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06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中共对神传文字的破坏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提案，建议在小学开设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一石激起千层浪，五十年前中共邪党破坏神传文化的一桩公案重又提起，由此引起了繁体字传承教育的大讨论。2009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潘庆林再度提出，建议全国用10年的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连续两年的提案，足见民间对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关注程度。
那么，在当前简化字大行其道的环境下，恢复繁体字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个历史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实质更是一个文化传承问题，事关民族基业，只不过因中共邪党的有意淡化，及岁月的漫漶、物欲的极度滋彰，很多人已麻木淡忘了。而淡忘的结果，就是对传统经典的隔膜与疏远，割断了传统道德对民众的教化作用，直接导致人心败坏，社会道德的整体全面下滑，贻害所有人。
人类最先有语言，然后才有文字，文字是对语言语音的记录，是语言的固化表现形式，是人类思想、行为的物态展现，任何一个文明如果没有文字的传承是不可想像的。本次人类文明以来，有四大文明古国产生，只有华夏文明延续至今，其它文明都已堙没，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字的传承。没有“四书五经”，儒家的思想就不可能靠口口相传流传到现在，没有佛经、《道藏》佛道思想也不可能流传至今。要灭亡一个文明、一个民族，只要消灭它的文字就可以了，文字其实就是它的精神，没有了精神，就是行尸走肉。
全世界有约6千种语言和方言，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母语的纯洁性。英、德、俄、法、意、加、澳等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本国官方语言文字在大众传媒和公共领域的使用和主权地位。巴黎和柏林的街头就几乎没有英文标牌，德国的高速公路路标全部使用德文，日本的路标也看不见英文单词。
日本侵华期间，强令学校教习日语，目的是要你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日本侵略者之所以从小学就开始强制学习日语，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目的就是要同化中国人，培养中国人具有“日本的思想感情”和“日本精神”。关于这一点，伪建国大学教授语学测验委员丸山林平说过：“语言的统一，就是思想的统一，思想的统一，就是国家的统一，我们的希望是在不远的将来，使我国的国家语及国民语都近乎于单一”（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3页）。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古老却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意文字。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有人将汉字誉为中华民族的第五大发明；而且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也是汉字这个大发明的衍生物。汉字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中文信息研究会的秘书长萧启宏先生说：“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而且是负载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是固化了的信息模块。汉字在继承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成果使之古为今用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汉字是继承中国文化命脉的载体，它可以让今人得到古人的智慧明灯，更加照亮今天世界发展的道路。离开了汉字，就离开了中国文化的根，就会失去至为宝贵的财富。”（张大经：《汉字，华夏的骄傲》，新浪博客，2009年3月29日）
一、汉字简化问题的由来
有几个概念需要先行交代清楚。所谓繁体字，是中国大陆地区对未被简化的汉字的称呼，如港台地区使用的汉字；简体字是中国大陆地区对简化后的汉字的称谓，实际应称为简化字；正体字是港台地区对正统汉字的叫法。
中国文字的字体，自魏晋演进成为楷书以来，就称之为“正体字”。 “正体”之名，来自唐代的《干禄字书》。举凡正体字，其字构大体皆符合六书构字的原则。正体字以楷书作为标准字体，历代传承。至于正体字以外的，包括字书里的重文、古字以及民间的俗字、别字、讹字、省笔字、行草书等，则统称异体字，正体字应是相对于异体字而言。所谓“繁体字”，是1956年中共《汉字简化方案》推出后，才有此名称。按理“繁体字”应该只是对应2,236个被简化的字而言，其它未被简化的字，便无所谓繁简。 然而大陆却将所有正体字统称为“繁体字”，其目的是要蒙蔽世人，使人错误的以为“繁”的一定难，“简”的才易学，以利推展《汉字简化方案》，这是中共邪党的一贯愚民做法。
简化字是中共推出《汉字简化方案》之后，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以作正式用字的，港台地区因此称现行于大陆的官方用字为“简化字”。而大陆地区则习惯称其简化后的汉字为简体字，因其笔画简单。许多对汉字演进史不太了解的人，将传统的“简体字/俗体字”与“简化字”混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指称的文字范围不同，在不同时期的用字地位也不同。“简化字”虽然吸收了不少早已有之的“简体字/俗体字”，但更多的则是中共官方组织的所谓“专家”闭门造车造出来的，其中若干不符合“六书”原则的字，实际应是异体字。
汉字简化的原因：汉字简化，实际上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废除汉字的思维。认为中国文化不行，要彻底推翻，汉字拉丁化。钱玄同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陈独秀说：“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吴玉章说：“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为了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使汉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鲁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等等。
