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30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
历史上，传统文化经历了几次浩劫，最近的一次是民国初年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最突出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乎全盘否定；再一次是十年“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传统文化被毛泽东一棍子打死，整得奄奄一息，拿儒学大师杜维明的话说是“大难不死”，最后幸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但在浩劫中孔家店多次被打倒，孔圣人被蔑称孔老二。这两次浩劫的肇因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关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及作用，一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总体上是负面评价过多，认为它是阻碍进步的绊脚石，是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障碍，是必须抛掉的沉重包袱。这是传统文化多灾多难的直接原因。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各国保护和尊重的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数典忘祖，犹如仇人一般，不遗余力地诋毁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一套稳定了一个民族两千多年的文明体系会落得如此下场？会面临如此尴尬的局面，被它的国民无情的抛弃？毫不顾念曾经的好处？以“仁义道德”育化子民两千载，反对它的子民居然一点不讲“仁义道德”，绝情绝义到如此，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传统文化自身的问题，还是它的信众有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要解开这一谜团，需要我们注意两点：一是确认传统文化的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再是审视我们看问题的基点是否正确，看一看我们的视角是否得当。
先看第二点。认真研判我们反对传统文化的理由，会发现，近百年来国人关于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受到两个因素的明显影响。一个是科学或者说是西方文明，另一个是无神论（或称迷信）。关于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但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东西无事生非瞎搅和，我们可能至今还过着太平日子，传统文化依旧在滋润着我们的生活。这不仅是个方法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基点问题。就像站在比萨斜塔上看风景看不到正的一样，基点错了，一切皆错。这是一个必须归正的问题。关于无神论的谬误在前边已经谈过，中华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这一点已毫无疑义。而关于科学或曰西方文明需要稍加分析。
今天，由于科学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其如日中天的强势根本容不得一点质疑。而其实不妨作这样一个假设，假如科学尚未传到中国来，西方的船坚炮利没有影响到大清的国威及尊严，传统文化会否被指责否定？西方的民主会否被视为新的社会发展方向？清初有吗？明朝有吗？再往前有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人类唯一应该必须遵循的标准吗？我们的传统文化绵延两千年而不绝，科学不过才三二百年的历史，两相PK输赢难料。为什么一定要拿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呢？科学的方法是对事物无限细分，细致研究，务求穷尽，直至根底。看上去是好事，甚至可以说是了不起，找到了事物最本质的东西。但是，很少有人想到，科学的方法实际是盲人摸象，把完整的事物肢解开来去研究，虽然它把细部能够研究的极为透彻，但它却远离了事物的根本，甚至忘记了事物的根本，一头钻到牛角尖里回不来了。就像那个大象发烧，它可以深入到细胞里去寻求根源，哪部分细胞已坏死它都能知道。而实际上大象不过是需要洗个澡。一句话，科学缺乏整体观念，认死理，这是科学的死穴。所以，科学是一付有色眼镜，尽管已被绝大多数人习惯，但科学的标准很值得商榷。
对于科学，科学巨匠们并不是一味肯定。爱因斯坦说，“我深信现今时尚以科学理论来解释人类生命的所谓公理，则不单只是完全的错误，而且这种看法应该受到指摘”。又说：“科学、宗教、艺术是同一棵树上的枝叶。我们过度的相信科学，是否也是一种迷信？擦亮我们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纯净我们的心灵去思考人生。”（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再回来——轮回的科学》导言：知觉的奥秘）2005年8月，50多位顶尖科学家在德国康斯坦茨湖畔共聚一堂，共同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物理学为我们描绘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可能只是一个巨大的幻想！而科学家们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全新的科学体系来描述这个世界。2009年3月8日，中科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朱清时在松竹书院发表题为《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的讲演。朱清时先生立足于现代物理学的最新成果，明明白白地告诉听众：佛学、道学是高深的科学，而不是迷信！而且否定了“物质是实体”的观念。他不无幽默地说：“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再看第一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这是我们的重点。由于中共对历史的割裂，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并不清楚，甚至可以说是很模糊。因为我们所知的历史绝大部分是被中共篡改了的假历史、伪历史，离事实真相差距甚远。传统文化有多少好处，我们深受其益，却并没有多少感觉，更不用说感恩了。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世纪70年代预言：“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2011年8月12日，北师大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朱小健在接受凤凰网记者专访时提出，可以用文化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西方学者也意识到要解决社会问题，应该从东方智慧，主要是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在谈到中华文化的作用时，他举例说，如果你完全没有接触到，那很难静下心来；如果真正读进去，哪怕一开始就有那么一两篇，很快你就会静下来。为什么呢？这就是它的价值。它的价值就是教人向善，教人守静，教人求真，教人和谐。
传统文化也叫正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字——正。浩如烟海的儒、释、道传统经典，归根结底就是叫人守正，唯正才能绵延两千多年不倒，不仅不倒还传播至全世界。
传统文化的价值其实也就是两千多年来它所发挥的作用。此前，在关于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介绍中，已经对此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我们再从它的经世致用角度，做一个归纳总结。
儒学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提出了实现天下大治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其实也正是整个传统文化欲实现的最高目的，据此，可以概括传统文化的价值及作用为以下四点：立道、立人、立国、达致天下。
首要是立道。确立大道纲纪，这是一切的基础，一切的根本，一切的标准，一切的原则，也是一切的目的。大道在上犹如天意，在下犹如国之宪法，至高无上，国之一切皆由此衍生，以此为范。只能遵循，不可违逆。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的大道？简单的说，道家求真，佛家讲善，儒家讲中庸、忍、恕，这就是涵盖中华文化的大道。铺开讲，有千言万语的阐释例举，归纳起来就这么几个字。以往对于至高真理的表述，一般简单概括为“真、善、美”三个字，实际应该是“真、善、忍”。“真、善、美”的美，不过是真和善的体现而已。大道至简至易，但其内涵却是无穷的高深。道家的真，不是一般常人意义的真理的真，而是一切道理的本真，至真，是一切的根本，至高的道理。佛家的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人认识当中的善良的善，那是人的道理。更高层次的善，是慈悲，那是一种洪大的善，具有熔化钢铁的力量；真正的善，能让魔鬼为之动容，能化解一切争端，一切恶的因素。而那个“忍”，则要远远超出“美”的境界，是独立于真、善的一种状态。真、善其实是一种天性，是先天自然存在的天理，表现为自然的静态呈现；而忍虽然也是天性，却是一种动态的体现，主要表现为承受外力的能力。大道来自天道，天道就是神意，所以传统文化的大道体现的就是天意神意。顺天意而行，则一切谐矣！
道家的真，佛家的善，至简至易，通俗易懂；儒家的“忍、恕”则未为广播。而“忍、恕”实与真、善同等重要！传统经典中关于“忍、恕”的道理很多，甚至有专辑忍、恕的《忍经 》（元朝，吴亮辑）。试举几例。孔子戒子路曰：“齿刚则折，舌柔则存。柔必胜刚，弱必胜强。好斗必伤，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为上。”《论语》：“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童蒙训》：“忍字一字，众妙之门。” 释迦牟尼佛曰：“六度万行，忍为第一。” （《明心宝鉴》）孙真人曰：“忍则百恶自灭，省则祸不及身。”夫子曰：“天子忍之国无害，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进其位，兄弟忍之家富贵，夫妻忍之终其世，朋友忍之终其好，自身忍之无祸患。”（《明心宝鉴》）佛陀曰：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退一步海阔天空。忍是一种很高的道行，古今中外凡成就大事业者，莫不依循忍之理，忍是一切善行的保障，无忍则无以善终。守真、守善不易，守忍则更难。
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百行之本”忍、恕，不只是中华民族的至理，而是普天之下皆应遵守的大道。五千年的神传文化，这是最根本最高境界的概括。大道既立，纲举目张，一切也就有了章法、体例、范式，神州舞台的大戏也就有了凭依。
