部分的上访问题,尤其是过去一些地方上无足轻重的官员或是由各级政法委所造成的问题。同样的,这些问题可以与上述的反贪腐作为相结合。只要成功的解决了几个案例,再经由国家掌控的媒体大肆宣扬一阵,“习青天”的名号就会在社会上传扬开来。这时,人们就会产生改革的错觉了。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所有这些作为只是一时性的政策变动,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改变。

中纪委管政法委?

郭君:如果有心要真的改革,其实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以反腐败来说,在这个大招牌之下可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比如有限度开放媒体,给新闻自由更大空间,允许民众进行更多监督,坚决杜绝以言治罪。再比如,官员贪污腐败,关键是法制不健全,地方政法委一手遮天。是否能把司法和检察系统独立出去?

18大一个有意思的安排,是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王是80年代初中共改革时的“青年才俊”,四大才子之一。懂经济,对国内经济存在的问题有很深的了解。原来估计他会出任副总理,负责金融、外贸和其他经济问题,结果是做了反贪的刀手。王岐山一上任,上海股市首先大跌。很明显,内幕交易的那些人知道王岐山了解内情。1930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任命老肯尼迪出任证监会主席,华尔街也跌了一阵子。不过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恐怕还有权力内斗的安排。这次政法委书记不在常委,但中纪委书记仍在常委,那是否预示以后政法委会归到中纪委之下?

另外,平反昭雪是必须的,想要缓和矛盾,首先必须停止继续作恶。一边继续毒打别人,一边说大家和解缓和矛盾是不可能的。

石藏山:这其实正是中国人绝望的地方。习近平是各派妥协的产物,也是维护各派利益的人物。他无法在中共体制之外找到改革支点,只能依靠和依据中共这个制度。过去几十年证明这个制度无法减少腐败,只能使腐败越来越严重。同样,中国社会早已过了早期“改革加共利”的阶段,后来的改革大部分是零和游戏,就是有人得利益有人失利益的问题。而所有改革都是由中共官员通过共产党现有机制进行,所以最后必定是他们自己得利,而民众失去利益。

过去十多年以来, 中国国家财政已远高于GDP增幅的速度上涨,民众收入则远远落后,那些收入哪里去了?无非是三公消费了,贪污腐败了,转移出国了。过去20年,中国贫富悬殊大为加剧。国民财富90%被三、四百个家族垄断。这个过程,全都是以经济改革的名义进行的。

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正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中共自由派说,党内民主然后党外民主,实际上,中共政治改革的结果,一定会使得中国人的政治权力更少而不是更多。过去十年便是明证。

贪污腐败无法治理

明居正:我们说的江派,虽然带有较浓厚的上海帮色彩,但也代表大部分太子党的利益的,但又不完全等于太子党。当年邓小平在连续罢黜了胡耀邦与赵紫阳后,在很勉强的情况下选择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到北京接任总书记。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仓促的选择,邓小平心中没有底,所以决定准备一个备胎,好在江泽民不合用的时候立刻替补上阵。这个备胎就是胡锦涛。由于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所以多年来江泽民一直非常忌恨他,这是江胡斗的背景。

除了与胡锦涛及共青团派系间的持续争斗外,执政13年的江泽民在下台时,心中存有两个非常严重的心病:一个就是他个人在六四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个则是他一手主导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所以这三件事情就成了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斗争的焦点。

郭君:江派其实是一个大致的说法。江泽民上台之后,中共官员贪污腐败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中共13大到14大之间的五年,中纪委处分了3万6000名贪腐的党员干部,14大江泽民接班,到15大到16大的这五年,中纪委因为贪腐问题,处分了78万党员干部。比十年前多出了20倍。

江泽民有个著名的口头禅“闷声发大财”,还到处去说。这上海话的意思是大家别争论,少说话,只要听我的,私底下大家发财好了。江泽民时期,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彻底破产的时期,所有的原则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所以官场上下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我知道中共左派最恨江泽民,但因为“斗争需要”,党内极左那批人,矛头却不想对着江。现在习近平高调反腐败,但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改变制度本身,不可能有什么效果。

石藏山:中共的腐败当然是制度问题,所谓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专制体制需要权威,需要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强人。但问题在于,权威不是任命出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缺乏毛,甚至邓那样的权威。对江来说,他的方法其实就是“赎买”,大家可以贪污腐败,亲友一起,大家闷声发大财,但你必须听话,必须认我是老大。这和黑社会的情况确实非常相似。

郭君: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有一个市委书记开会直接对下面说,只要做到两点,其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是完成上级任务,二是政治上不要出错。大家心照不宣,只要不反党,上面交任务完成了,你贪污、包二奶甚至搞黑社会性质的东西,都不管。最近十多年大家说中国政府黑社会化,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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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三把火
文 ◎ 季达

由于习近平是弱主,新上任的施政方针应是内政优先于外交。民生与经济建设是他施政的另一个重点。(AFP)

施政重点内政优于外交

明居正: 以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习近平的施政方针应该是内政优先于外交。在内政方面,我们前面谈到,由于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矛盾空前激烈。所以,我的判断是,习近平在上台之初一定会加大反贪腐的力度,以释放社会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另一方面,民生与经济建设也会是他施政的另一个重点。由于他是弱主,所以短期内他发动大幅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