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历史背景中，许多人把国力的衰弱归因于科技不发达，科技的落后又是因为教育不普及，而教育未能普及的原因是汉字不好学，因而有人提出以拼音化方向为目标改造汉字的主张，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之后，又形成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由旅苏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发起。1929年，瞿秋白受苏联远东地区拉丁化文字改革运动的影响，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1年，瞿秋白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后在当年9月26日于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在苏联专家支持下，通过了《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决议。决议认为：“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大会确定汉字改革的方针是：“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丽的拼音、中国的注音字母等等改良方法。”此为汉字拼音化之滥觞。1936年，毛泽东告诉来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字母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迟早的事。”毛泽东说：“我们相信，如果要创造一个完全属于大众的新社会文化，我们就必须废除汉字。”此时的中共不过山野草寇，偏居一隅，未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就野心勃勃图谋篡我中华文化。
中华民国政府曾一度拟推行简化字。1920年，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提倡简化汉字。1922年，他与北京大学教授、文字学者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引起蒋介石的关注。蒋介石责成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逐步推行简体字。1935年（民国24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1400号部令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计324个。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9条。《办法》规定：“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该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同时，从1936年1月起，课本、读物不用简体字各印书馆不予审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悉此事，怒不可遏，亲自找到蒋介石提出异议，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并在此后的3个月里，拒不参加国民党中常委会议。蒋介石虽觉得他太过分，但由于他是国民党元老，担的是民族的道义，只得让步，下令暂不施行简化汉字。
中共建政后，在全面俄化的影响下，不仅俄语在中国大行其道，成为中国的第一外语，且汉语的拼音化改造也一浪高过一浪。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加紧推行汉字简化。毛泽东直接插手汉字拼音化。1955年5月1日，毛泽东在致蒋竹如的信中，专门谈到文字改革：“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4页）1956年1月20日，在中央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汉字拉丁化问题：“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份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纪事（1892—1995）》，第219页）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文改会、教育部党组文件：“吴玉章同志在报告中阐明了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方针，即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中国大陆地区正式进入简化字时代。1964年5月，文改会编印出《简化字总表》。经过补充、调整，简化字由方案收录的515个增加到2,236个，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又对原来总表中的个别字进行了调整。
文字改革非同小可，牵扯文化传承及所有人的用语习惯，应该十分慎重；文字政策应公正、公开，并全面地考虑征求专家乃至民间的意见，反复酝酿。但中共不管这些。简化字政策之拟定、推行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公正、公开根本就谈不上。反对以“搞运动”的方式大规模改造汉字的专家学者如章伯钧、罗隆基、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等在反右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或被迫害致死或精神失常，因此阻吓了正常的反对意见。之后又有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知识份子被列为“臭老九”，身家性命都难保，哪还顾得上其它呢！至于其他人，基本就是自己吃饱了不管别人饿不饿的状态，别的什么都不管，只要别缺钱就行了。实在是缺少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缺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勇气，缺乏贵为万物之灵（打字时，打出个“归为万物之灵”。物欲支配下的当代人的确不配说是贵了）的正气。所以，简化字也就这么畅通无阻地兴开了。
二、汉字简化利弊辨析
要辨明汉字简化的利弊，首先要充份的认识汉字，真正的了解清楚汉字。汉字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汉字是象形字，是目前全人类唯一在正常使用的象形字，这是汉字最突出的特征。其它国家与民族的文字虽有汉字夹杂其中，如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但其主体都不是象形字，仅就这个意义上说，汉字就应该是受全人类保护的人类文化遗产。二是汉字的历史悠久。仅就甲骨文来说，汉字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是当今流传在世、尚为人类使用的最古老文字。三是汉字的产生具有其它任何文字都不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意义。汉字是神传文字，汉字的产生演变本身就是一部神话。无论是文字初创时的仓颉造字，还是固定楷书字形两千年不变的王次仲造字，都与神的因素有关。四是汉字承载着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深厚的中华文明，要了解传统的中华文化必须学习汉字。五是汉字是表意文字，观其形大体即可以知其意。这也是当今传世文字中独一无二的。六是汉字具有独特的造字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即“六书”。七是汉字具有形体美，这是形成全世界唯中国独有的汉字书法的直接原因。八是每个汉字自成体系，汉字具有博大深远不为人知的内涵，这也是后人据以测字算命、命名能成为一门学问的根本原因。汉字绝对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某些咒语用字、符咒用字通联着更高更大的因素，这也是一些道士、民间术士高人据以作法消灾治病有奇效的真正原因。九是汉字影响巨大，是世界上诸多民族、国家文字的基础，如日文、韩文、朝鲜文、越南文等。也是记录许多地区历史过程的原始文字。环中国圈的许多国家，历史上都曾经以汉字作为本民族的主体文字，其历史传承也由汉字记录，这是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十是其他民族的文字仅仅单纯是一种工具，而汉字身负重大的使命。等等。
