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自牧，一心弥陀”的印光法师，为陕西郃阳赵氏子，生于清咸丰十一年(纪元一八六一年)，圆寂于民国廿九年(纪元一九四零年)，为我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郃阳县乃商朝贤相伊尹的故乡(孟子曾赞美伊尹为“圣之任者也”，见《孟子•万章篇》)。师（本文指专印光祖师，下同）学名绍伊，字子任，盖取绍承伊尹以教化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大义。师志切济世的胸怀，于年少时即见其端倪。父秉纲公德高望重，母张氏
贤淑慈和；师家世德相承，素为乡里所推崇景仰。
师幼承庭训，受业于父兄，秉承勤俭朴实的家风，养成肃恭仁让的素质。师出家后，“律己之严，作事之审，为道之笃，利人之宏”，实受其严良家教的影响所致。也因此，师于日后弘化开示中，特重家庭教育，尤其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曾有“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等卓见。
师幼读儒书，深受程朱辟佛论的影响；后因罹患重病，参究内典，始悟谤佛之非。光绪七年(纪元一八八一年)，师廿一岁，由儒归佛，毅然舍家投终南山莲花洞，礼道纯和尚出家；居山修行，事无钜细，唯师命是从。其间，师因读古德《净土发愿文》及《小净土文》，知净土法门乃末法时代，出苦之宝筏，决志专修净土。
师剃度不久，为兄所获；碍于家法难违，师只得随兄返家，并遭禁足的处置。后俟兄外出，师乘机潜回终南山；随即奉道纯法师之命，远赴安徽参学。沿途留止于湖北竹溪莲华寺；师发心行苦役供养众僧，除担任知客外，还兼任柴头、水头。每日，寺僧四十余人的用水及开水，皆由师一人自挑自烧。后因代理库头一职(类似仓库管理员)，师于晒经时，偶然得阅《龙舒净土文》残本，更加确信“净土一法，圆赅万行、普摄群机”，遂毕生以之自行化他；后人有言：“净土法门得以中兴，实肇端于此。”此外，师慎因畏果、诚敬笃实的个性，可从其担任库头时，因整理糖果食物，手黏沾气味者，不敢迳以舌舔，但以纸揩拭一例，得以窥其全豹矣!
光绪八年(纪元一八八二年)，师廿二岁，随莲华寺知客师，同往陕西兴安双溪寺受戒。因师擅长文书，故戒期中缮写诸事，悉委由师负责。是时，师因写字用目过度，旧日之眼疾复发；然师并不因眼疾转剧而怠职。“乃昼夜一心专念佛号；夜深人众皆睡，师复起坐念佛。写字时亦心不离佛，冥求加被。故虽力疾作书，仍能勉强支持。及戒期圆满，书写事毕，目亦痊愈”；师亲身证验念佛功德之不可思议，益发坚定净土法门的行持。圆受具戒后，师先归终南山潜修念佛，兼研教典。
光绪十二年(纪元一八八六年)，师廿六岁，至河北红螺山资福寺参学，该寺为净土宗十二祖彻悟法师(纪元一七四一至一八一零年)所创建。四载参学中，师除随众念佛外，历任云水堂、香灯、寮元等职事，并曾任“藏主”，遂有机缘得阅《大藏经》。师深得彻祖遗教之受用，故“持诵彻祖《语录》，老而不辍”，并于晚年增修《净土十要》时，将彻祖《语录》附之于后。
光绪十六年(纪元一八九零年)，师卅岁，至北京龙泉寺担任行堂，盖效法古德“每于悟彻之后，陆沈贱役，潜修密证。自远于名闻利养之地，所以折伏习气，长养圣胎” 。师以文人出家，躬行贱役，更显难能可贵!三年后(光绪十九年)，师因襄助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事毕，应化老礼请，师乃留止法雨寺藏经楼精进修持。光绪廿三年(纪元一八九七年)，师应众人恳请，宣讲《弥陀便蒙钞》一座；讲毕，即闭关两期六载。
光绪卅年(纪元一九零四年)，师四十四岁，为协助谛闲法师为温州头陀寺请藏一事，再度入京；事后，仍归法雨寺藏经楼潜修。师出家卅余年，“始终韬晦，即名字亦不愿人闻知。尝号‘常惭愧僧’以自励。盖本佛说以惭愧为庄严之意也”。而师“观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的心语，正是师“谦以自牧、敬以待人”的具体写照。
民国元年(纪元一九一二年)，师五十二岁；高鹤年居士选取师文三篇，刊登于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莫不叹服，而不知作者为师也!继而，徐蔚如居士收集师文数十篇，先于民国七年刊行《印光法师文钞》，复于民国十五年再刊印《印光法师增广文钞》。《文钞》中所收各文，包罗世出世法，皆“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群机。发挥禅净奥义、抉择其间难易，实有发前人未发处。”
随着《文钞》的流通，法缘转盛，师应信众恳求，开始接受弟子皈依(民国八年，周孟由祖孙至普陀山，请师为彼等皈依)，法化无疆、遍及中外。师应机施教，“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使其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遵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正由于师之平淡、老实，见闻者成获真正法益，更由衷佩服师之道风德行!
民国十五年，苏州灵岩山寺真达和尚为重振道场风规，特商请于师。师乃手订规约五条悬于山寺，以垂久远；是为肇建灵岩为净土道场之奠基。复次，师更致力于显扬正法、辨明外道讹误，力挽末法时期邪正不分之狂澜。师之信众弟子，传承师慈悲济世的胸怀，于南京创建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兴办佛教慈幼院、组织监狱感化会、从事赈灾救济等慈善公益活动，无不全力以赴!民国十九年(纪元一九三O年)，师七十岁，转往苏州报国寺掩关，法缘日趋增胜。
师虽掩关，弟子慕道请法者，不绝于途。师为嘉勉彼等向道之诚，每于关中为彼说法。师于掩关前，曾嘱托明道法师，创立弘化社(社址先在上海，后迁至苏州报国寺)，流通佛经善书。尔后，师更增订重刊《净土十要》、修订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一一普陀、五台、峨眉、九华的《山志》，凡有助弘扬佛法、化导众生之事，率皆精勤从事。
民国廿六年(纪元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师随顺灵岩监院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关房，弘宣净土法门。民国廿九年(纪元一九四零年)，师八十岁，黄历十月底，师于关中略示微疾，待关照好妙真和尚接任灵岩山寺住持之升座事宜后，于十一月初四凌晨，面西端身正坐、蒙佛接引，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舍报。遗言妙真和尚：“维持道场，弘扬净土，勿学大派头!”师临终前，仍谆谆告诫周遭弟子：“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为道之笃，至死不渝，诚一代祖师之风范也!
弘一大师(民国十三年五月，亲至普陀山礼谒印祖)于《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文中，赞美印光法师：“生平不求名誉，他人有作文赞扬师德者，辄痛斥之。不贪蓄财物，他人供养钱财者至多，师以印佛书流通，或救济灾难等。一生不畜剃度弟子，而全国僧众，多钦服其教化。一生不任寺中住持监院等职，而全国寺院多蒙其护法，各处寺房或寺产，有受人占夺者，师必尽力设法以保全之。故综观师之一生而言，在师自己决不求名利恭敬，而于实际上，能令一切众生，皆受莫大之利益。”
赫兮喧兮，师洋洋盛德，岂区区拙笔之所能道尽!
（文据《高僧行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