习近平是弱主,除非外来的挑战过大,否则他外交政策的基调也是追求稳定。

石藏山: 有很多外界分析, 认为习近平会对外强硬,以增加自己在党内和国内的权威。这一点可能性不大,中共现在国际环境可以说非常不好,周边大国小国对中国的这种霸气十足的崛起可以说忧心重重。这其实是美国所谓“重返亚太”的背景和原因,因为大家都需要美国作为平衡。

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也好,其他人也好,大概只能在嘴上强硬,在实际动作上保持克制,起码是在军事行动上保持克制。问题在于中国人对嘴巴强硬早就厌倦了,习近平树立个人权威,除非打一仗,但这个可能性不高。这是他受到制约的地方。

郭君:小规模冲突不是没有可能的,尤其是钓鱼岛的冲突看起来可能持续下去了,中共内部谁敢在这个问题上退步?如果双方持续强硬,两方的舰艇相撞是迟早的事。不过我听说双方达成了默契,不用空军。这大概是中方的意思。因为空军的“擦枪走火”最容易,一个飞行员一冲动就打上了。中国空军是军队中最强硬的。这是北京很担心的。

明居正:所以习近平的施政方针应该是内政优先于外交。

以他的背景来说, 支持习近平的首先当然就是太子党,其次是部分 投靠过来的共青团派成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将太子党与共青团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厘清。我们虽然一再说,中共政局的基本脉络就是太子党与共青团之间的争斗,这个论述主要说的是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但是如果面对被统治的广大中国人民来说,这两派人马又会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的共同性与共同利益要大得多。简单的说,他们之间会为了政治、经济上的权力而争得你死我活,但是当人民起而反抗时,这两派多数时候又会携手合作以维护他们的统治特权。明白这点之后,才会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共青团背景的政治人物愿意支持习近平了。

此外,我们还看到第三支会支持他的人,这些就是直到目前仍然对于中共的改革抱有幻想者。这些人多数处于中共党内或者是中国社会内部中、下层的人士,他们或者是长期受中共洗脑而不克自拔,或者是爱国情怀强烈而无法区分中国与中共之不同者。

从“红二代”看习近平

石藏山: 早期的共产党大部分是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但得到权力之后,这批人会演变成为独裁政体的机器,再后来,参加共产党的人理想主义色彩日益淡薄,而主要是现实社会利益的考虑。吉拉斯把这个划分为“革命者时代”,列宁为代表;“独裁者时代”,斯大林为代表;和“特权集体领导时代”,赫鲁晓夫以后都是这个情况。现在大概是中共“特权时代”的晚期。

中共建制派的官员, 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基本都是工程师出身。工程师治国也是共产党专制国家的特点。工程师治国最大的特点是“不出错”,是一个系统维护师,他们一般只管漏油漏水和零件配换,系统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他们的责
任。

这是他们和太子党的一些区别。中共的太子党有两种,大概区分一下,一种是所谓红二代,即父辈属于打天下那一代的共产党;一种是官二代,父辈是中共建政之后加入,后来当了高官。红二代太子党在政治和经济上实力非常强大,但他们人数其实并不多。但这批人对共产党的江山有一种自觉的责任感。薄熙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他为什么把胡锦涛称为“家奴”,因为他认为胡只是帮红二代代为管理江山,天下是他们的嘛。官二代,基本上就是资本家而已。

郭君:确实如此,红二代的太子党对中国通常有更多的结构性考量。不管刘亚洲也好,张木生也好,刘源也好都是这种人,更愿意考虑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薄熙来更是如此,薄熙来也是一个最有“手段”的,所以他在红二代中有很大人气。

18大之后,舆论出现两种情况,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是看好习近平会政治改革,一种是对中共感到失望绝望。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看好习近平改革的,大部分是体制内的人士。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从不同渠道了解习近平(也包括李克强)的个人性格和为人处事的特点。因为习李都是那种比较宽厚谦和的人,看问题也透彻,所以他们认为习李上去之后,中国一定会有大的改变。

对中共感到失望和绝望的是大多数中低层民众,和高层政治有很大距离。基本上,大家都是因为看透了中共这种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任何人都无法有大的作为,尤其是不可能有什么突破性的作为。习李或许是好人,但因为在体制内部,而且依靠这种体制去运作,所以就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未来五年风险大

石藏山:以前赵紫阳时期,就有人推动过“新权威主义”。据说赵评价说,“权威必须在应付危机时建立”。从中共来说,毛泽东不说,邓小平那种二等权威,也必须是在党内资历的基础上,再加上成功处理了文革后期全面的社会经济危机,才能建立起来。

赵紫阳这话可以反过来看。如果想在中共体制内成功运作,必须有权威,而权威必须有危机。有野心的人,可能就需要创造危机了。

我觉得中共这样的体制,因为意识形态的僵化,导致治国政策无法有效实施,而权力的交接换代,则往往暗藏极大危险。

中共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僵化,导致治国政策无法有效实施,而权力的交接换代,则往往暗藏极大危险。(Getty Images)

郭君:过去20年,中共所谓的合法性辩解,基本上是通过经济增长一条途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快速增长?在现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下,继续增长的经济能否得到民众收入继续增长的结果?这些恐怕都非常有疑问。一旦经济出现问题,这个可能性其实非常大,中国大陆的社会矛盾会激化,党内斗争也会激化,共产党解体消亡也就非常接近了。

我觉得随后五年,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相当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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