客观地说，汉字的这些与生俱来的特点，也是汉字流传几千年不灭的充份理由，也是今天的人应该十分珍视的理由。汉字的改变与放弃意味着不仅中国文化精华的破坏与丧失，也是与汉字相关国家及人类整体文化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完全是人为的、有意的，既不是自然灾害所致，也不是战争、国难所逼。
需要指出的是，汉字的这些特点并不是中共不知道，中共的御用专家什么都知道，中共的领导人通通都知道，而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天不怕、地不怕的邪恶中共就是要一意孤行。对中共邪党来说，维持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为此，哪怕宇宙毁灭，共产邪党都会在所不惜。
同时，还需提醒一下，实行汉字简化不是因为正体字繁而简，而是为了走汉字拼音化道路。也就是说，汉字简化不过是第一步，第一步若走通了，第二步也就顺理成章了。简化不简化不在文字本身，而是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中共的邪恶意图。简化的必要性本是个伪问题，无需争论，但中共既走出了这一步，就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掩盖中共邪党毁灭中华文化的罪恶。在汉字简化问题上，世人多半误在繁简之争中去了。岂不知这正中中共邪党的下怀，它就是要把人引入设计好的套子里，让人认识不到问题的实质。因为中共邪党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自掘祖坟，赤裸裸地毁坏祖传文化，遭天下人唾弃，还要为自己戴上假面具，装装门面。
多年来，围绕汉字简化问题的争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正体字难识难写，不利于扫盲。这是中共推行汉字简化最拿得出手最迷惑人的理由。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汉字简化的主要目的，是使汉字的笔划简化，字数减少，逐步做到汉字有定形、有定数，以便利于汉字的学习和使用。”
通看上去，简化字的笔画要比正体字的笔画简约，这是肯定无疑的，尤其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简约意味着以更小的时间获取更高的效率。但是，简化字在把正体字进行简化的同时，也造出来很多不符合汉字六书原则的字。传统的认字规律被打破，人们被迫不得不死记硬背这些新字。原来的字忘不了，还要记新增的字，这实际不是减少了认字的困难，而是增加了难度。2005年，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江新博士在德国美茵兹大学作学术报告，无意中使用了许多心理学实验的例证，无论是北京的小学生，还是台湾的大学生，还有西方的留学生的实践都表明，汉字的笔划数量对于学生认读汉字没有影响。甚至有一项实验的结果令人十分惊异，京郊小学生的认读心理测试中: 枣、养、爷、鸡、壶、乱、饭、铁等八个繁体字的认读成绩，反而比简化字更好。
心理学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人们阅读认字的时候，是把整个汉字图像作为一个整体，一眼看去，就可基本辨识，而无需把每一个笔划都数过才认识一个汉字。只有当遇到相似的字或比较模糊难以分辨的情况，才多看上一眼，把不确定之处加以确认。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有既熟悉简化字又熟悉繁体字的老年知识份子都有体会，阅读简繁两体，速度完全一样快，没有任何分别。另一个简单实例是，实行简化五十多年，儿童的识字教育依然不能缩短，仍然是六年，两岸三地基本相同，大陆的儿童反而缺失了对传统汉字的敏感。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语文心理学家、前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曾志朗博士，曾于2000年12月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专题演讲，报告其实验结果，认为汉字的正体字是所有文字中最易于记忆，而且给人的印象最深刻，最不容易忘记。这是经由客观的、科学的实验论点，值得参考。
笔划多的字，多写一笔少写一笔都不会认错；而笔划少的字，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误读。所以并不是文字笔划越少越好，否则速记符号就该是最理想的文字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著名学者王力在主持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工作》时曾说过：“不要以为笔划少越好。笔划越少，形近的字就越多。为了节省几笔，却增加了认字的困难，得不偿失。”并指出：“原定十划以上的字都要简化。现在看来，这个设想是不合理的。”（《汉字改革史》第180页）王力先生还曾著文说：调查表明在大量阅读过程中自然就学会了繁体字，不须要专门学习繁体字。那么，一种不用人教就能认识的文字，怎么会成为“扫盲的障碍”呢？！所谓正体字“难学难记，不利扫盲”之说岂不是不攻自破了吗？如果难学就学不会，那就应该什么人也学不会，都会是文盲，否则不等于说广大民众天生就愚笨吗？
有时候，事物越复杂，印象反而越深刻，记忆反而越牢固。相对简单的事物，有可能反倒容易被忽视或混淆，记忆思维也越容易犹豫或徘徊。经验证明，故事越曲折，事情越重大，印象就越深，相反则容易淡忘。同样，汉字中的“戊、戌、戍、戎”和“已、己、巳”要远比“朦、曝、艚、矗……”等笔划繁多的字更难记忆和区分。文字的笔划越少，特征就越不明显，就越难区别，书写和认读也未必更方便。
对于文字来说，是否容易记得牢，关键并不只在笔划多少，而是更在于是否常用字。像“藏、艚、曝、瀑、蔑、貌、癞……”等，很少有人不认识。而有许多字，如“犴、仵、尜、旰、刈、殳、孑、孓、甪、丱、畀、盱、柰、凼、氕、氙虽然笔划很少，但认识的人却不多。
即使确认简化字在识读和书写方面的优点，也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比如，在繁体字年代产生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孙子、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蒲松龄、鲁迅、梁漱溟、老舍、茅盾……等，并未见在五十多年的简化字时期有与其齐名者涌现出来。港澳台或东南亚等一直使用繁体字的地区，也末见阻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反倒是比中国大陆地区发展更好更快。