其次是立人。立人即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天之本在国，国之率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关于立人，儒家的道理主要是“三纲”、“五常”、忠恕等。儒家的道理千条万条，都是围绕做好人而来，人是万物之灵，又是社会的主体，一切都通过人的作为体现。对于做人，儒家的经典内容之丰富、全面、完整令人叹为观止，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如此多的做人道理，甚至集中起全世界的做人道理也没有中国的儒家多。常用的有：《三字经》、《弟子规》、《治家格言》、《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孝经》、《忠经》及《四书》、《五经》等。儒家的道理，概括地说就是仁义道德或曰礼义廉耻，再简单地说，就是善，做君子。孔子倡导“一日三省吾身”，这不就是向内找、做好人的典范吗！那么，怎样就算立起人来了？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大丈夫。”这是儒家立人的标准。同时，在做人上儒家还强调正确的义利关系，价值观以重义崇德为特色，认为“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孟子对义与利作了严格区分，认为道义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儒家告诉我们：为人的成功决不是个人金钱、名誉、地位的成功，而是“做人”的成功，人格的成功。古人重义轻利，仕、农、工、商，把商人和金钱放在最后一位，考不上秀才、进士等，你再有钱家中大门也不能超过一定的高度和宽度，妻子不能穿绣花鞋，秀才见县官有座位，商人见官只能站着，等等。挣钱再多也不能光大门楣、光宗耀祖，由此督促人去学修身的四书五经，使社会的普遍素质得到提升。
儒家立人的外观表征是“礼”。儒家经典《论语》最强调“仁”与“礼”，“仁”是一个人的内在，“礼”是外在的表现。看一个人的仁德如何，只要看他的“礼”表现如何就清楚了。《论语》讲“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国人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古代从天子祭天、祭祖，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外交、军事，到普通老百姓的婚丧嫁娶、坐卧行走、互相称谓等，一切都有礼的规范，一切都是礼的体现，古代中国“礼仪之邦”的称誉即由此而来。仁是灵魂，礼是形式。仁要落实到礼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反复强调礼的重要，要“克己复礼”。中共当年批孔的时候，诬称孔子“克己复礼”是要复辟，恢复封建礼教，纯粹是愚民，实际是要人回到古时更纯净更美好的状态中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重建道德规范”。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曾这样记载周朝初期社会“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状况：虞人、芮人发生纠纷，想请周文王裁决。进入周境，他们发现，那里的社会风气是“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很惭愧，说：“吾所争，周人所耻”，结果文王也不见了，学周人谦让着回国了。《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记载了这样一个因君臣修德而免于战事的故事：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其仆曰：“君何为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轼。”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赋予义，寡人赋予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其后秦将起兵伐魏，司马庾谏曰：“段干木贤者，其君礼之，天下莫不知，诸侯莫不闻，举兵伐之，无乃妨于义乎！”于是秦乃偃兵，辍不攻魏。
当代儒学大师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中认为，“五四以来批判吃人的礼教，认为礼是强制人、要人做循规蹈矩的工作，给人一种强烈的霸权压制感，这是礼观念的异化，不是本来的礼的观念。”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恢复传统道统就是做到了仁。依礼去做，这就是仁。具体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做到了这一点，人就立起来了。人正，才可以正人，才能有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和谐、诚信关系。古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纯朴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最初只是三常：仁、义、礼，这才是神的本意。“智”是孟子的补充，“信”是汉朝董仲舒的补充。“五常”不是并列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人性最纯净的时候，只要三常就够了，甚至只要做到“仁”，后边的四常也就有了。《礼记》说：“上下相亲谓之仁”。上下能相亲，何愁“义、礼、智、信”没有！实际上，社会越复杂，规矩才越多。
对于做人，佛家讲善，善是佛家最突出的特点。道家老子也讲善，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尹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还强调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还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做人厚道，而非华而不实，才是大丈夫所为。所以明朝《明心宝鉴》范立本序云：“曩古圣贤遗志经书，千言万语只要教人为善。所以立仁义礼智信之法，分君子小人之品，别贤愚之阶，辨善恶之异。”中国的传统经典穷尽了做人之理，从幼童到耄耋，从平民到君王，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任何人，无论贫富贵贱，不分顺境逆境，只要做到就尽了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俯仰无愧于天地良心。
关于做人，还需多说几句。今天的世界主流讲的是民主，以人为本，讲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中国的传统比较讲究等级，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反传统者据此认为中国的传统不讲民主，等级森严。其实是一种误解。那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等级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状态，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要存在。社会分工不同必然导致等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来自于互相间的尊重，等级不是民主的障碍，关键是民本思想的确立。儒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将民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认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主张“为百姓，非以为君也，故百姓存则与存，百姓亡则与亡”。还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等论。而在实际生活中，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及表现的确存在，这是社会现实不能否认。但是，对于历史，自有历史的原因，应该历史的去看待过去的现实，而不能用当今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一切是历史形成的，用今天民主的标准去要求当时的社会肯定不行。而对于今天的社会现状，中国传统的做人道理与当今的民主思想也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真正做到了中国传统的要求，将是一种更高境界更高质量的民主。
第三是立国。所谓立国，实际是为政，即君主、官吏对于国家、社会、民众的管理。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稳定的社会状态，是传承神传文化的基本条件，也是教化众生的必要条件。人以国家、民族为载体，如何看待与处理人与国家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如何体现人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神造人之后，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神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短短几句话，阐明了治国修身的关系问题。古之立国的目的并不是为王，而是为宣“明德”，什么是“明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与今人为争权夺利打得头破血流实在是霄壤之别。要治国，首要的是修身，而修身必是仁义先行，这就决定了一个好的治国方略必是施行仁政。仁政是儒家的治国特色。儒家的仁政，是正统文化的柔性治理，是真正纯正的政治。君王以仁义治理天下，走的是王道御天下的道路。君主奉天承运，治理万民，必先修养其身，以德服天下。《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出现问题，用加强道德修养来解决问题，以德服人，此为最经济、高妙、平和理性的治国方式。惟有以王道治世，才能长保国家安定富强。邵雍说：“中原之师，仁义为主，仁义既失，四夷来侮。”这正是对中华历史上外族入侵的最好注解，适用于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宋末、明末的历史总结。
治国为政方面，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政者正也”。为政必须走正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守其道，各取其酬。孔子还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依靠强制手段，严法峻刑，不如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
