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08日讯】君子教育，简而言之就是见于《周易》的天地人礼的君子修养的教化和养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龙马精神，具体化为“为仁由己”的德性和“仁义礼智”等基本伦常。由此培育古代君子尚理不尚辞，遵循圣人道德教化，严己宽人。
尚理不尚辞：孔子的学生讨论问题时，最初也言辞激切、语气强悍、很煽情。据孔子学生子张说，是孔子讨论问题的表率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种说话如刺杀的方式。孔子说话时言辞比较缓慢，态度平和而意志坚定，仪态稳重和敬重对方，先静听以弄明白对方到底在说什么，说自己的看法时心平气和，推己及人地谦让有礼，讲述符合道德的高超见解，以宽恕的开阔心胸对待他人，言传身教以弘扬道义。这种尚理不尚辞的教育方式，引领学生修养君子斯文，舍弃自以为是、执意辩论、执着你错的争斗心，从口若悬河、以情代理的小人说话和争吵中超脱出来，以虚怀若谷的美德型大智慧替代高谈阔论的知识型小聪明，做正人善民。
圣人道德教化，例如舜耕田、打鱼、制陶，都以诚信仁德感化庶人自愿跟从。君子严己宽人，以晋人伐楚为例来看，楚庄王时代，楚人退九十里避战，晋人仍继续进逼。楚庄王说：“前代君王在位的时候，晋国不攻打楚国。但是到了孤家，晋国却来攻打，这是寡人的罪过啊。如果下令攻击晋国，楚国的大夫必然要受到羞辱和伤害，怎么能让大夫因此而受到侮辱呢？”大夫说：“前代君王还在的时候，晋国不攻打楚国，但是到了臣担任大夫，晋国却来攻打我们，这是臣的罪过。请允许臣反击吧。”晋国人听说此事，感到楚国君臣都能主动承担过失，而且国君在臣子面前谦卑有礼，可见上下同心难以征服。于是，晋国人收兵回国。
君子教育的特点是，面对任何事情，即使是战争，都应用道义良知自律自省。中国五千年是世界公认的礼仪之邦、文明国家，是仁义道德之文以载道，以道化人教育的结果。中国人识文断字，为的是明理明德，表里如一地做仁人志士。
中国人受文字教育，从宋朝开始，就从儿童诵读《三字经》开始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如此这般，识字同时就在学做人的常识与常理，配合参与家务和学习礼仪而守道成人：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中国人学习经典，是一个履行诵读领悟的知行合一过程，遵循尧舜、汤文、周公、孔孟等圣贤教诲并身体力行，形成以天道正理的君子儒道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情达理进而知书达礼。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以戏曲、说书等等文艺载道形式教化不读书不识字的小人文盲做正人、善民。底层民众不识字，但经常看戏和听说书，接受正统道德文艺的熏陶，对做人的道理（戒淫乱和行孝道）比现代人理解得多。这种文字和文艺相结合的文以载道的教育形式，相互补充并相得益彰。全社会由此形成各阶层以礼仪修身养性的个人管理和精神提升的生活方式。阿Q都比鲁迅明智。
阿Q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批判的晚清末年的小人，不识字，不是读书人，在浙江小镇上看戏、听说书中学做人，对政治似懂非懂，却能够被女人勾起欲望，脆弱人性鲜明但革命意识模糊，处在礼教秩序的社会底层，唯有革命或乱世才可能升到中上层，却没有革命企望，除非煽动。这构成中国乃至东方社会渐进演变的基础，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如此东方人性，虽有小坏却无大恶，但被鲁迅漫画为“主奴二重性”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宣扬反礼教的近代教育。
中国以鲁迅为民族脊梁的近代教育结局惨不忍睹。语文课本识字灌输歪理邪说。学生读书脱离了圣贤所述并身体力行的天道正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儒道教育的正轨，以西式小资文学和斗争哲学教中国人反仁心、批理性、战文明、斗礼仪，把学生变成了新一代文盲：识字不明理，反人性和理性，敌视中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嘲弄礼教秩序为人性枷锁，以革命名义作恶。
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所谓的“新中国”的“新人”教育：人与人为敌，批斗古人，教人失去理智，以善恶（好坏、正邪）标准颠倒的道德自残的精神病人为“新人”典范，将《道德经》、《易经》中的圣人、君子之道理贬称为封建迷信以抛弃，以马列哲学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强权思想为所谓真理，以你死我活的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的定理、定律战天斗地整人。
如此由近代而现代的教育通过扫盲，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识字“文盲”，以斗争哲学的歪理嘲弄礼教秩序为人性枷锁，以革命名义作恶，教文明盲人反仁义道德和普世价值，以丛林野性为人间正义，紧跟共产党反人性斗道德，中国就这样从一个五千年仁义之邦走向道德莽荒，与世界主流文明价值越来越脱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