第二，汉字简化后易识易记，书写简便快捷等。这大概是简化字的唯一好处。但是，前边说过，简化字实际是异体字，严格说是错别字，不符合汉字六书原则，你用传统的认字规律去识别简化字对不上号。实际简化字是过滥简化，胡乱简化，没有章法。比如，“车”字，看着就像一根轴贯串着两个轮子，中间是载人载货的部分；“苗”字指明是草长在田上；鱼是在水里的动物。可现代的“鱼”都不在水里游了。原本古人为避文字混乱而将具有“说”义的“云”加“雨”为“云”，以专司自然现象之义，笔划也不算多。今却又以“云”代“云”，既因简害义，又欺藐祖先，难道祖先将“云”与“云” 专职化是比我们愚蠢吗？还有太多太多了。简化汉字是把汉字中很多对于学习、认识和阅读至关重要的部分改掉甚至取消了，给汉字动了大手术，把汉字的优点阉割了。繁体字一目了然各自所表述的意义，而且容易记忆。简化字呢？汉字简化之后，成了：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面无麦，儿无首，涌无力，云无雨，开关无门，乡里无郎。
再比如“国”字，古时作“或”，仓颉造字作“口”，后两字合并为“国”。汉时有民间俗字“国”，但正字一直为“国”。到唐代，武则天为象征武家天下，曾一度将“国”中的“或”改为“武”，但很快便因有谏言其征兆国内武乱不止，废而恢复用“国”。此后一直稳定沿用了唐、宋、元、明、清、民国等五六个朝代。不计唐之前就长达一千三百多年，到1956年才改用“国”字。像“国”字这样一个字形优美、笔划并不算繁琐、内涵着中国文字历史血脉并对华夏古国具有象征意义的汉字，实在不应更改。
“华”字，与“国”字情况相近。其字形优美、丰满、均衡，笔划数量适中，具有民族象征意义，又是中华民族的代称（如称“华人”），从这样严肃的内涵考虑，为省几笔简为“华”字，亦实为不当。还有“龙”字。它对中华民族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国人称作“龙的传人”。将其简作“龙”，与义为多毛狗的“尨”，字形极为相近，难道不是在损伤我们的民族感情吗？“龙”和“寿”字都是民俗性很强的字，很少见有书法家写这两个字用简体的。从古至今，做寿庆典都不会在墙上挂简体的“寿”字，它很难达到“寿”字对人们的心理暗示作用。据说这个“寿”字源出于汉代，但一两千年都是作为俗字难豋大雅之堂的。“寿”字的写法，已经多达一百多种。不少人潜心研究它，并已形成专门的寿学体系。书法家袁梅就著有《寿学全书》，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这些难道不应该成为考量的因素吗？还有不少比“国、华、龙、寿”笔划不少的字（如囊、嚷、齉、囊、攇、攮、蠡、赢等）末被简化，为什么不能对这几个独具含义的字手下留情呢？！有人不相信中共在有意毁灭华夏文化，只此一点，便不难说明问题。
经简化后的汉字，字与字之间的外形变得更为相近，从而，不是减少，反而是增加了辨认的难度。最常征引的例子就是“没”和“设”两个字与繁体的“没”和“设”的相似度大大增加，这与学者们的初衷反呈背道而驰的状况。简化字方案归并了异体字，只是减少了少量汉字，对历史文化总量来说，反而是增加了一大批简化字。古代文献不能抛弃，需要一套检索系统，简化字不能使用这套系统，需要另搞一套检索系统。结果在所有的正式图书馆都必须拥有两套检索系统，管理人员和检索者都必须学会两种检索方法。从北京、上海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无一例外。精力和经费的浪费无法统计。
汉字不能乱改，尤其是地名、人名等。中国的地名，很多都是有来历的，与该地区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故实有关联，不能只为书写的方便、或地名生僻，就予以简化。例如：“沈阳”之改为“沈阳”。“沈阳”之名乃因地处“沈水”之南，古人水之南谓之阳，故称“沈阳”，今改为“沈阳”，则不知其所出了。2006年4月香港出版的第83期《语文建设通讯》刊出许多社会人士，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者黄鸿森，《释名汇校》撰者任继昉，以及其它专家学者与信息界人士文章，对于简化字“一对多”的简化方式颇有訾议。例如黄鸿森认为 《百科全书》的条目释文不能给古人改名，改了势必同古籍相悖，像“魏徵”不能改为“魏征”，“刘知几”不能改为“刘知几”，“毕昇”、“洪昇”不能改为“毕升”、“洪升”，改了以后容易被人误解为另有其人。对于书稿的校对，更是不堪其苦，任继昉的《释名汇校》光是书稿的校对就化了10年功夫，使他深深慨叹“回顾10年编书经历，岂一个‘难’字了得。”而计算机对于繁简两体的自动转换往往会出差错，也滋生困扰。等等。
第三，汉字简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割裂，阻断了神传文化的血脉。这是汉字简化最大的一宗罪。正体字是个微系统，而简化字不过是个符号。正体字是有爹有妈有祖先、有遗传密码的，它是华夏祖先及历代圣贤给中国人和全人类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人类智慧的精华，不能随意糟蹋。
1955年4月7日，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吴玉章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作“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的报告时，对文化传承问题这样解释：“有些人以为实行拼音文字以后，古书没有人能懂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将无法继承。不错，我国有极其丰富的古代典籍，其中有一部分是极可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继承下来的。这些人的看法，似乎只要继续使用汉字，文化遗产就能自然继承。其实不然。目前文字虽然还没有改革，遗产继承已经发生困难。现在识得汉字的人，并不都能读懂古书，真正懂得古书的人，只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能读懂古书的并不多。可见不改革汉字，未必就能继承文化遗产。改革了汉字，仍然能够继承文化遗产；文字改革和继承文化遗产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在改用拼音文字之后，古代的优秀著作，可以逐步翻译成为拼音文字，这样可以使得现在不识字的人以及虽然认字但读不懂古书的人也能读懂古书，这才真正解决了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至于现在能读古书的人即使在文字改革之后，仍然可以研读古书，并不因此受到任何限制。将来我们可以用国家的力量集中许多专家，建立各种机构，来系统地整理、研究、校订、注释、翻译、出版我国古代各种优秀的典籍，这是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必要的。”从中不难看出自辩的苍白与勉强。为什么研究外国文化与文学作品要读原着呢？今人对《道德经》与《论语》这两部道家与儒家的经典之作有多少译注？《道德经》从古至今注释者三千余家！如果都认识一样，一家足矣，何须费事劳神搞出三千多家？那个靠解读《论语》成名发家的国家级“百家讲坛”女秀才闹出了多少笑话！靠翻译靠谱吗？愚民至此，令人无语。
大陆学者曹伯韩教授在《文字和文字学》一文中指出：“文字学跟史学有一定的关系，在研究古代史料的时候，有些书籍上的文字，要经过科学的解释，才能读懂。”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也说：“文字改革，改得我们历史学的研究工作都无法做下去了。”又说:“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此人“文革”中被整死）（台湾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李鍌：《中国国民党第17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39次专题演讲》）
