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肖恩综合报导）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自此以后中国进入了10年文化浩劫之中。然而，33年后的1999年7月，当时的党魁江泽民也仿效毛泽东成立了“中央610办公室”开始了对法轮功已经长达13年的迫害。“610办”的罪恶以及其迫害手段的隐蔽性、持久性和广泛性，远非“中央文革小组”所能比拟的。其最终的结局是将中共自己拖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在夺取政权之后，都是通过内斗和清洗彻底颠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来达到建立“共产党文化”的目的，无一例外。但是，像中共这样全面、系统、精细地横扫素有神传文化之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全世界所有曾经的共产党国家里，绝无仅有。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中共还是没有达到其目的，中华神传文化正在世界各地弘传，并最终将回归华夏大地。
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党魁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这样一个以残酷内斗的形式，挑动战友之间、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朋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等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并试图彻底清除中国传统文化，给当时的华夏大地带来了血雨腥风般的恐怖。
1966年5月28日，中共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规定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并负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姚文元等。这个小组后来成为“文革”的最高指挥机构，直接受中共党魁毛泽东操控。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就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1967年2月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
文革结束之后，尽管在当时胡耀邦的主持下，对文革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平反，但由于邓小平及中共极左派的阻挠，并没有对文革产生的根源进行反思，导致了中共极左派的一次次反扑，直至1989年对“六四”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和由“中央610办公室”主导的、自1999年7月开始到目前还在进行的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残酷迫害。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背景
1964年夏天，中共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
1965年底，在毛和江青的策划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出笼了。针对该文所引起的文化界的大讨论，五人小组起草了一篇《汇报提纲》，正式名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称《二月提纲》，毛假装同意并印发全党。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在杭州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并随后发出了《五一六通知》。《通知》起草小组的领衔人物是康生、陈伯达，参与者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些人员后来成为取代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
《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为开展文革准备的组织措施。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姚文元等。
这个《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通知》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中央文革小组”的运作
自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进，权利也逐渐扩大。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中央文革小组”仅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直到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共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动消亡。
在当时，“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威至高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该碰头会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文革之后海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周恩来是帮助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推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是毛泽东手下两大刚柔并济的政治利器。
海外学者司马清扬在其《试论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中，就曾分析说，周恩来对江青是大力吹捧的，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大力支持的。首先，周恩来在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上不遗余力。其次周恩来除了在宣传江青上十分卖力气，还当面奉承当众江青。张春桥都曾批评周恩来，打倒所有干部其实是周恩来搞的。
此事完全表明，虽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所倚重的两驾马车，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来比中央文革更左。江青对周恩来也并不都是飞扬跋扈，相反，江青时常对周恩来非常尊重。自然，周恩来也报之以桃李。不仅对江青，连对张春桥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
中共元老之一的徐向前曾回忆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积极响应和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 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来的。
周恩来在文革的一次与红卫兵的谈话中，也曾坦言：“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
贻害无穷的“中央文革小组”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两驾马车的鼎力支持下， 在中国大陆开始了腥风血雨般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尹达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继被打倒。
1967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 这是一个人事更换频繁、易于获罪的险地，不少人从这里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如穆欣、金敬迈、矫玉山、王广宇等）。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张闻天已被定性为反党集团，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相继被打倒。
