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2月09日讯】几日前，在网上看到了一篇题为《一个纳粹军官的回忆》的文章。这名叫奥斯卡‧格罗宁的纳粹党卫军军官曾在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服过两年役，主要负责清点登记死去犹太人的钱物以及在站台上看守源源不断抵达的犹太人的行李。尽管他没有参与过任何罪行，但在过去的60年间，他的内心一直得不到安宁。他常常在噩梦中惊醒，恍惚中仿佛听到了毒气室冤魂所发出的声音。
文章介绍道，因为格罗宁的父亲是纳粹准军事组织“钢盔”的成员，所以他从小就对纳粹党卫军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于1940年19岁时自愿加入。他先在党卫军的出纳部门工作，1942年，他被调到奥斯威辛。去之前，他被告知：这是一项对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的最终胜利极为重要的任务，而且在有生之年，不能够对任何人说出这项任务的真相。显然，保密的根本原因在于奥斯威辛是一个杀人的魔窟，纳粹不想让外部的世界知道它的存在。
那时的格罗宁相信希特勒和戈培尔所说的一切，并认为灭绝全世界的犹太人是德国的天职，是以他忠实地执行着上级指派的工作：清点犹太人的钱物，并定期送往柏林；看守到达的犹太人的行李。在奥斯威辛，格罗宁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屠杀犹太人，但却耳闻目睹了同伴们对犹太人的暴行。他由最初的震撼，慢慢地习惯，进而变成例行公事。
不过，格罗宁的良心让他对于个别人的暴行还是隐隐不安，但他认为个人暴行野蛮，而大规模屠杀则合法。为此，他给上级打报告说：“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暴行），我就要求调到别的地方去。”他的请求被上级拒绝。
然而，在一个晚上，当格罗宁亲眼目睹了纳粹军官如何用毒气杀死犹太人以及焚尸的整个过程后，他再也无法忍受，遂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调防请求，并最终获准调往前线，后被盟军俘虏。
1948年，格罗宁被英军从战俘营遣送回家。格罗宁到一个小工厂当上了会计，从此过着“平静”的生活。任何能够勾起集中营回忆的电影、广播和书报，他都一概不看、不听，也不阅读。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干过什么，这让他觉得很安全。
直到1985年，格罗宁在一家俱乐部时听到有人否认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对那个人说：我看到了一切，我看到了毒气室、焚尸炉，以及整个过程。在奥斯威辛，150万犹太人被屠杀；我可以作证。当时我正在那儿。
此后，格罗宁开始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然后分发给朋友。他还接受了英国BBC9个钟头的采访，将自己在奥斯威辛所看到的一切披露出来。当记者问到他是否觉得自己有罪时，格罗宁表示：“只有采取行动的人，才算有罪。我并没有亲手杀人，所以我相信自己没有罪。”
记者又进一步问道：“如果说你不是杀人犯，那又是什么呢?同谋者吗?”格罗宁是如此回答的：“我不知道。我极力回避这样的问题，它使我不自在。即使是同谋者，对我来说也太过分了一点。我只不过是‘庞大机器上的一颗小螺钉’而已。请允许我这样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感到对犹太人民犯了罪。虽然自己没有亲手杀过人，但是，作为杀人机器的一个部件，我是有罪的。我请求犹太人民原谅。我也请求上帝原谅。（不过）从法律上说，我没有罪。”
的确，从法律上而言，身为军人的格罗宁不过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或许不必承担什么罪责；但作为庞大杀人机器的一个部件，他是有罪的。因为在大是大非面前，每个人的良知都要做出选择。正如流亡的犹太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作者汉娜‧阿伦特所言：“你执行了、因此积极地支持了一项大屠杀的政策。因为政治不是儿戏，在政治中，服从和支持没有什么两样。尽管你和你的上司并没有权利来决定谁能够或者不能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你们却制定和执行一种政策，不想让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分享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发现同样也没有人、没有任何人类成员愿意和你们一起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这也大概是格罗宁内心终身不得安宁的所在，大概是他祈望得到原谅的所在。
在当今中国，有许许多多像格罗宁这样在服从上级命令、担当着罪恶杀人机器部件之人。或许在他们的内心，他们不过是庞大机器上的一颗小螺钉，自己并没有真正参与罪恶，但这其实都不过是托辞而已。当你对一项迫害政策服从时，你不就是在支持它吗？如果千千万万的小螺钉都消极运转，罪恶还能持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