2009年2月，国学大师季羡林直接质问道：“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二、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季羡林始终将“爱”字写成“爱”，因为没有了“心”如何去爱？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拒绝出版任何简化字著作，这难道是偶然或者赌气么？
先秦时期上千年的时间文字是刻在竹简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书不是横着排而都是自上而下竖着排列的原因。限于古人的科技水平，像今天这样锐利方便的刻刀是没有的，所以古人一笔一划在竹简上端端正正刻制繁体古字非常不容易，至于往青铜鼎上铸字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古人没说繁；造纸术发明以后，用毛笔竖着写使用了两千多年，也没觉着繁；明朝《永乐大典》，全书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亿7千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一点涂改、挖补、添加的痕迹都没有。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永乐大典》重录一遍，又一个3亿7千万字，整整花了6年时间，没有人嫌繁；清朝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约10亿字。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历时10年，那巨量的劳动可想而知，但没有人嫌繁；两千年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百姓都没嫌汉字繁，到了共产党这里就不行了，就繁了。至于说“劳动人民识字难”更是愚民的胡说，自古以来，识字率的高低从来都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的问题，与劳动人民不劳动人民没有半点关系，只要有上学的条件，劳动人民同样聪明。共产党首先应该做的是如何让所有百姓都有条件上学，而不是去搞什么简化字，外国人的字母文字都一样，外国人的识字率就都高了吗？把汉字简化成1+1=2一样简单，中国就没有文盲了吗？自古以来以及现在的文盲都是因为汉字复杂造成的吗？还有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上千年，到了共产党这里就成了孔老二了，老大是毛泽东。中共邪党愚民至此，而国人不悟至此，认不清中共邪党的真面目，被中共邪党当猴儿耍，还心甘情愿，实在让人至为痛甚！憾甚！
当然，有些正体字笔画繁多不易辨识与写作也是客观事实，不能否认。能简单明了是最好。但是，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它独特的形成机制与内涵，人为的改变势必破坏其内部构造及深层内意，汉字的独特性已决定了其不能轻易随便被改动。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汉字的测字预测及咒语文字的效用，更重要的是佛、道两家可以指导人修炼成神、佛、道的经文，就足以说明汉字的深奥至今未能破译，未被充份认识，人还有什么天胆敢于狂妄地改变文字呢！人只有敬仰研究的份儿，只有保护的份儿，绝对不能去破坏！从佛、道两家的经文文字我们可以悟出个道理来——文字的功用无比神圣、无比强大，可以说强于世间的一切事物。神佛是远远超于常人的，人世间再贵重的东西、再重要的事物，还有什么能让人超凡出尘成仙成佛的呢？由此是否可以说，汉字的一定组合，譬如佛、道的经文是能使人成佛上天的梯子呢？而中共邪党对汉字的破坏是不是在蓄意破坏这上天的通道呢？再进一步说，中共邪党误导中国人一味追求金钱，毁灭佛道经文文字，是不是在让中国人甚至是全人类永远失去回天的机会呢？这不应当引起深思吗？
共产党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不是人看上去单单一个人间的组织，而是对应着更高更大的因素。想一想，自古以来，全世界全人类都是信神的，人一直持有着对神的信仰，亘古未变。突然间，共产党横空出世，否定一切神明，鼓吹无神论，宣传唯物论，打压有神论，与传统形成反悖。而且共产党发展神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形成一大阵营，影响一半世界。共产党的特点是暴力血腥，反天、反地、反人类，是一个人神共愤的东西，这样一个东西应该没有它存在的余地才符合世间的道理，但共产党却能超常发展成世间一极，这能是偶然的吗？很多人总是习惯于从无神论的角度去看问题，结果是越看越糊涂，怎么也看不清。有些问题本来就是超常的，你用凡俗的眼光去看当然就看不透。
第四，关于拼音化误区。一种事物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口头语言最初是声音而不是文字，后来产生的文字是对口语声音的模拟记录。今天的文字，已经发展成熟，且经过了几千年的实践，语音与书面文字趋向于统一，基本吻合。但是，在人类的起初，先民们对于对话的记录，是用一定的符号标记的，譬如最早的结绳记事，这种符号就是最初的文字。这种作为文字使用的符号，多半表现为象形，这从传世的和考古发现的古文字中都可以看出，此时的文字只具有表意功能而不能表音，但是，文字既然是声音的记录，就应具有表音的功能，这个时候，作为表音的符号——字母就出现了。也就是说，最初的字母不是文字，只是文字的表音符号。然而，后来，人们觉得字母可以代替文字——不成熟的象形符号，这样，字母就反客为主，成了文字，而原来的象形文字却被淘汰了。这就是汉字以外的世界字母文字产生的大致过程。相对于中国象形文字——汉语，字母文字的出现则是文字发展上的歧途。但是，毋庸讳言字母文字同样具有象形文字的功能，这也是字母文字能够代替象形文字的原因。
然而，作为世间唯一的象形文字——汉语，具有与一切传世文字都不相同的独特优点，它承载着华夏五千年的神传文明，这也是其它古老象形文字都被淘汰而唯独汉字留下来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汉字没有也不能被字母文字代替的根本原因。除了神的因素之外，还有众多的其它原因限制了汉字向拼音文字转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汉字拼音化构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服中国水土。汉字拼音化的产生过程前边已经交代，是中共为了毁灭传统文化，割断中国人与敬天奉神传统的联系，便于中共的愚民统治拟定的一个怪胎。中共的倒行逆施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反对，有些知识份子对汉字拼音化问题发表了反对意见。除了前文提到的章伯钧、罗隆基等，还有人指出：“我对文字改革的理由不了解，因此我不能盲目地同意文字改革。文字改革的文献虽然很多，可是从这些文献中就找不出足以令人信服的汉字必须拼音化的理由。”（《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记录》，《拼音》1957年第7期）还有人认为：世界各国文字有两种体系，一种是东亚的中国形意文字体系，另一种是西欧的罗马拼音（拉丁字母）文字体系。“二者互有短长，无所谓轩轾优劣，更无庸是彼而非此”；“今之主张废除汉字，以拼音文字来代替的，主观上是为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而客观上，则是自己毁灭祖国历史与文化，消灭民族意识，正是殖民主义者对被征服的国家所走的道路，至堪令人痛心的！”（王重言：《对于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商榷》，《文字改革》1957年10月号）但是，反对的声音根本就没有用处。中共邪党还是在1958年2月11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之后迅速在全国推行。
