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1897-1982）是我国现代伟大的词人、收藏家、古董鉴赏家和戏曲家。其父张镇芳[1]是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张镇芳活跃于政界、军界、财界，挣得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但张伯驹偏偏无心继承父业，既不愿意从政，又不愿意经商，祇喜欢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被人称为“京城玩主”，为举国闻名的“民国四公子”[2]之一。但是，他的玩与浪荡公子们花天酒地地嫖赌逍遥却截然不同。他玩出了水平，玩出了尊严。
一、爱国玩主
张伯驹爱好广泛，除了是围棋高手和著名美食家之外，还喜欢戏曲、诗词、书法、字画、古董，而且在这些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1．玩出水平
（1）戏曲：张伯驹是京城著名票友，北京戏剧协会的重要赞助人。他曾拜京剧大师余叔岩为师。整整十年在余叔岩门下潜心研究余派艺术。1937年，张伯驹四十大寿，客串演出《空城计》，出演主角诸葛亮。余叔岩、杨小楼、程长庚、王凤卿、王福山等大牌名角为他当配角同台演出，北京城为之轰动。抗日战争期间，张伯驹还到西北重镇兰州去搞过义演。
（2）诗词：张伯驹一生填词数千首。出版有《从碧词》、《张伯驹词集》等。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为《从碧词》写跋说道：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殿后——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的词人之词了。周汝昌把张伯驹与李后主相提并论，而且坚持这一观点“死不悔改”。1985年中华书局出《张伯驹词集》，周汝昌在其序中仍然旧话重提。可见他把张伯驹的词摆在何等崇高的地位。
（3）书法：张伯驹临模书圣王羲之的《十七帖》练过草书，临模钟太傅的《贺克捷表》练过楷书，最后从反复摩挲玩味蔡襄的《自书诗册》中获得书法真谛，创造了自己似蔡非蔡的独特字体。该体不愠不火、不激不励，落笔时露锋、收笔时藏锋，启承转合无一败笔。1980年，北京美术家协会和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在北海公园举办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轰动海内外。1981年初，继北京之后，香港书画界又举办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
（4）古董：张伯驹堪称我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收藏家和古董鉴赏家之一。对于珍稀字画、书籍、陶瓷、木器，张伯驹都有极高的鉴赏力。他的藏品以古代字画和善本图书为主。他的收藏方针是贵于精而不在多。例如，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于世的最古老的中国画。张伯驹把弓弦胡同的老宅（原为慈禧太后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的住宅）卖给辅仁大学得200两黄金，又加上变卖夫人潘素的首饰凑足220两黄金而买回[3][4]。
2．玩出尊严
张伯驹生性豪爽、仗义疏财，从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在古董市场享有盛誉。他对奸商、权贵、以及他们与洋人狼狈为奸、变卖国宝的罪恶行径义愤填膺、深恶痛绝。张伯驹的尊严表现在——
（1）藐视权贵：抗战期间，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为来西安造访的蒋经国举行宴会，张伯驹应邀与蒋经国同桌作陪。他看不惯蒋经国堂而皇之地在首席就坐，鼻子里哼出一声，“黄口小儿，何德何能，在此坐大。”蒋经国含怒询问祝绍周，“此人何方神圣？凭什么有如此大架子？”不待祝绍周为他打圆场，他自己倒抢先自答，“昔日四大公子，今日一介草民，中州张伯驹是也。”此言发出，祝绍周的脸都吓白了。倒是蒋经国颇有肚量，心中暗想，“文人狂生，不与他计较也罢。”。[3]
（2）嫉恶如仇：抗战胜利后，古董商郭昭俊把包含王羲之、王献之与王珣三人的字帖《三希堂法帖》送给宋子文。宋子文大喜，指示故宫博物院以十万美金买下他非法占有的古瓷器，并任命他为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张伯驹闻讯，挥笔写出《故宫失散书画见闻记》发表于上海《新民晚报》，以生动翔实的文字说明故宫失散书画的去向和《三希堂法帖》的遭遇，在上海文化界引起轰动。蒋介石风闻此事，对宋美龄抱怨，“子文也太不知轻重了，身为国家大员，为了两幅字闹得物议沸腾，坏了政府的威信。”宋子文闻言，不敢再留《三希堂法帖》，忍痛将原物奉还，由中南银行保管。
（3）保护国宝：与别的古董收藏家不同，张伯驹收购古字画的基本目的不是要将它们藏之于密室，待其升值之后再捞一大把。他担心的主要是这些稀世珍宝落到洋人手里、流入外邦。张伯驹以四万元买回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后不久，就有买办古董商白坚甫找上门来，愿以二十万收购。张伯驹冷笑道：“白大爷出的价是够高了……可惜啊，这幅字落到了我张伯驹的手里。别说我张某人现在还算不上穷，就是哪一天上街讨饭吃，也不会出让国宝的。”白坚甫发出威胁，“张大爷也应该知道我白某人的底细……是个外国朋友喜爱上了你手中那幅字……价格不满意，也可以再商量。如果张大爷就这样认死理，惹闹了我那位外国朋友，弄出麻烦来，就不是我来府上的本意了。”张伯驹哈哈大笑，“白大爷何时听说我张某人怕过谁了。今个儿我给你句实话，金钱有价，国宝无双。甭说二十万，就是二百万，你也拿不走这幅《平复帖》……”张伯驹就这样赶走了假洋鬼子白坚甫。后来，他又同样地赶走了为《平复帖》而来的北平城头号大汉奸——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4）不畏强暴：抗战爆发后，张伯驹南下上海。盐业银行上海分行襄理李祖莱害怕少东家查出他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劣行，勾结日伪特务在培福里弄堂口将张伯驹绑架，关在一个废弃的农家小院里，号称没有两百根金条就撕票。张伯驹绝食抗议，不进水米。有人给潘素传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快把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卖掉救人要紧。潘素断然拒绝，说：“伯驹把《平复帖》看得比生命还要紧。卖掉它，伯驹回来我没法交代。”最后，张伯驹的朋友孙耀东通过周佛海打通关节，终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张伯驹。
这就是“旧社会”的张伯驹——铁骨铮铮、视国宝胜于生命的爱国人士和才华横溢、潇洒自在的京城玩主。那么，读者要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张伯驹又如何呢？（待续）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张伯驹的生父为张锦芳，因其伯父张镇芳无后，于六岁时过继给张镇芳。
[2] 张伯驹：《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即袁克文——袁世凯的二公子。括号内为笔者注，以下同），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张作霖之子，东北军少帅），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谓红豆馆主溥侗（满清皇族、恭亲王之子），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3] 张庆国、潘千叶：《京城玩主张伯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黄花岗》网站网络版，2004年。关于《游春图》的来历，章诒和的说法与张庆国、潘千叶的说法大同小异。章说，张伯驹对她说过：“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
──载自《黄花岗杂志》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