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27日】毛泽东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希特勒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是“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的忠实信徒，他利用流行音乐和“御用”爵士乐队为法西斯政权歌功颂德，这支乐队中还有同性恋者和共产党员。
人民网日前刊登历史回忆文章，曝出拥有文学博士学位的纳粹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是“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的忠实信徒。他深知，相比报纸和广播，政治化的艺术才是慑服人心的最佳手段。
正是在戈培尔的授意下，在视流行音乐为异端的第三帝国，诞生了一支“御用”爵士乐队；他们为法西斯政权歌功颂德的乐声，随着电波和唱片贯穿于二战始终。这支“御用”爵士乐队中有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甚至还有共济会成员、同性恋者和共产党员。
从封杀爵士乐转为利用
20世纪30年代末，爵士乐风行欧洲大陆，唯独在纳粹德国处境艰难。美国《史密森尼杂志》网站载文称，这主要是因为爵士乐源于美国且“雅利安人的贡献不多”，纳粹遂将其认定为堕落的象征。打压流行音乐是纳粹当局一以贯之的政策。
不过，供职于纳粹宣传部的官员们逐渐意识到，一味打压流行音乐可能适得其反——民众打开收音机时，并不想翻来覆去地听那些歌颂国家社会主义的进行曲。随着战火熊熊燃起，戈培尔率先意识到，要想消除国民的厌战情绪并打击英美对手的士气，作为武器的流行音乐必不可少。与其单纯地封杀，倒不如给爵士乐一点自由，令其“为我所用”。
“御用”乐队骨干特权众多
有了灵感，戈培尔很快开始招兵买马。这支“御用”爵士乐队的头面人物，既要在艺术领域有说得过去的造诣，政治忠诚度也容不得半点含糊。戈培尔挑选了与他和多名高官私交甚笃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卢茨•滕普林。机灵善变的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又找来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威廉•乔伊斯和贝利•斯图尔特，安排他们给乐队主唱卡尔•施威德勒出点子、写歌词。
被戈培尔相中的红人，乐队骨干们享受的特权自然少不了。就拿施威德勒说，即便是战争最激烈之时，他仍然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穿着印有党卫军字母的名牌衬衫到处旅行，还经常以采购唱片的名义前往瑞士，每次带回的名酒、巧克力、香烟都比音乐素材多几倍。至于服兵役，有宣传部长撑腰，这项义务自然与乐队成员无关。
高效纳粹宣传机器
纳粹宣传机器的效率不可谓不高。战争爆发后的第五个月即1940年1月，德国听众吃惊地发现，收音机里重新响起了一度销声匿迹的爵士乐，滕普林挂帅的“查理和他的乐队”从此走进千家万户。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德军王牌飞行员沃纳•莫尔德斯，此人是狂热的爵士乐爱好者，总是趁着升空作战的机会收听来英国BBC定期播送的流行音乐节目。据说，当戈培尔把官办爵士乐队的方案呈报给希特勒时，正是莫尔德斯“收听敌台”的事迹，促使希特勒拍板批准了这一项目。
篡改歌词为纳粹宣传服务
作为德国官方认证的乐队，政治正确性是他们必须时刻牢记的，用纳粹宣传部官员的话讲，“我们绝对不能像黑人和犹太佬那样，整天光演奏那种颓废的玩意儿”——在乐队创立初期，真正的爵士乐只占全部曲目的15%左右。
为了吸引听众，每首歌曲的第一段保持原样，接下来的部分就变了味：丘吉尔是醉醺醺的自大狂，为躲避炸弹整夜藏在地下室里；罗斯福则是金融寡头的傀儡；盟军参战的全部目标都是“为犹太人造福”……大多数情况下，类似的“二次创作”遵循固定模式：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企图让听众相信，第三帝国的胜利是迟早的。
随着战争继续，越来越多的德国公民应召入伍，乐队的规模却不断膨胀，人员成分也变得复杂起来，甚至出现了来自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面孔。通常来说，他们上午现场演奏爵士乐，下午前往其他地点重新集结，演奏的内容也换成了官方核准的“爱国主义歌曲”。
乐队主唱施威德勒等人的英语十分流利，可他们从未掌握英美讽刺文化的真谛。一个例证是，乐队曾把录制好的数百张唱片分发到战俘营，其中大部分只听过一次，就被盟军战俘们打成了碎片。
1945年，盟军攻克柏林前的一个星期，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约瑟夫•戈培尔，在柏林的地堡里举家自杀。
（责任编辑：辛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