如果说这种汉字拼音化运动的发展有好处的话，唯一的好处是促进了普通话的普及，便利了全国不同方言地区的信息交流。同时诞生了简化字。对于简化字的利弊前边已谈过，在此不再赘述。作为推行拼音化的历史条件“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已经成为笑谈，不成其为理由，拼音化自然也就无理可依了。
其二，汉字拼音化运动违背了汉语、汉字产生发展的规律。主张将汉字拼音化的人们不会想到，汉字中的假借字和象声（形声）字都是借助于汉语中的同音现象而创造出来的，不仅是一种表音文字，而且是与汉语最匹配的表音文字。所谓假借，其实就是根据原始语言中大量存在的同音现象，将一个已经存在的象形文字，用于表示其本义以外的其它语意。这一过程， 就是《说文解字》中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从“无其字”到“有其字”，肯定是一个创造出新字的动态过程。假借不仅是一种造字法，而且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造字法，是汉字由表义转向表音的开始。它的出现，使汉字不再局限于形象思维，向表音发展迈出了步伐。到了汉代，汉字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体系，当人们用一种静态的眼光来研究汉字，仅仅局限于剖析它们的字形时，也就曲解了假借的内涵。因为假借没有创造出新的字形，所以人们一直将其视为一种用字法，而不是造字法。
其三，汉字是单音节文字，因此汉字同音字非常多，用拼音的表示方式导致互相难以区分，必需采用“表义汉字”才能够作区别。如果硬行地将汉字改变为字母文字，众多的同音字将会只拥有同一个字形，人们根本无法辨识它所表示的确切字义。这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不便，其负面影响将远远大于汉字难识难记问题。这就是汉语制约着汉字，无法走向拼音的根本原因。同时，汉字抑扬顿挫的四声特点也将随之消失。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说：“中国人不废除自己的特点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或顽固的保守性。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汉文化基础之时。”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传教士威廉斯已经认识到这点，他说，一旦废止汉字，用字母来拼写汉语方言，那么华夏就会不复存在，华夏就会分裂成许多方言小国。英国科技报主编麦克普鲁斯说：“坚信总有一天全世界人民必修汉语汉字”。 前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对他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他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优美的诗，你要好好地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叫中国。”
其四，汉字讲究传神，简洁的汉字能够营造出意境，唐诗宋词中许多名言佳句如果用字母文字去翻译，就完全破坏了原文的意境。如“采菊东篱下”、“池塘生春草”、“水波澹澹起” 等等。而字母文字就不行。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泰戈尔的诗歌都是字母文字的经典，但翻成汉语就面目全非。
其五，汉字是最简洁的语言，而字母文字过于繁杂。如：仁Benevolence，义Righteousness，礼Decorum，智Wisdom，信Trustworthiness；硅肺病：pneumonoultramicyoscpicailicovolcanoconiosis；亚当和夏娃的堕落：bababadalgharaghtakamminarronnkonnbronntonnerronntuonnthunntrovarrhounawnskawntoohoohoordenenthurnuk；剩菜牛肉辣汤：padotemachoselachogaleokranioleipsanodrimhypotrimmatosilphioparaomelitokatakechymenokichlepikossyphophattoperisteralektryonoptekephalliokigklopeleiolagoiosiraiosiraiobaphetraganopterygon。汉字是以不变应万变，无论你出现什么新事物，我现有的汉字都能给你表现出来。而英语及其它字母文字则不同，它要不断造出新词来适应万花筒一般的新变化。谁省劲，谁更费劲？
其六，汉字不需改变形式便不仅能标出发音不同的方言，还能标出外语的发音。
其七，英语及表音文字的特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大量产生新的词汇，有人估计是250万，这是最不好接受的。250万英语词汇，相当于250万个单词，这些词你要用它，就需要背，需要把它的发音和意思记下来。否则放到你面前，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同时，旧的词汇也就失去了交流的功能，成为了闲置词，除过专门研究的人，一般的人无法识别它。但又不能消灭它，消灭它就等于消毁历史的档案。中文就不需要那么麻烦的去背单词。如医学书和一些专业性的书籍，就凭这几千汉字，我们基本上都能看懂（除过专业性很强的如高等数学公式，需要专门的数学知识之外，文字性的东西基本都能看懂）。
其八，有人还以英文及表音文字语言细腻，中国文字概念表达不清等等排斥汉字。如钱玄同谓：“中国文字，……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四期）此话若出自不谙中国文化的外族人之口尚可理解，钱玄同乃现代儒士熟悉传统文化，不会不知道中国的汉字以表意传神为主。为什么中国画多为写意，只求形似不求逼真？为什么唐诗宋词讲求意境？若在今天，或许会有人质疑此公的头衔为假也很有可能。英语的一大特点是对事物表现的精细，一种事物必有一相应的词汇对应，而汉语不是。汉语具有朦胧美，表现的多是事物的概貌，当然，汉语完全可以精确的表现事物。英语的这种细致入微的特点，如英语文学作品中对景物、环境及人的心理活动的细致描写，俗称白描，实际是科学的特点在文学上的反映与表现。科技就是追求尖端，穷根究底，把事物分得很细，表现事物的精细部分。汉语汉字的朦胧，就像中国书法、绘画中的“留白”一样，具有特别的美感，留有想像余地、再创造的空间，实际上比完全明白的展示更具美学意义。比如照片很细，完全反应事物原貌，但也过于直白了。而字母文字本身却无美学意义，这也说明汉字本身是讲究形美的，形美包括匀称、均衡、大气、互补、错落，等等。
三、汉字简化的影响
汉字简化后，长久不与古文接触，古代信息日渐淡远生疏，人对传统对过去逐渐变得失去了感情，甚至连基本的怀旧情愫都很淡漠。共产党本就要模糊这些信息，就像一直避讳不提中华民国在台湾一样，它是传统的东西保留越少越好。“文革”期间砸古迹文物，现在拆古旧建筑，共产党务要把过去的痕迹破坏殆尽，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才好。让传统与现在完全断裂，使人别无选择，死心塌地地跟党走，这就是中共邪党的真实目的，这就是中共邪党拟定的理想目标。
