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19日讯】四、悬崖勒马猛回头
胡温走出山寨江湖，明说就是要让政府笼子里欺软怕硬撕咬弱者、在红旗江湖里把中共维稳政治视为和谐社会的狼人，终止御用文人以小说影视宣扬的纵情食色的猪儒生活，在全国范围清除毛泽东的暴乱夺权和邓小平的分赃维权相结合的野兽思想，活得像个人：勇于维护人类的生活，以蜗居狗窝猪圈似的家庭牢房为耻，堂堂正正做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共把中国人当兽类，害死的人数达8千万，更有7、8亿人被引领走上不正当的生活道路：轻蔑善良、敌视仁慈。中共统治大陆63年，所有运动都是欺诈煽动的智能刑事犯罪，与儒家修礼仪的父道师道与道家炼清净无为的师徒传承背道而驰，将古代权臣乱政、道士兴妖等邪恶招术推广到全社会：开批斗会打骂、折磨耕读乡绅、起义将士、说真话的文人等。中国人就这样被挟持到战天斗地、整人害民的邪道上，所以才会容让法轮功被迫害13年。
亚里士多德研究政治学，说：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是好政府的正道，君主制最好；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是坏政府的邪道，僭主制最坏，民主制是坏制度中最好的。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特别指出，在看重家庭的中国，强权传播基督教反礼教忠孝就是邪道，势必破坏丈夫、父亲、帝王等刚强一方的仁爱柔情，以平等名义争权夺利而害人害己。今日美国参众两院的中央联邦制共和宪政，就是实践孟德斯鸠以权力制衡权力的典范。
中共一直诉求绝对权力，为此掌权后还搞地下斗争，将全民当敌人对待，当特务培养，摧残亲情、友情、夫妻情等，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人被变成斗鱼：相遇即斗，直到咬死对方。
中华礼教是中国家人庶民的正道，不可人为毁坏。中国现代社会的灾难就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更具体地说，始于鲁迅《狂人日记》里“礼教吃人”的呐喊。对此我在论及新文化和五四运动时已多次认证过了。概括地说，新不等于好，旧不等于坏，中共用文化宣传方式，以科学、民主的新名词反道德反文明，意图改造中国人。达尔文进化论推导的猿人只是假设。中共在毛泽东时代把人变得如狼似虎。毛死了，狼成了图腾。
中国历史上不乏走邪道的人和组织，所以才有“邪道”一词说人说事。但中国还有改邪归正的说法，也不乏曾经走过邪道的人后来改走正道了。中共却例外，走邪道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安分守己就是正道。中共却要改造中国人的这种善良本性，为此掌权惯用邪道做法。
最能看出中共邪道的是中国大陆的碟战电视剧。中共的碟战片大肆宣扬跟国民党、日本还有世界其他国家和势力的情报战。如果这是正常的电视，台湾、日本、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该有碟战电视剧才合情理。可是查奇艺网站，59部碟战连续剧，除了韩国有两部（其实是归类错误），57部都是中宣部审批的，港台美泰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居然一部也没有。
这说明各国各地都知道，特务搞情报这类事情只能做，不能张扬，这是正常的思维和做法。而中共大张旗鼓宣扬这些人类不以为荣的勾当：挑拨离间、无恶不作，并不以为耻，这就是邪道。其他特务如果是坏人，对比起来看，中共特务更是坏人中的极品。中共有部《敌营18年》的碟战剧，听名字就邪乎。《三国演义》最早讲了特务蒋干盗窃情报的故事，可罗贯忠绝对想不到要安排他在东吴做18年间谍。偏偏中共能想到而且敢宣扬。这就是邪道。中共早已没信仰多年了，可还借碟战片宣扬被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把邪道吹成正道、正道贬成邪道，很好回应了《掩护》的一句话：共产党一日不灭，中国就一日不得安宁。
中共行事怪异，颠倒乾坤、善恶、正邪，自称正义，却战天地反人类。共产党自称魔鬼。邪魔在《圣经》中叫撒旦，与上帝和耶稣为敌，在人世间以邪道干扰人类行正道。崇拜撒旦的人组成了撒旦教，教徒魏萨普在1776年组建光照帮，谋夺权力走的就是撒旦邪道：颠倒黑白，以黑暗充当光明，将光明说成黑暗，利用人的自私弱点激发人类以兽性的凶残去争斗，光天化日之下人不像人，自毁毁人。光照帮被取缔后变身活动，后来成了共产党，走到中国。
中共统治下，很多很多人现在都没有信仰，唯有对美色的钟情、性生活的迷恋。由于党文化的洗脑，中国人在大陆普遍轻蔑礼教传统，长幼、男女争斗不休，淫乱、自私、恶毒、疯狂、杀生、偷抢、离间、诽谤、嫉妒、懒惰等邪念与日俱增，沉沦堕落，不怕恶有恶报。