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所持观念与孔子相同。他拜谒魏国梁惠王，惠王问：“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高见可以利吾国？”孟子答云：“陛下何必曰利？我只有仁义而已。”惠王问的是“利”，孟子却跟人家讲“仁义”，反映出孟子超越流俗的远见卓识。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国家）次之，君为轻。”人民至上，而非国家至上，更非君王至上。他劝君王施行“仁义之政”：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同时，办校教以孝悌之义，使百姓懂得尊老敬长。如此，则仁者无敌，天下自然归服。汉书《淮南子•卷九主术训》：“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
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淮南子•卷九主术训》记载：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觌焉，还报曰：“蘧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淮南子•卷十二道应训》记载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对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任于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记载：“汤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穷武也。故 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
在唐代，《老子》一书受到空前的尊崇。唐太宗自称老子后裔，说过“柱下为帝室先系”。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高宗时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尊《老子》为《道德真经》，令崇玄学的生徒学习，并把《道德真经》为贡举策试的经典之一。唐玄宗还亲为《道德经》做注，并在注好后，令臣民必须家藏一本，在民间大力推广《老子》。宋代宋真宗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时把《老子》列为太学以及各地方学校的课本，并在太学、辟雍各设两名博士，专门讲授《老子》。宋徽宗自己也亲自为《老子》做注，大加尊崇。至明代，《老子》没有受到像唐宋时期那样的尊崇，但明太祖朱元璋也为《老子》亲自作注，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本《御注道德经》。清代黄永定的《七真传》描述了元朝王重阳、邱处机等七人得道成仙的历史故事。邱处机曾运用《老子》思想说服了蒙古皇帝，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等等。
第四是达致天下。这实际是神传文化的真正目的。让全人类都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泽被。这从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盛唐时的万国来朝、鉴真东渡、日本的遣唐使以及后来郑和下西洋等历史史实中均有反应。
无论儒家、道家的观念都是大一统的天下观念，而不是一个国家概念。“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豪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开拓精神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皇帝是天子，管的是天下。《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最高要求。更早的《尧典》就讲“协和万邦”，要协和众多诸侯邦国甚至部落成为一个共同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孔子的“天下为公”、 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历朝皇帝的“奉天承运”等表达的都是这个观念。俗语“老子天下第一”体现的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天下为核心？这实际是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人认为最高最大的就是天，其它的都在天下。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举贤良对策》）等思想，“老天”、“老天爷”、“天哪”、“谢天谢地”等民间俗语，新婚夫妇“拜天地”、过年拜天祭祖、天命论等习俗，以及京城最大的建筑群落天坛，等等，都是中国人对“天”信仰的表现。由于地理因素与交通因素的关系，古人把自己视野之内的区域视为天下，这种观念一致传承至今。天下实际与世界、国际等后生词汇属于同一意义，表达的都是同一意思。天下代表着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理解与概括。
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天下的概念，这是唯中国独有的。谁都不能称天下，谁也不敢称天下，谁也都称不起天下，因为它需要必须的神赋条件与自然条件。必须有天赋之使命，才能称天下，才配称天下。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国家的概念，而是称王朝，皇朝，一朝一代的延续，普天之下，我为中央，所以称中国。古时的国是诸侯国，皇朝之下的封地，俱在皇朝的天下之内。真正的国家概念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结束后，由孙中山创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中华民国。但是，自秦汉以来中国即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如果不是天下的观念，而是一个国家，即使再大，你又怎么可能去影响别的国家呢？天下的观念，广大的地域，这是神传文化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第一广阔土地大国的真正原因（俄罗斯在中国明朝以前不过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一个小公国）。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世界产生影响，才能够影响得了世界，才能完成神赋的神传文化广传天下的使命。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总结古今历史时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又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保护“普世价值”不致被颠覆，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一份责任。所以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不过，顾氏原意“天下兴亡”不是“国家兴亡”，而是指儒家普世价值“仁义”的存废。如果一个社会公然毁仁弃义，崇尚强权，推崇暴政，这个社会就是乱世，就要“亡天下”。
传统文化在传统社会应用的最突出最典型的实例就是科举取士制度。对于科举制度，一般人的印象是从中学教科书《范进中举》和《孔乙己》的课文中得到的。《范进中举》给人的总的感觉就是科举取士制度泯灭人性。在害人的同时，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只知摇头晃脑读死书，满口子乎者也，手无缚鸡之力，于己于社会全无用处的迂腐臭酸之士。课本中还不忘对有神论捎带着打一把，那个胡屠户打过文曲星后，手一时弯不回来的描述很多人记忆犹深。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就这样被中共贬得一文不值。不可否认，《范进中举》是文章作者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讥讽与鞭挞，但此种现象决不是社会的主流。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除了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和“窃书不算偷”的辨术外，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了。鲁迅因能骂国民党被毛泽东奉为旗帜，鲁迅的偏激是显而易见的，“孔乙己”能否代表科举时代的士阶层也不难判别。
中共的目的就是让你感觉一切封建社会的东西都是愚昧落后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才是人类社会中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中共选择《范进中举》和《孔乙己》进教材的目的。为此，需要提醒国人，必须树立一个观念：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更不是祖传的东西，而是自西方传入的社会垃圾，西方主流民主社会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因为其与纳粹具有相同的共性——崇尚暴力，肆意杀人。只有确立这个观念，才能对近代、当代社会的诸多历史事实正确解读。而且身为中国人，受党文化熏染已久、已失去基本辨识能力，需要经常提醒自己。否则，你老认为它伟大光荣正确，怎么会得出一个客观正确的结论？
为说明问题，简要的介绍一下科举制度。科举是指始于隋唐、终于清朝的以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科举的出现实际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朝廷管理体制的健全对人才的需求是重要原因。科举的雏形是汉代的策问，开始是为了征询治国方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笔试也由此而来。与策试并举的还有推荐：一是察孝廉，一是举贤良。汉代考试和推荐并行。到隋代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设进士科，推荐还是比较重要。后来越来越发现，只有考试才能保证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推荐才逐渐淡化。