汉字简化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人面对古文字只能去猜字，而不是识字，特别在名胜古迹面前。“那是个……寿……字吧？”跟外国人一样。这样你还怎么指望去继承祖宗的遗产呢？没有对祖传的承继，我们的根又在哪里？没有了根，还能挺多长时间？有人对根不根的觉得无所谓，其实不对。举例说，这孩儿随谁？像爹像妈？这就是根的问题，如果谁都不像，麻烦就大了。根实际就是个血缘关系、血脉联系，是不可以断的，断了就没有归属感，这就好比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面对茫茫人海、连绵的楼群房屋，你会感到孤独，你会想家，哪里是自己的家？这里没有自己的家，也就是没有归属感，人就会感到恓惶不安，会有一种找到家的愿望。只有家才会让你安心。
万物都有其根，没有根的东西是不会长久的。实际也是不存在的。人的骨子里都有寻根问祖的本愿，那是生命的来源。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中共的简化字，实际就是截断了汉字的根，这跟挖祖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今人多从认字写字的简单意义上去看待汉字，实际汉字不简单，汉字中有很多古意的承负。简化字实际是一种借鉴汉字重新造出来的新字，也许从框架形式上还能寻见原字的影子，但原字的信息、原字的丰富内涵完全丢了。汉字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中华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物化之物，就像书法、国画、剪纸、文物一样，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字”。如果单纯从工具的角度去认识，为什么全世界唯中华文明独有方块汉字，其它都是字母文字？这能解释得了吗？认识汉字必须从更深更大意义上去考虑，汉字的产生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简单的去对待，不符合汉字本身的价值。一块金砖只看到砖的形式，就想当然认为只可以垒墙砌壁，不知道它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然金子是直观的，而汉字的内涵并不明显，但不明显不等于不存在。
汉字的简化还造成了外国人不愿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民众的教化作用不能得到很好的实现。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本来就对汉字的识读犯怵，希望走一条捷径既能很快认识汉字，又能获得中华传统文化的滋润。所以，他们乐得学习简化字，认为这容易。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变异了的汉字，等到他们掌握了部分汉字之后，再要了解更多古文化时，他们发现很难，正体字繁多的笔画令不少人望而却步，不少人因此而退却了。如果他们在港台等正体字通用区学习汉字，就不会遇到二次学习的问题，而是一下子进入其中，一劳永逸。
自古以来，汉字就是汉字，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没有什么正体字、简体字之分，只有笔划多少之说。繁简之说实在是中共邪党没事找事造出来的冗余之事。中共邪党搞出来的简化字，相对于简化之前的汉字只是一种异体字，严格说是错别字，没有资格成为一种独立于汉字之外的字体。中共邪党的简化字之所以能够存在至今，完全是强奸民意的结果，民众实际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办法。如果让民众自主选择，简化字不会存在。
汉字简化是特定年代的特定产物，那个革命的年代，什么东西都想革一把命，也不论革得革不得。不仅是汉字，就是在音乐上，中国人自古以来记载音律的方式，也干脆在这股潮流中失传，取而代之的是五线谱和1234567简谱，汉字能够以简化延续下来，亦实为幸运。汉字简化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断层。古籍可以简化，但先人们留在各处的遗迹却是永远抹不去的，如今青年人看繁体字就像看外文一般艰难，长此以往，还有多少人有兴趣去研究学习本民族文化呢？民族文化不能被后辈传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哀！
这里还有一个教训。一个民族必须尊敬自己的传统文化。当一个传统文化已经生存了几千年时，随便改变是危险的。经常改变文字更是容易造成民族分离。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的主要民族本是同根，语言互相听的懂。后来使用了不同文字，结果现在两个国家是死敌，互相用核武器威胁对方。南斯拉夫除了阿族以外，塞族、克族、斯波族等民族互相之间语言都很相似(差别像北京话和四川话)，后来因为分别用罗马、希腊等不同拼音做字系统，结果造成民族之间的不认同，没有感情，历史上经常打的死去活来。中国各地方言差别很大，没有象形文字不可能使用同一个文字系统。今天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是一样，两岸难于统一，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文化原因也不可忽视，相同的风俗与习惯更有利于统一。
四、中共破坏神传文字的深层次原因
众所周知，共产党是一个无神论的东西，而共产党产生之前直到上古，人类社会一直是有神论主导社会。在一个有神论为主的社会环境里，共产党居然能够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现在想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还是一个暴力极权组织，这也是与普遍的人性相违背的。千年之后，当后人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认为这是一个千古之谜。最不可能的事情竟然成为了事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人类主流社会视共产党如纳粹，为什么共产党还会存在下去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组织苏联共产党及东欧共产党轰然解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呢？为什么八九年中国的民主运动没有成功呢？
苏共与东欧共产党为什么会同时解体？再挺几十年到现在不行吗？中共及朝鲜、古巴为什么没有随着一同解体，要留到现在？同为共产党组织，越共为什么要走一条与中共独裁专制的道路完全不同的民主改革道路，与中共形成鲜明对比？是在告诉世人共产党也可以改良而不一定极权一条道走到底吗？共产党的东德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西德能够统一，南、北朝鲜为什么难于统一？大陆与台湾为什么难于统一？为什么台湾香港要走一条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是给大陆留一个民主成功的参照？是提醒人们同种同源的华夏子孙都可以实现民主吗？台湾能做到的，大陆也有理由做到吗？