作为中共高层首脑，胡温对此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作为个人，胡温也不是生来就懂斗争哲学的，而是在党性改造人性的大环境中偏离正道，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步一步误入悬崖绝路的，尽管如此也还是能回头的。周薄谋反是上天借此警示胡温觉醒以猛然回头。胡温被迫成为挟人民做人质的“山大王”，有责任率人民“下山”，一齐回归人间正道。
五、避免文革灾祸
中共一直不正当地夺权和维权，乱政邪术无所不用，诉求绝对权力到现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逼中国人在邪道上沦落，宣扬被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中共一条邪道奔悬崖。胡温却可以猛然勒马，背离邪道自救救人，有责任学习宋江率人民走正道“下山”。
中国网3月14日讯：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温家宝说，这些年他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他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因为他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温家宝这段讲话，所说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的明确清晰的定义，也就是说，还是模糊不清的，以免上纲上线的争论。所谓“四人帮”是个模糊词语，掩藏了“毛家帮”的本质。所谓“文革错误”用词太轻，掩饰了文革浩劫的政治和刑事罪恶。所谓“封建”是根政治棍棒，并非特指中国西周时期的礼仪分封制、欧洲中世纪的领地分封制。
正因为温家宝还只把文革视为“极左”性质的错误，还用本义是贵族权力世袭的“封建”一词说周薄的事，回答中外记者问题时，就不能像美国国务卿或英国首相那样，用数理化似的语言，明说大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社会道德问题是中共垄断权力导致的。因而他只能含糊其词地告诉记者：他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家宝所说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还是官腔，潜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红帽子。在西方现代社会，共产党说的“社会主义”就是它的极权专制政府，说白了，就是它“领导”一切就是社会主义，不让它领导就是资本主义或者封建主义复辟。在共产党的话语里，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都是用来反文明的，反对财物有余、智力增进时期的政治自由、个人权利、机会均等、私有制等文明事物。温家宝说的“党和国家”跟奥巴马的不一样，是特指共产党及其“领导一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巴马说的党是泛指，民主党执政时期共和党不是花瓶摆设；美利坚合众国无论哪个党执政，总统都依国法行事不照顾某党的利益。
正因为跟奥巴马面对的“党和国家”不同，所以温家宝特别表示，他深知改革的难度，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停滞不行，退路也没有了。瞧，温家宝说民主政治，前面必须戴“社会主义”红帽子，这样他就无法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名跟台湾谈统一，无法用“五色旗”跟藏、回、蒙等少数族谈自治。“社会主义”这个用来挑拨是非的意识形态搅粪棍，才是毛泽东这具僵尸至今阴魂不散，政改迟滞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从2003年到2012年十年间，不仅温家宝，还有胡锦涛，总体上都是因循守旧的，默许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延续了十年。这当然有患得患失的私利考虑，却因此苦了民众。
这10年，以土地财政拉动GDP越来越勉为其难，圈地引资引来的资金由海外深入内地，逐渐内蒙古草原极度沙漠化，淮河水面的油渍能燃起连绵大火，洪湖居然干得见了底。为了保障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中共中央默许各地政府由省而市县、镇乡地廉价收买土地、高价出售房屋，拿低工资高价购买50年、70年的房屋租借权，房屋下的土地租借权到期又要被中共收回再卖，甚至可以提前收回，低价补偿遭到抵制就以刁民滋事为由惩罚，由公安、法院为房产开发商强拆民房开道，将大陆人变成了脚无立锥之地的无产者，永无真正的私产。