科举考试类似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初级为院试，在府一级地方上进行，合格者称“生员”，习惯上叫“秀才”。第二级为乡试，在各省城举行，由生员参加。录取后称“举人”。第三级为会试，在京城进行，由举人参加，录取后称贡生，贡生经过殿试（也叫廷试），录取后即是进士。进士按成绩分为三甲（等）：一甲3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又称传胪），称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称赐同进士出身。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三年一考。考试内容，主要以《四书》、《五经》的经义为主。一旦进士及第，无异于鲤鱼跳龙门，就可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了当时流传的人生四大喜，即含科举及第：“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科举始于公元605年时的隋朝，发展并成熟于唐朝，至清朝末年的1906年被废除，前后延续1300年。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至少有三大功：第一大功，为历朝历代遴选了一批有识之士；第二大功，推动了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普及；第三大功，影响了世界诸多国家的文官建立制度。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朝廷选拔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科举制度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主要是指英、法、美等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主要受惠于中国科举制；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八至十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都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
在日、韩、越三国中，日本是最早仿行科举、同时也是实行科举制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七至八世纪之际，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日本的贡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
韩国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是中国域外科举制度的典范。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科举制在韩国历史上存在了936年。
1075年始，1919年止，越南是最迟实行和最后废止科举的国家。
1577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离开欧洲赴远东传教。1583年，利玛窦自澳门入居广东肇庆，此后，利玛窦在华28年。后来，他写成《利玛窦中国札记》，向西方世界详介中国文化，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官系统时这样表述：“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教师惩罚小学生那样。”
英国，1835年居留中国的格尔斯指出：“科举是古往今来的其他伟大的君主制度所无法相比的。也许这就是他们所创造出来惟一值得保留的制度，而此制度还未被其他国家所采用。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
1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报告中称：“当我们的大陆尚处于洪荒时代，孔子已经在讲授德政，中国人已在读书，使用指南针、火药和乘法表。然而东方世界这一最文明的国家对于科举制度的运用，将比上述任何东西都更能夺走我们美国人的优势（如果我们算得上有什么优势的话），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倘若不充份肯定中国的宗教或帝制的作用，必将无从作出解释。”1893年，美国文官考试制度完全确立。美国至今尚在执行的八级文官考核制度，脱胎于明朝的科举考核制。
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朝的国门被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的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05年9月，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龚自珍、魏源等知识份子，也呼吁朝廷废止八股。为此，在各方压力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光绪帝下诏次年改以经义、时务策问试士。整个科举考试制度走到了尽头，永远成为了历史。
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或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将造成更大的祸害。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考试内容陷入僵化，思想仅局限于四书五经，被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同时，科举亦局限了人材的出路。
一千三百年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制曾被废止过数次，然而，每次废止后不久便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要求恢复科举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虽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古代大不相同，已经没有了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但此后的几年，一样有人提出恢复科举制。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梁启超表示“科举非恶制也”，“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他公开提出为科举平反，甚至直接说：“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力倡恢复科举。
另一位在科举废后不久却赞美科举的伟人是孙中山。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他在《五权宪法》等演说中多次说过：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
著名学者胡适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便是科举制度。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在谈到戊戌变法时，胡适又说：“康梁变法的时候，只是空洞地吸收外国文化，不知道紧要的是什么。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
钱穆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中认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1955年，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又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诚然，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思想上应该归功于儒释道文化的一统，体制上应该归功于科举取士制度所建立的成熟的官吏管理体制。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侯会认为：“比之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中国人的这一发明对人类文明贡献更大！这本来是最有份量的‘申遗’材料啊！可惜我们把自家的宝贝当破烂儿扔出门，贬了又贬，批了又批！——不错，传统科举是有不少弊病，尤其是考试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八股文，过于束缚人的思想。作为千锤百炼的考试形式，科举制是科学的，蕴含着民主、法制的因子，杜绝了任人唯亲乃至世袭垄断的弊病，很值得我们再度审视。”（新浪博客）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1937年，侵华日军打到山东曲阜——孔子家乡时，东京大学高田真治教授上书日本军部:“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军部急令前线部队避开曲阜一带的战斗。日军进驻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将领参拜。当地百姓说，日军见到孔府的汽车鞠躬行礼，进入民宅发现墙上有孔子像也鞠躬致敬。有人得罪了日本人跑进孔林里躲避，日军出于对孔子的敬仰，开枪不往孔林里打，而是往天上射击。这并非因为日军良心发现，而是传统儒学对日本的影响，才使日军心怀敬畏之心。
具有万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为人类和世界做出了任何民族都无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但可悲的是，清末以来，特别是中共建政以来，极尽破坏传统文化之能事，否定传统文化之风在神州大地日盛。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毁弃传统文化的国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其它众多国家，却是越来越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十分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古代先哲之思想，将不少国人曾经视为异端的《易经》、《道德经》、《论语》、《中庸》、《孟子》和《孙子兵法》等中华经典奉若神明。被美国前总统林肯誉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的世界著名思想家、作家、诗人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老子的思想在世界各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博士说：“我把老子认作是东方思想的代表”。《老子》成为全世界被翻译发行量最大的第二本书。早在200年前，法国启蒙学派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未发现任何东西……”，他又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认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另一位启蒙学派的重要人物霍尔巴赫也说过，法国要繁荣，必须“用儒家道德取代基督教道德”。 其后在1919年来到中国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亦提出中国人提倡的和气、乐观、礼让、智能的人生之道非西方文化所能及。
西方文明崛起的源头在于东方文化。成吉思汗大帝打到欧洲后也把汉人的很多技术传到了欧洲，由此才有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也是欧洲为什么早没有文艺复兴，只在元朝后才产生复兴的原因。对此，英国李约瑟的著作《中国科技简史》中都有结论。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传入西方，为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文明的传入，欧洲的文艺复兴欠缺很多技术条件。众多技术不谈，仅仅没有造纸技术一项，欧洲也发展不起来，靠羊皮代纸不可能使文化大规模传播，更不用说印刷术的如虎添翼。科技方面，除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还有一本非常概要的书，即汤普尔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介绍的都是中国科技成就对于世界的影响。自公元前1世纪到16世纪的很长时期里，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强国。