再往远了说，共产党为什么能把国民党取代？既不是共产党如何能耐，也不是国民党多么无能。希特勒为什么专杀犹太人？日本人为什么一直以中国为敌？中东地区为什么一直不得安宁？美苏为什么会形成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冷战？美国为什么会一极独大，成为世界警察，维持世界秩序？藏传佛教为什么与内地的大乘佛教要有所不同，单独存在？香港、台湾为什么不能早早统一，要拖到现在？等等。历史为世人留下了许多的谜，有待解开。
各行各业也都不是简单的，人都在迷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履行着不同的使命，体验着不同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滋味。传统文化中的佛、道，世人皆不知其来由，实际佛道是神指给人的一条道路，一个方向。俗语中有个“仿佛”，为什么叫“仿佛”？是提醒人仿照佛的样子吗？“谢天谢地”，为什么要“谢天谢地”？还有那个“知道”，知什么“道”？人皆不去深思。实际上，人人皆负使命而来，而在世上，但人人又都不知为何活在世上，不知活着的目的，至死都不明白。就这样在无明中轮回，在无知中造罪业。
历史不像人看的那么简单直观，而是有其更重大深远的原因存在。当然，这一切不会让人轻易看透，只有少数背负特殊使命的人，才会被允许知道这一切的动因。神的安排与用意，非到一定的必然情况下，一定的必要原因，天机是不会被允许随便泄露的。王朝的更替，世道的兴衰，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上诸多大事的出现，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有其定数。历史是被安排的，否则，预言怎么会知道未来的事情？人只被允许知道过去和现在，而不允许知道将来，但实际将来已经存在。这也是有更大原因的。
世人对于中共及其它共产党组织的产生大都以世间的道理去解释，而中共及其它共产党的产生，在更高层次上看，是三界相生相克的理产生的。人是神造的，人类的文明史是神传文明，这是人信神的根本原因。大家都信神，没有反对的，从相生相克的理来说，这就缺乏一种对应，信与不信的对应，那么，这就形不成循环。宇宙的一切是循环的，这是比相生相克更高的理，更高的理都是低层理的母理，也是低层理的原因。对立的两种事物的相互作用才能形成循环，才能互为依存、依据。对于信神来说，只有信的，没有不信的，就形不成对应。对于循环的道理来讲，这就是一个漏洞，共产党的产生恰好就堵上了这个漏。虽然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但它符合了有善就有恶的相生相克的理。当然，一个纯粹的恶的东西又不合世间的理，所以，共产党要打着解放全人类的旗号，以伪善的面孔骗人，所以欺骗是共产党的本质。暴力是共产党的先天属性，而欺骗是共产党后天的属性。这就是共产党本来面目的真正来源。
共产党为什么那么恨孔子，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孔子搞臭不可，打倒了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因为孔子讲“仁者爱人” 。大家都去爱人，阶级斗争能斗下去吗？能你整我、我整你、你告我、我告你吗？能脱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吗？能同事反目、朋友反目告黑状吗？孔子还讲：“吾日三省吾身”，一个人“日三省吾身”只能是每天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按照“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标准去重德行善做一个好人，他会去作恶吗？他会去贪污腐败损公肥私吗？他能去包二奶吗？他会去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顾他人的死活吗？他会去处心积虑地算计别人吗？不会。不仅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佛、道的诸多思想，都由文字为载体，都是共产党专制独裁的障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神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死敌，从根本上削弱着共产邪灵的力量。所以共产党务必要除之而后快。这是中共邪党破坏神传文字在世间这一层次表现出的根本原因。
而在超出世间的层次，用佛、道出世的理去看，还有更高更大的原因。一个凡人以佛、道经文为指导，即可以成神成佛，这不是什么迷信。神佛不在世间在天上。而承载佛、道经文的是神传汉字，因此，可以说，唯中国独有的汉字是人与神佛沟通的渠道，渠道如果断了，世人就失去了回天的条件。而回天为什么不能是世人存在的终极意义呢？佛、道难道不是在为世人提供一种示范吗？为什么神传文化的三宝——儒、释、道，只有一家讲入世，而有两家讲出世呢？既然都在世间，为什么还要讲出世呢？这一切都值得人拓展思维去深思、去觉悟。
五、结语
汉字简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被政治化了。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锐们，还是中共建政后的吴玉章们，都是建立在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1952年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很多所谓的专家显然没有对汉字做深入的研究或知识水平不够，使得设定的汉字简化方案过于草率，没有听从和吸收反对意见，留下太多的历史遗憾。同时，推行汉字简化的过程急功近利，仓促推行，致使汉字简化走入邪道。
汉字简化虽是个政治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个学术问题、技术问题，因此，要解决繁简之争，还应从技术层面上去考虑。台湾的实践证明，汉字其实根本不需要实行 1956年那样的简化运动，只要接受简化字作为手写体，正式出版物保留传统正体汉字，对国家、对民众、对历史、对文化传承，对海峡两岸及国际社会都非常有利而少有弊端。世界主要的文字，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无不皆有手写体。
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输入法，以及各种拼音输入法甚至包括手写在内的多种输入方法的问世，使得无论繁简文字，其输入计算机的速度，都远超外国的拼音文字。因此，文字改革初期认为方块汉字“不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障碍已经解除。由此，“汉字拼音化的方向”已经绝无可能。文字改革工作的学者们也承认：“近一个世纪汉字拼音化运动的实践已使人们对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的基本理论发生怀疑。”（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改革史》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曾公开承认“不学习繁体字影响文化传承”，认为“‘识繁写简’、‘繁体字申遗’等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提出“要注意维护合法使用方言、繁体字的空间”。实际在中国大陆也无法完全废除繁体字。除古籍、文言文以外，很多刻在古迹或建筑物上的汉字皆难以取代。
既然如此，在面临台湾统一、遏制社会道德全面下滑等重大问题上，正体汉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应该发挥其应有作用，以为民众实实在在的造福。
2012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