从1992年到2012年，中共极权专制下工人和农民为主导的社会基础，逐渐演变成为以工厂老板、商场富豪为主导。周薄谋反政变，说白了，就是要利用胡温10年维持迫害血债的不作为所致怨声载道的民意，以“打黑”方式非法作乱，重复1950年代剥夺乡绅和资本家的财产的做法；以“唱红”方式再犯文革的劫财罪恶，用谎言粉饰。结果是：民主自由诉求者的茉莉花革命没戏，暴烈的“文化大革命”在谋反者的控制下进行。这对胡温很危险。
为避免文革悲剧殃及自身，胡锦涛让中央办公厅和党校把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与时俱进地演变成为权为民所用、所谋、所系的“新三民主义”，以及头戴“社会主义”红帽子的“和谐社会”和“八荣八耻”，企望用“软道理”软化反抗的民心和反叛的官意。温家宝为避险，则通过倡议模糊的“政治体制改革”表达与贪官污吏划清界线的心意。他知道政改很难，说：人们不仅要看他说的理想和信念，更要看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他最后对记者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奋斗一天。
相比之下，温比胡更接受资本主义，却一样被社会主义宣传弄成跛脚。温敢谈政改，在中共充斥假话、空话、大话的官场着实难能可贵。中国大陆跟台湾、香港不同，社会不仅没有法治，人心也败坏难治，伦常理性成了二奶，丫环似的不登大雅之堂，同性恋居然成同志了。世风日下，中共党争你死我活，转向议会制度的路被堵死，失败者林彪似的难以善终。
在毛泽东思想没被清除、江泽民血债没被清算的背景下，胡温随时面临被“根红苗正”的左派们政变“打倒”以祭旗、替罪的危险，主动解体中共以釜底抽薪求善报是最好的抉择。
六、审判江泽民
综上所述，胡温不回头就是绝路，欲避免江周薄血债派以文革方式祸乱社会和自己，必须解体中共以求善报。此文接续解体中共的话题：逮捕薄熙来、周永康，最终要审判江泽民。
主动解体中共和被动解散苏共是不同的。苏共是苏联共产党的简称，苏联是“苏维埃”和“社会主义联盟”两个合成词组的简称，在沙俄帝国解体后，在东欧、中亚、北亚，强行实践布尔甚维克党（俄国共产党）列宁国际主义歪理的政府形式，是“一战”、“二战”后（1918年至1989年）72年间，共产党在欧洲和亚洲得势，并跟共和民主宪政抗衡的历史安排：共产党先后跟诉求自由民主的竞选党和诉求极权专制的德国纳粹党、意大利法西斯党以及日本军部等政治势力抗衡，牵制欧美共济会推广的共和主义宪政运动，推广光照帮的反宪政运动，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壮大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无远弗届地毁坏中华礼教传统。
当中共通过红卫兵运动把中国人变成大大小小、男女老少的鲁迅和李敖（谩骂一切却眷恋享乐）时，共产党在东欧和中亚的宿命就到了终点，于是就有了中国大陆1980年代的10年“经济特区”圈地引资的所谓改革开放，以及太子党倒卖红头文件暴发致富的“官倒”。中国大陆重新出现了地主和资本家，却全然不受儒道佛三教心法的约束，短时间通过败家（不计后果的毁坏包括五岳及长江、黄河的所有山川的自然资源）使大陆充斥廉价的血汗工厂。暴发户富有却失德，默许中共维持对六四学生运动23年的镇压和对法轮功学员13年的迫害。
就在中共1989年制造六四血案这一年，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波共、捷共、罗共、保共等）突然放弃了列宁主义的“苏维埃”（委员会）和“社会主义”（官僚经营的工厂和公司），苏联军队刺刀强行建立的波兰、拉脱维亚等10几个国家或者宣布放弃社会主义的经营模式，或者脱离跟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而独立，苏联自然就不复存在了。苏共也因为没有政府供养而如同机器没有油料无法运转似的无法生存了，这才有了戈巴契夫宣布解散苏共的事。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看似突然，其实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时就播下了种子。