第一，汉字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汉字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东亚及南亚地区。据古籍记载，汉字文化早在战国至西汉初即传入韩国。之后，汉字和汉字词便随着汉籍的传播，缓慢地渗入韩国语言文字生活，上自国号王号，官爵称谓，下至文物制度，专用名词，无不以汉字命名。至唐朝，高度发展的盛唐文化，更是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半岛，有关文化、知识、概念方面的汉字、词随之融入朝鲜语言文字之中。韩国至今仍通用谚文和汉字混合的汉字。1961年颁布了《常用汉字表》1300个，1972年又规定了韩国中学生学习汉字。1992年1月22日，韩国《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号召朝鲜人“继承文化遗产必须进行汉文教育”；“汉字是我们长期以来使用的记事手段。我们祖先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都渗透在汉字里。所以，如果不培养汉字和汉文的基础学力，就决不能继承祖先的文化遗产”。
韩国一直比较重视汉语教育。1991年9月27日，韩国教育课程委员会发表第六次教育课程修正案，强调对“实用的有效的语言文字”的教学，把初中汉文合并到国语中，在高中列为选修课，引发韩国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有人在韩国《中央日报》撰文说，“在国际化时代，要跟上时代步伐，必须同时重视英语和计算机教育。但是，在国际化时代要想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必须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汉文教育。如果为了适应国际化时代只上英语等外国语课而取消汉文课，就会影响我国成为发达国家，甚至会使我国文化从属于外来文化。因此，绝对不能废除汉文课，而应比现在更应加强汉文课，以便在国际化时代更加正确地理解、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2009年，韩国20名前任总理联名向青瓦台总统府呈交了《敦促在小学正规教育过程中实施汉字教育建议书》，建议让小学生分阶段学习汉字，不应将汉字视为外语，应视为“国字”来实施教育。韩国大部分家长和老师也都赞成推行小学汉字教育。2010年3月，韩国汉文教育学会组织甚至在首尔火车站广场举行“汉文教育正常化”大会，韩国各大高校汉字相关学科的教授和学生们，高举汉字万岁的纸牌，要求韩国政府重视汉字教育。韩国的国旗、国徽都是古代中国的太极图。
日本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借用汉字来记录本国语言，进行书面交际。日本现存最早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用汉字写成。在语汇方面，除了自古传下来的和语外，还有中国传入的汉字词。尽管自十世纪起，假名文字已在日本盛行，但汉字的使用却并未因此而废止。时至今天，已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日本文字仍保留有一千多个简体汉字。
中古时期的朝鲜亦如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汉字。朝鲜民族在十五世纪前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直到李氏王朝末期逐渐舍弃。李朝初期，郑麟趾、成三问等人依中国音韵，研究朝鲜语音，创造出11个母音字母和17个子音字母，并于公元1443年“训民正音”，公布使用。朝鲜才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字。
越南语最初并无文字而只有口头语言，当时越南人多使用完全由汉字组成的文言文书写文章。十世纪以前的越南曾是中国的郡县。秦、汉、隋、唐在此设官统辖。独立后的越南，直至十三世纪，才以汉字为基础，创制出越南文字——字喃。十五世纪时，字喃通行全国，完全取代汉字。
第二，儒家思想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对欧美地区的影响。以孔子思想为中心的儒家文化早在十六世纪便在海外传播。这种传播主要是来自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的书信和书刊著作的介绍。据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考证：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送本国。天启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阁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清朝，殷铎泽与郭纳爵合译《大学》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于建昌。殷氏又将《中庸》译为拉丁文，于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别刻于广州及印度果阿。《论语》之最早译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教士柏应理返回欧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巴黎刊发其著作《中国之哲学家孔子》。同年，奥国教士白乃辛的意大利文《中国杂记》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年），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出版卫方济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及《孝经》、《幼学》，1783年至1786年译为法文。卫氏又以拉丁文着《中国哲学》，与上书同时刊出。白晋著有拉丁文《易经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1年），白晋自北京致书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讨论中国哲学及礼俗。康熙末年，马约瑟节译《书经》、《诗经》。赫苍璧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来华，亦曾从事翻译《诗经》。等等。雍正乾隆年间，中籍西译继续进行。限于篇幅不再例举。
除经学方面，中国历史也为西方各国所重视。在通史方面，卫匡国的《中国史初编》十卷，不仅在德国发行，还被译成法文，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历史打开了一扇天窗。教士冯秉正的《中国通史》1783年在巴黎出版后，更使欧洲人对古老的中国大开眼界，受益匪浅。金民阁的《中国历史编年》、哈尔特的《中华帝国全志》，以及传教士合写的有关中国历史、学术、美术、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中国论丛》，都无不引起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在专史方面，卫匡国的《鞑靼战记》一书发行后，在欧洲连续再版十几次。汉学家柏应理的《中国哲人孔子》、《许太夫人传》及精通中国文献的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所着的《书经》、《蒙古史》、《大唐史纲》等，都深得人们的称颂。以熟悉汉语及满语而著称的法国人钱德明著述颇丰，他的《乾隆卸制盛京赋》、《中国兵法考》，以及有关中国古今历史、文物制度、风物习俗的论文，都对中华文化的译介与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西方不同的语言，成为交流的一大障碍。被人们称为“西来孔子”的传教士柏应理为扫除这一障碍，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回欧洲后，编出了《中国年表》、《汉语初步》、《中国辞汇》等工具书，这些书至今还保存在柏林国立图书馆中。此外，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一书，对中国语言的性质及其构造，进行了论述，书中列举了12000多条汉语例句，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方面最早的专著。康熙时的教士白晋、乾隆时的教士钱德明，都先后著有《中法词典》、《满法词典》、《满洲语文典》等等。这些由教士编写的字典、词典，为西方人打开中国文化之门提供了一把钥匙。
传教士们持久而广泛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介，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受中国经籍影响最大的当属西方哲学，以法、德两国的哲学家为主，英国稍逊。如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尔、法国百科全书派、德国大哲学家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莱布尼茨二十一岁就受到中国影响。1697年，莱氏的拉丁文著作《中国近事》出版。他在书中说：“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罗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中国经籍西传，也影响了欧洲政治。德国的精神革命、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都与中国思想的传播有直接间接关系。
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在《歌德谈话录》中谈道：“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耶稣会士柏应理在《中国的哲学家孔子》序中极力推崇孔子的道德思想：“无限崇高、但同时又是简单、合理，来自自然理性中最纯正的资源……从没有一个脱离神默示的理性是如此发达和有力量的。”欧洲启蒙运动的巨擘伏尔泰对孔子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庞大帝国的法律与安宁建立在整体上最自然、最神圣的权力之中：孩子对父亲的尊敬，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对道德祖师的敬仰，尤其是对孔夫子……他是古代圣贤，约生于基督创世纪之前600年，是他教给了中国人美德。”
对东亚、南亚地区的影响。最近几年，韩国的端午节已成功申遗，据说，下一步是中医和汉字。仅从这三样来看，韩国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东亚文化渊源的儒学，几乎和汉字汉文同时传入古代韩国。儒学对朝鲜和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历史上，作为韩国民族思想的主流，主要有三种思潮：其一是在庶民阶层中有深厚基础的原始宗教信仰——萨满巫神教，这是韩国的本土信仰。其二是佛教思想对韩国民族思想意识的深远影响。其三是中国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几乎主导了李朝思想领域达五百年之久。