1967年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冲击，加之林伯渠与罗荣桓已病故，朱德、陈云、董必武“靠边站”，刘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两人。
当时，中央文革的作为引起了联动等组织和社会力量公开或私下的批评、反对、抵制。为了给天下大乱的造反夺权活动提供安全保证，《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被概括为“恶攻罪”）。但这条规定的精神后实际上发展到对适用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全体成员（包括中央文革）—“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没有真正反思文革产生的根源和毛泽东的罪行，只是将毛泽东依靠的两架马车中的一驾——“中央文革小组”抛出去批倒批臭，而另一驾马车——周恩来却被树为“伟光正”的光辉形象。
辛灏年在《太阳最红的年代》的系列演讲中也认为，中共根本没有彻底否定文革。 他分析说，他一是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二是更不能彻底否定共产党。因为否定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就连他们自己都全部被否定掉了！中共在实际上，是把文革藏进了保险箱里面。不是 “不愿显宝”，而是“不敢显宝”。
中央“610办公室” 的罪恶远超“中央文革小组”
正因为文革结束之后，并没有对中共和毛的罪行进行反思，产生文革的土壤、机制和思想意识根本就没有动，因此才导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以陈云、薄一波、王震、胡乔木、邓力群、李鹏等为代表的中共极左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他们对中华民族所带来的伤害丝毫不亚于10年的“文化大革命”。
1982年发动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6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废黜胡耀邦，到1989年的“六四”对学生的血腥屠杀和赵紫阳的被关押，中共的极左派得到了彻底翻身。
镇压“六四”有功的江泽民以上台之后，大力实行以“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加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文革的思维模式进一步膨胀，到1999年，江泽民再一次采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仿效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方式成立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之上的“中央610办公室”。
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称“中央610办公室”）。2000年9月，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成立，与中央610办公室合署办公。两者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
资深时事评论员欧阳非在《“610办公室”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异同》一文中分析说，“610办”与“文革小组”性质和功能是一样的。文革有个《公安六条》，“610办”也有个《公安部六禁止通告》；“610办”利用媒体搞的诽谤宣传简直就是文革翻版，不过是因为现在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610办”造谣攻击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是“文革小组”所望尘莫及。
欧阳非认为，“中央610办公室”同“中央文革小组”相比具有隐蔽性、原罪行和持久性。
隐蔽性 “文革小组”干什么基本上都是公开的，都是有“革委会”文件的。而“六610办”干什么总是偷偷摸摸的，很多迫害政策都不发正式文件，而是口头或者电话通知。“不让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诉讼案“不接待、不受理、不解释”等等，这些伤天害理的迫害政策，并没有见诸报端和文件。从这一点看，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就更加黑暗阴毒了。
原罪性 “文革小组”是砸烂“公检法”，把原来的公检法系统的人员挂上罪名直接打倒，靠边站。公检法系统原来的人马可以说大多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 而“610办”干的事情，却恰恰相反。领导“610办”的中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司”，使得“610办”能把“公检法司”整个系统调动起来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公检法司”本身成为了这场迫害的中坚执行力量。“公检法司”不是受害者，而是作恶者。这个性质就与文革的“靠边站”大不一样。 “610办”是把整个公检法都直接卷入到了这场迫害中，让执法者直接变成违法者，把公检法变成了原罪拥有者。如何恢复法制？这才是对国家法律体系的彻底打击。
持久性 “原罪性”也决定了能持续的时间长短。“文革小组”时间不长，就是因为公检法被靠边站，弄得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从1966年5月设立，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历时不过三年。 但是，整个公检法直接参与迫害，要停下来就不容易，因为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害怕清算而要维持迫害。 “610办”从1999年6月10日成立，至今十多年了，仍然作为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存在。江泽民下台之前，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增加到九人，特别把“政法委”书记升格到常委级别，把迫害法轮功的几个元凶，包括罗干、周永康等人塞进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换句话说，江泽民是把中共和整部国家机器搅动起来迫害法轮功，力度、广度都远超“文革”，整个公检法系统被挟持成为迫害的直接执行者，原罪拥有者，所以，迫害才一直延续至今。
中共从其成立之日，一直到今天其本质从来就没有变过。人们都有一个感觉，对法轮功迫害一开始，人们就感到好像是文革再现。事实上正是如此。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如果其他领导人和各级官员并不怎么认同的话，在既有体系下自然也难以搞起来。
毛泽东能把文革搞起来，江泽民能把迫害法轮功搞起来，手法都是一个，就是要另搞一套班子，凌驾于原有的法律体系，以独裁者的淫威，要挟他人站队，顺者升官发财，逆者淘汰出局。毛泽东是建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来架空原来的领导机构，砸烂“公检法”，把文革之火烧到了全中国；江泽民则是如法炮制，建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又称610办公室），利用“政法委”这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党务机构，把对法轮功的迫害推向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
这样做的终极后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掌握“公检法司”以及武警部队的周永康政法委系统已经成为“第二权力中央”，并将对法轮功无法无天的迫害方式推向了全国，打着“维稳”的幌子，成为祸乱全国的最不稳定因素，并将中共也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崩溃境地。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