斯大林主义的根就是列宁主义，清算了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就只靠红场的列宁墓来象征。也就是说，解散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有的还没用“共产党”这个名字）是清算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必然，是鉴于中共镇压六四学运后审时度势的理性选择，进行政改的共党领袖都因此避免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被政变逮捕和枪决的悲剧。中共堵死了胡温这样的路。
中国大陆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清算，毛泽东思想除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水晶棺来象征，还存活在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少的毛左的观念里，他们抱残守缺地坚守毛的暴乱夺权、为人民服务等激烈的思想和说的好听的谎言宣传。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人群，由于被下岗、被低薪等恶劣的生存处境，每日处于歇斯底里的争辩状态，以口水战打内战，这使苏联和东欧那种党的高层理性抉择在中国大陆完全不可能。胡温如果要仿效赫鲁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就会被谋反者利用毛左的争辩激情，以“背叛毛泽东思想”和“颠覆红色政权”的政治罪名，煽动群众支持反右和文革似的发动政变而逮捕和处决。胡温没有戈、叶水到渠成的选择，唯有主动解体中共的英勇抉择：这是条绝处逢生的路，通过先审判江泽民后清算毛思想镇住毛左们。
审判江泽民早已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实在的一件事，一个已成现实的历史进程。2005年9月10日，《悉尼国际法庭》大法官袁红冰签发对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等四被告的1号逮捕令。此令责成山寨国主席职位的胡锦涛执行本逮捕令，责令胡锦涛敦促中国的检察权和警察权，立即对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等刑事罪行的被告实施逮捕，并押送至《悉尼国际法庭》。此逮捕令通过送交联合国，媒体发布，寄送胡锦涛办公室这三个方式发布。2005年9月10日。对江泽民等人刑事犯罪指控的传票和逮捕令都是第一次下达。我曾经撰文指出：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和伟大的历史性时刻，中共专政长城的缺口已经打开。
四年后，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了该国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被告有四至六周抗辩期，若无抗辩，罪名成立，至少20年徒刑，法庭将对其发出国际逮捕令，启动引渡条约。这个案件还未作最终宣判，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法庭对江泽民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经过四年零五天法庭调查，阿根廷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法官拉玛瑞德正式裁决江泽民、罗干犯有”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颁全面逮捕令，在世界范围通缉中共山寨国两位山大王江泽民和罗干。此案在2005年12月12日受理，起初被告只是中共山寨国“610办公室”总头目罗干。2006年，拉玛瑞德法官接案后经过对罗干的调查，认定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迫害的发动者，罗干是执行头目，进而把江泽民以同样的罪名加入案件中一并审理。2009年12月17日，江泽民、罗干被阿根廷法庭判有罪，遭全面逮捕令全球通缉。对江泽民和罗干的全面逮捕令，是一份合乎情理和法律的146页的审判书，是人类正义和良知的一个体现。
阿根廷发布对江罗的逮捕令，意味着依照联合国宪章胡温政府理应交出江罗。在目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血债遭学员坚决追诉的情势下，胡温可以顺水推舟地把江泽民交给阿根廷或西班牙的法庭，也可以公审四人帮似的审判江泽民。当然还可以继续姑息养奸。这却很危险，空谈创建和谐社会和进行政改必将丢失还政于民的机会，最终不得不面对周薄等高层假左派政变或下层真左派暴动，以及得到欧美政府支持的右派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