儒家的“忠”、“孝”思想对维护韩国的大家族秩序的伦理道德及社会稳定居功至伟。中国的《旧唐书》记载，高句丽在公元372 年在朝鲜半岛建立了最早的儒教教育机关大学，设五经、三史课程。百济时代普及儒教与高句丽相似，皆“依中华之法”。新罗时期新罗于公元503 年按中国的方式改称王号。公元632—647 年，新罗曾派大批青少年渡海到中国学习。自三国时代，儒家的忠、孝、烈精神已在韩国的国民精神中得到弘扬。历经几百年的精心发展，儒教逐渐成为传统时代韩国人意识结构的基础，儒教几乎融化在朝鲜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中。直到李朝末期，半岛的居民开始向近代跨进的时候，王朝的统治者还尊儒教为“国教”。
儒教思想不仅渗透在韩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而且渗透到现代人的生活中。韩国著名儒学家琴章泰曾指出：“儒教作为朝鲜民族精神的动力，具有广泛的功能。它不单纯作为某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或伦理规范发挥功能，而且通过传统社会形成朝鲜人的意识结构，体现朝鲜人的文化方式的创造性源泉。”他认为，对民族传统的理解就是对民族自身的发现；对儒教传统的根本性质的理解，就意味着对推动民族精神的动力的发现。他还说：“通过朝鲜民族思想史去理解朝鲜的文化传统时，就能发现更深层的意义和根本的力量源泉。而且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民族思想史领域，儒教从开始直到今天，一直作为一个轴心在起著作用。儒教不单纯是作为朝鲜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体系被提出来，而且通过历史和社会的复合作用来表现它自己。”（《儒教与韩国思想》“序言”）《朝鲜儒家史》的作者玄相允，则对儒家文化的影响贯穿于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予更高评价：“儒教思想对整个朝鲜民族的思想和生活的感化及影响实乃大矣。儒学使朝鲜民族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民族性格发生了变化，政治、文化、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著名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中说：“儒学是日本、韩国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发展。儒家文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学伦理具有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在韩国，每年春、秋两季，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韩国全国都保持了“乡校”这样的普及性群众性儒学文化教育机构，在成均馆设有世界上唯一一所专门从事儒学研究工作的高等学府——儒学大学。
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系统的儒学、朱子学并发展儒学使之成为了日本的“国学”，全国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全国民众尊孔子为“先师”、“圣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到日本各个层面的精神领域，不但影响了日本文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的面貌和方向，美国著名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慨言：“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达，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
越南《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李圣宗神武二年，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皇太子临焉”。与此同时，越南设立了国子监，凡文职官员一律要入学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史料，并坚持以儒安邦。北方越南受中国大陆极左思想影响，曾一度批判儒学并禁止学习，不过近几年又开始肯定儒学价值并鼓励学习。南方越南则一直推崇儒学，并成立了有多家孔学会和儒学会。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就是越南的教师节。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随着经济的快速腾飞和社会生活的空前开放，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享乐主义也迅速蔓延开来。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看到了这种倾向，为了持续发展，而不至于把新加坡葬送，我们决定在学校里教导儒家道德课程，以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力，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正宗的儒家传统思想在台湾。台湾是华人圈中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有人说，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说曲阜孔庙曾派专人赴韩国学习中国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而在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大陆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像”。
60多年来，台湾与大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1949年，两岸分治。国学在大陆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变成需要破除的对象，继承了孔孟之道的人，也都变成应该被扫荡的“牛鬼蛇神”。台湾则刚好相反。国民党一败退到台湾，就开始清除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致力于全面恢复中国传统文化。1958年元旦，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家做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示儒学的精义，竭力弘扬儒学。此文发表后，在中、西方文化界均引起较大反响，由此新儒学以及第二代新儒家而为国际哲学界所重视，尔后多次被邀请参加国际性的哲学大会。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中正却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全力推动文化复兴。延续和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台湾。台湾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不仅仅是形式，更渗透到了民众的骨子里，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人的生活习性。这与大陆的“国学热”有着根本的不同，大陆的国学热多半是出于功利目的的利用，而台湾才是视之为当然的自觉行动，是为人本分的一种自然体现。
台湾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首先体现在汉字上。1949年以来，台湾学校一直延续“国文”的称谓，使用沿用几千年的正体字。在小学阶段，台湾学校注重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古文训练，以国文、历史和传统文化课程为主。在高中阶段，文科的必修课程有三种：《高中国文》、《国学概要》、《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前两种是语文基础知识，以及经史子集的基本介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完全是“四书”内容。2010年9月7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文化经典内容所占的比重：高中三年文言文所占比重由原来的40%、45%、50%提升至45%—65%，篇数酌定30篇，文章皆出自《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老子》、《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等经典，另外增补“国学常识”为选修课。这就从体制上基础上保证了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台湾保持着传统的伦理秩序。台湾的家庭关系很传统。台湾的媳妇是小媳妇，老人是台湾家庭里的爷，儿女如果不孝就是大逆不道。这与大陆五七年反右时期、“文革”时期，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朋友告发朋友、邻居告发邻居、夫妻相互告发，脱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悲惨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台湾旅游的大陆人总会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台湾比中国更像礼仪之邦。传统文化的痕迹遍及方方面面。仅就台湾路名，台北市区从北往南排列着几条主干道，路名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等若干大陆人根本不知其为何物的出自“四书五经”的路名。人们不得不承认，只有在台湾，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美德。
台湾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归功于其传统教育。台湾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固有道德”。当年国民党为台湾各级学校立下了“礼、义、廉、耻”的共同校训，这与大陆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今天台湾的中小学教育更加重视修身养德。小学开设《生活与伦理》课程，重点加强对小学生“社交礼仪、生活起居、孝亲敬长、善友乐群、待人接物、爱国”等方面的教育。国民中学（初中）开设《国民与道德》课程，重点强化对初中生“修己善群、立身处世、互助合作、济人利物、民族意识、民主法制、国家尊严”等方面的教育，意在“弘扬中华优良文化”。高级中学则开设“公民”课程，在“学养、知能与价值观念、健全品格、弘扬优良文化、培养法制精神、建设和乐社会”等方面作为教育的重点。“礼仪廉耻、温良恭俭让”已成为台湾人生活中的基本规范与礼仪。海外留学生中流传一则小故事，颇能说明台湾民众的基本素质：大学里，台湾学生与大陆学生同一居室。在对待开窗上，大陆学生常嗔言：怎么还不开窗？怎么还不关窗？语气中透着斗争意识；而台湾学生总是征询的语气，咱把窗关上吧？
台湾继承了传统的宗教信仰。佛教和道教已经在大陆败落，而在台湾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台湾寺庙特别多，香火鼎盛。目前台湾信仰佛教的人口为550万，占台湾总人口的24%，掺杂佛教信仰的人口占全岛总人口的比例则高达80%。
世界的《论语》。中国大陆之外最受欢迎的儒家经典著作中，以修身为核心内容的《论语》是仅次于老子《道德经》的传世读物。东瀛日本近年来《论语》“火”遍全国。近年来，《论语》在日本一直保持着畅销书的地位，出版社打出的宣传语是：“在混乱的时代，向《论语》学习做人之道。”销售最好的儿童读物，是以办儿童论语私塾著称的东京明治书院出版的《儿童论语》，以销量超过20万册荣膺超级畅销书。购书的父母们表示，“希望孩子们从小就接受孔子的教育”。东京明治书院自2005年开办儿童私塾，到2008年学员已超过千名，而到2010年，日本全国各地面向儿童的论语私塾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日本孩子对学习、感悟《论语》，是认真的、专注的，更是敬畏的。商界中开办的将经营学和儒学结合的“论语”私塾，也颇受欢迎。这种形式的“论语”私塾，被人们形容为“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在日本，儒商是商界最受欢迎的商人类型。
孔子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日本的历任首相，都精通孔子学说。1994年4月，新当选的日本首相羽田孜在上任之前，公开承认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后裔，祖先姓秦，是徐福一个随员的后代，在200年前刚改姓为羽田。此话一出，在日本社会影响巨大。羽田卸任后曾经专程去中国国内连云港市赣榆县金山镇的徐福村祭奠。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2002年带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曲阜祭孔大奠，参拜孔子。言谈中能熟练的运用《论语》，写一手漂亮的汉字。即使那个让中国人痛恨的小泉，自称爱读孔子学说，在为自己参拜靖国神社辩解时说：“‘恶其意，不恶其人’是孔子的话。参拜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虽然这是胡说，但随口能说出论语，说明通晓论语。2007年4月，日本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设立，前首相森喜朗出席了设立仪式。有好几位日本首相在退出政坛后，专程到孔庙参观。2008年1月，福田康夫以首相身份参观孔庙。并不纯粹是为了政治做秀，表达中日友好的愿望。如果仅是为了政治表演，他应首选的是西安，而不必是曲阜。他早在2007年11月就特别提出参访曲阜，说明他对孔庙心仪已久。不仅福田首相要表达对孔子的敬意，日本第二号政治人物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2008年年初到中国来的时候，在北京找不到孔庙，专门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赠送了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著作《论语和算盘》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他说，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涩泽荣一特别崇拜儒家学说，他在此书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晚年涩泽荣一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和研究《论语》。1923年，他在二松学舍现在的二松学舍大学结合自己一生的体验讲解《论语》，阐述自己的论语算盘学说，整理出版之后为《论语讲义》，是一部难得的儒家资本主义经济论著。
日本皇室小公主爱子的名字就是他和其他几位学者根据四书五经起的。在爱子出生以前，日本人和几位中国专家就专门重新研读了一些书籍，从中拟定了若干个名字供皇室选择。“爱子”典出自《孟子》的“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最终皇室选择“爱子”这一名字，就是希望小公主做一个“爱人者”。不光爱子小公主，所有日本皇室的名字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儒学经典的影子。1382年后，日本皇室男子名字中总带有一个“仁”字。现在的天皇叫明仁，皇太子叫德仁，而去年新出生的小皇孙则叫悠仁。“仁”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更是儒家认为君主治国的最重要的品性。作为天皇合法性象征的三种神器——八咫镜、草雉剑和八阪琼曲玉，在儒学传入日本后也有了新的解释：八咫镜代表智慧、草雉剑代表勇气、八阪琼曲玉则代表了“仁”。日本学者也很以他们在儒学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学家甚至很不谦虚地表示：儒教发源在中国，而研究则要看日本。
日本大学者池田大作曾说过，日本人应感谢中国人。是中国，让日本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有文字的国家，将日本由原始的野蛮社会带入文明社会。日本人应懂得对中国报恩。
2011年3月，由日本《中国巨龙报》和日中韩经济贸易促进会主办的首届2010年孔子文化奖在日本东京举行。获奖者之一日本著名棒球教练野村克也感叹：“现在的日本处于迷茫期，太需要从《论语》中取经了！”野村克也多年来一直以《论语》对队员进行教育，他甚至把自己多年的心得写成了一本畅销书——《野村的实践论语》。另一获奖者日本著名居酒屋“和民”创始人渡边美树，在遍布整个日本的“和民”居酒屋内都摆上了《论语》。在日本有“现代活佛”之称的酒井雄哉更是毕生向民众普及《论语》。
美籍华裔学者费景汉博士认为，东亚现代经济的发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四小龙”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有优秀的人力资源，而这个资源又来自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但不会构成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阻力，恰恰相反，非常适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同构”现象来看，韩国等“四小龙”都属于亚文化类型，即以原有民族文化为母本，又大量吸入多种外来文化，相互交流、交汇、消融、汇合，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韩国的崛起为世人瞩目。作为与朝鲜同宗同文相同基点的韩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片废墟上，能在短短三十年间成为亚洲“一条龙”，原因有多种解释。美国东方资深记者乔恩•沃伦诺夫指出：韩国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它将古老中国孔子的儒家伦理同大战后美国援助期间引入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揉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应用所致。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专家狄瑞克•戴维兹1983年6月在《远东经济评论》杂志上撰文认为，东亚地区的成功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促成的：孔子学说有一套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社会的和谐需要有道德、有才识、有纪律、重和平和强烈责任感的领导者；主政者的责任感与其下属的忠诚互相契合；在上下之间，亲如家人，有着忠诚孝悌互相感应的关系，东亚人将这些价值观念用于现代社会，从而设计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开发政策。
《论语》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跨越了千年。传播过程中，历朝历代都看重《论语》中的伦理思想对社会、人生的重要指导意义，强调对“忠”、“孝”思想的体悟、践行。
中国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书——《明心宝鉴》。中国最早翻译介绍到西方的书籍，不是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不是四书五经这些经典，也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集《诗经》、《离骚》，而是在中国失传的《明心宝鉴》。1592年前，天主教教士高母羡（Juan Cobo）在菲律宾将其译成西班牙文，于1595年带回西班牙献给王子斐利三世，现收藏于马德里西班牙国立图书馆，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译为西方文字的书籍。直到1662年，科斯达和殷铎泽才出版了《论语》拉丁文合译本。这已是高母羡翻译《明心宝鉴》之后70年的事了。
《明心宝鉴》是明朝最流行的通俗读物。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古籍《校正删补明心宝鉴》。该书内容网罗百家，杂糅儒、释、道三教学说，荟萃了明代之前中国先圣前贤有关个人品德修养、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论述精华，主旨是劝善劝学，引导人心。该书内容几乎涉及和囊括了一个人生存于世一生中所要面对和经历的方方面面，突出了忠、信、礼、义、廉、耻、孝、悌这八方面传统美德教育，引导人要诚心、正意、向善。在有涯人生要时时、处处都懂得感恩、知足、惜福。
《明心宝鉴》实际是一部通俗的人生教科书，一部修身励志经典，是明朝时比《菜根谭》更流行的劝善书、启蒙书，。此书通篇大量运用对偶、对仗、排比等句式，几乎段段都是格言、警句，可圈可点。它的文字、譬喻简洁易懂，道理深入浅出，简单实在；语句文采绚烂，琅琅上口，特别适合诵读和作为儿童少年研习国学之入门。又因其内容宏富、深厚，在给读者丰饶知识的同时，也能带给人深刻的思想启迪。
《明心宝鉴》600多年来一直风行于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被用作启蒙、劝善和修身励志经典。据朝鲜文（韩文）版《明心宝鉴》认为，《明心宝鉴》最早是由朝鲜高丽王朝忠烈王时代（约相当于元朝中期）的文臣秋适（1245-1317年）所撰。目前在韩国大邱市郊秋氏祠堂的仁兴院中，尚保存有《明心宝鉴》木刻版一百六十余枚。秋适之孙秋濡，于朱元璋初建明朝之际，即恭悠王十二年前往中国协助朱元璋，成为开国功臣，并将其祖父所作之《明心宝鉴》传至中国。之后，范立本重新进行了编辑整理，从而形成一个由二十篇六、七百段文字组成的新版《明心宝鉴》。整理后的《明心宝鉴》条理、结构更明晰，从明初起即极为盛行，多次重刊、重印，万历皇帝还让人重辑修订一遍。这种流行到了清朝以后才逐渐衰落。此书民国时期还有刊印本，坊间亦见流传。而中共建政后，该书慢慢湮没，乃至于完全失传！直到2006年初，经由北京大学西班牙文系赵振江先生推荐，中国作协会员、副研究员李朝全整理翻译《明心宝鉴》，由华艺出版社于2007年1月隆重推出，期望它能在中国“复活”，为弘扬传统文化尽一份力量。
第三，道家思想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早在十六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西方人译成西方文字，十七世纪以后，借助西方商船的往返，《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道德经》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成为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经典著作。
近年来，道教在世界很多地区得到了发展。1995年12月，英国道教协会在伦敦成立。2001年冬至, 欧洲第一座道观清静宫在西班牙落成，并取得与天主教平等的合法地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中孚道观，纽约有天后宫，旧金山市有紫根阁， 夏威夷有太玄道观等。美国道教协会拟筹捐2000万美金，在美国洛基山脉按1：1的比例修建武当山紫霄宫道观。
东亚地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后，道家思想借由汉字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传播到了日本。日本最早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中亦有记载的古代道教思想。大约在七世纪，道教神仙长生思想和方术即已传往日本。日本留学生曾在中国学习道教方技，并把道教经典带回日本。从平安时代起，道教守庚申的信仰在日本颇为流行。
本山寿星宫是韩国规模最大的道教道观，座落于韩国蔚山市蔚州区，供奉道教神寿星——南极长生大帝。90年代以后，韩国开始出现道教教团组织，并与中国道教协会建立了联系。
朝鲜道教于七世纪在朝鲜半岛出现。在624年（唐朝武德七年）高句丽荣留王曾请奏唐高祖希望传授道教教义。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翌年，高句丽荣留王又遣人入唐学佛老之法。虽然朝鲜不存在像中国道教那样的完整的道教形态，但道教在古代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比较明显。
道教现为台湾第一大宗教。中华民国内政部于2000年1月28日宣布每年农历1月1日为道教节，属国定假日，是台湾诸多宗教中以宗教为名称节并订于法律中之唯一宗教，也是现代道教史上的大事。
早在1796年前，新加坡建立道教庙宇顺天宫。1990年，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自1996年开始，于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举行道教节。二十一世纪初，修建起富丽堂皇的三清宫，主殿供奉道祖三清及真武大帝、正一天师，左殿供奉全真道吕洞宾、王重阳、丘处机三位祖师，右殿供奉孔圣人，体现全真道“三教合一”的宗旨。新加坡道教学院和三清道教图书馆2008年底在三清宫正式成立。
道教传入越南最早是在东晋末年。吴朝以后，中国和越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十分密切，道教随着移民而传入。越南广泛流传对真武帝君的信仰。越南北部和中部有许多奉祀真武大帝的宫观和神祠。河内市区北部的西湖风景区就有真武观。
第四，科举制度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物质文明领域主要是四大发明；精神文明领域，是科举制。这个观点首先由西方人在19世纪提出。1835年，英国人英格尔斯说：我们现在在东印度公司已经采用中国人的考试办法来选拔人才了。如果哪一天，我们全英国也能够采用这种办法来选拔、考选我们的官员，那么对英国甚至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的正面作用和影响，将要大于火药和指南针。近代中国的改革家谭嗣同有言：“西法皆源于中国”。他认为中国“效法之”则是“收回所固有而复古”。观点虽然有些偏颇，但西方的议院制、考试制度等等，的确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精华。应该说，历史进入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是文化交流的基本走向，但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个例外。所以西方人认为，科举是中国人赐给西方最重要的礼物。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独具特色，首屈一指。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明清时期的科举取士制度，在长达两千年的传统社会中，经过不断调整而日臻完善。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官制度的经验流传到了西方，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曾在元朝担任官职达17年之久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对中国文明的精彩描述，拓展了西方人的视野。明朝时期飘洋过海来华传教的利玛窦，在中国生活28年，他在与国外友人的通信和自己介绍中国的著作中，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作了全面而详尽的介绍。葡萄牙传教士科鲁兹在他的《中国游记》中，对以科举之法选拔官员倍加称颂；修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在他的《伟大的中国》一书中，对中国的科举考试方法与内容，做过详细介绍。之后，西方有关中国官员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在1570—1870年的300年间达70种之多。1866年10月北京同文馆馆长马丁在美国波士顿曾给东方学会做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报告，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1867年10月，《北美评论》杂志发表文章，对中国考试取士制度倍加称赞。1868年5月14日，美国罗得岛州议员托马斯•詹科斯在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书中，专门对中国的文官制度做了论述，引起美国参议院、众议院议员们的广泛兴趣。之后建立的官员考试制度，基本脱胎于明朝的科举制度。
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多次指出：“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1943年，哈佛大学《哈佛亚洲学报》发表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考》，对科举制度对于西方的影响作了深入的研究，成为西方汉学界的经典论文。西方人丁韪良曾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后来还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于今北京大学校长。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刘海峰，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
近代以前，日本实施过两次类似科举的考选制度，第一次是从8世纪到11世纪，模仿中国的科举实施过“贡举”考试，选拔候补官员。第二次是江户时代的“学问吟味”考试，这种考试仅有奖励学问的意思。到了近代，神田孝平在明治二年（1869年）提出“进士及第之法”，试图树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试制度。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七月，日本初代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推动树立近代官制，公布“文官任用令”，对行政、司法、技术三种官吏进行分科选拔。这种考选制度直到1946年才结束。之后，实行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选拔官僚候选人。现代日本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选拔，十分类似科举考试。
韩国从高丽时代接受科举制度， 19世纪末期废除，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越南的科举，受中国的影响很深。北宋之前已有越南人到中国来学习，参加科举考试。10世纪后，1076年开始实行科举。1920年法国人进入越南，进行教育改革，越南的科举时代宣告结束。
第五，文化遗产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遗留下世界最丰富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遗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形的、物质的文化实物；另一方面是无形的非物质形态。联合国世界教科文组织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人文遗产和自然遗产；另一块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到2009年为止，中国被列入有形文化遗产的项目一共有38项，其中文化遗产，像故宫、长城等有28项；自然遗产，如九寨沟等有6项；还有既是文化遗产也是自然遗产具有双重身份的有4项。人类口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2009年为止，中国 被列入保护名单的一共有26项。这个保护名录从2001年开始实施。2009年，中国一次有22项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包括书法、篆刻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为止中国是第一位，数量最多。2009年除了这26项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增加了一个特殊名单“继续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录里面，中国也是头一个，占了3项。中国在世界的文化遗产当中举足轻重，对人类的文化贡献巨大。
总体上说，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特别是对欧美各国和亚洲各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唯一的。基于这种影响，神传文化才可能泽被世界，为全人类提供共同的理想价值，建立起稳定的文明。而从当今社会实践来看，真正能够左右世界局势的也主要是欧美和亚洲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神传文化的目的也是明确的，这个世界看上去杂乱无序，实际上一切都是在有序的安排之中。
2012年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