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22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 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 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 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封建”与“封建社会” （四）
七、中外学界对“封建”与 “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指出了 “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的实质事关中共革命的合法性，其实，即便抛开本质原因不谈，仅就“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的表面，也是舛误 多多。也就是说，“封建”与“封建社会”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被广泛讨论，正在于封建本身存在大量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名实不符。这是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未被学者谈及但实际存在的问题，就是关于衡量封建标准的问题，究竟以什么标尺来衡 量，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以古义、西义还是马义？之所以在“封建”问题上产生歧义，意见难于统一，实际也是因为标准不统一。非马列学派， 主要取古义与西义通约的部分，即分封建邦与依附关系，侧重于从政治制度方面解释封建，这是封建的本质；马列学派当然要以马列封建观为圭 臬，但让马列派为难的是，马恩的封建观与列宁的封建观并不一致，而且不是大套装小套的问题，是相互不兼容，形制上有抵牾矛盾之处。硬要统 一，必得削足适履，这又颇费踌躇。马恩乃祖师自不敢亵渎，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又最符合中共的胃口，难以两全其美。好在中共造假比较拿手， 枪手又多，一边造假，一边误导，多管齐下，总算把羊角装到马脑袋上去了，弄了个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名为封建，实为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 形态。吆喝了几十年，中国人也都信了，习惯了。
围绕“封建”问题的是是非 非，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争论不断。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不仅在学术界，在民间也多 有争议。一个引人非议的问题，要么是人们不了解，要么是自身存在问题，二者必居其一，甚或都有。统看起来，学术界的争议当然是学界的本 职，主要集中于封建概念的名实之争及封建观的是非判断，特别是对秦以后二千多年的历史是否封建社会性质的论争；而民间的争议主要是对封建 滥用的不满。关于争论的价值与意义在前边已指明，此处主要就相关专家学者的争论内容作一简单介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相关论述，以否 定派居多。对于肯定派的议论，由于其站在中共当局立场上，其论述或者牵强附会，或者强言霸语，有悖于事实与逻辑，基点及学术价值都不值得 关注，因此引用较少。这不是一个不对等的问题，而是一个必要性问题。也是一个圈内学者心知肚明的问题。肯定派的观点无非一个肯定而已，几 十年来已广为人知。而作为否定派的观点及论述，由于中共当局作梗，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鲜为大众所知，有必要作重点介绍。
第一，相关专家的学术论述摘 要。对于“封建”问题之争的总评，近年来，大陆学者有黄敏兰、叶茂等作过统一梳理、归纳，比较精当。此处引用黄敏兰先生《中国究竟有没有 “封建社会”》（论文网，2008年3月1日）一文的部分大意：
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对 西欧封建主义feudalism做了大量反思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这 一术语过于宽泛，缺乏严格规定性，难以概括西欧的中古社会，因而主张抛弃它。不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部分中世纪学者采取了一种比较 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避免使用这一词汇。另一些学者则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边批判这一概念，一边使用它。现在西方史学界似乎有 一种比较普遍的态度，那就是尽管我们可能不必要完全抛弃这一概念，但是如果它一定要被使用的话，那只有在有Fief即领地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要按照其词源对Feudalism进行严格的界定。”（《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004年第24期）
旅美中国学者、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李峰教授根据这种情况总结说：“如果说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讲的Feudalism是一个错误，即使是可以比较正确地称为‘领地—封臣制度’的这种制度在欧洲中世纪的将近一半时间 内也并不存在，即使后来存在也不能涵盖欧洲社会的一切关系，那么由它发展出一种概括社会形态的模式，再把这一模式套用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非 西方的社会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连锁性反应。这不仅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问题，对同样源于欧洲十八到十九世纪学术传统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恐怕也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把这样的模式（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用在万里之外的古 代中国之上，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和必要？”（《欧洲Feudalism的 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004年第24期）
李峰说：“只要我们承认马克 思是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位神，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对欧洲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是受了他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的。如果我们认为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比 之当代西方专门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学者还更了解欧洲中世纪，那么我们似乎要全盘否定西方这一百年来的学术进步了，这恐怕大有问题了。而至于 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本来就是含混其辞的，其基本轮廓都不一定准确，这当然也是受到一百年前西方汉学初创阶段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我们今 天如果还用马克思的眼光来看欧洲中世纪并以之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发展，那问题可能就更大了。”（《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004年，第24期）美国学者阿里 夫?德里克也说：“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直接运用于中 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 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显着的一些细节。”（《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85页）
中国内地对“封建”问题的再 探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五方式论的大讨论，起初并没有像对奴隶社会问题的讨论那样热烈。对“封建”问题的专门讨论在最近几年内形成 热潮。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研究封建主义的经典性著作《封建社会》中 译本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动了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有无普 遍性的更深入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组织的“马克?布洛赫《封 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中，一些著名学者（主要是西欧史学者）发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西欧封建主义具有普遍性，因而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都曾有过封建社会，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2006年，冯天瑜梳理“封 建”概念的学术史著作《“封建”考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较大的反响，从而将对封建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11日至12日在京举行。会议上 的争论十分热烈，甚至是激烈。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 期，郭沫若没有深入研究中外历史，仅从逻辑推理就得出中外历史相同的结论。他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 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 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页）郭沫若后来又深 刻反省自己过去公式化的错误：“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 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海涛》，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118页）
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只要 把“封建”看作是一种社会形态，它就具有了普遍性，就可以用来研究世界各地类似的社会。这等于说，五种社会形态论具有“点石成金”的魔 力。只要你认为哪个社会是“封建社会”，这个社会自然就具有了封建性。这种方法虽简便易行，却并不可靠。
还有学者将封建社会形态以一 个公式概括。如马克垚说：“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 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然而，这个大前提 本身就存在疑问：这种概括过于抽像，由它形成的“封建社会”只是观念形态的，在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一个实际的例证，从而中国是封建社会的论 断难以成立。
马克?布洛赫说：“西欧封建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它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因此，欧洲封建主 义虽然压迫穷人，但它确实给我们的西欧文明留下了我们现在依然渴望拥有的某种东西。”（《封建社会》（下），商务印书馆，2004年，714页）正因为有这种 制约，才会有《自由大宪章》和议会制的产生。而中国因为没有封建制，集权、专制的君主制有能力对全社会无限制的剥夺，用国税养庞大的皇室 及其家奴。
以上所引是黄敏兰先生引用海 内外部分学者对“封建社会”问题的看法，同时兼及自己的观点。总体看，马克思主义学派以西欧的封建对接中国秦以下社会的状态实在是拉郎 配，互不情愿，两不讨好。
武大教授冯天瑜在其著述 《“封建”考论》中也引有不少学者对封建社会的评论：
钱穆《国史大纲》引言：“近 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中国以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 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
胡适：“一班浑人专爱用几个 名词来变把戏，来欺骗世人，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舀几处他们的荒谬。”
侯外庐：“feudalism，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相混，语乱天下，为时已久了。”
顾准：“倘若上面对下面的权 利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不是封建制度了。”
林志纯：“古籍上的封建，都 是殖民建邦，不应也不可能译成中世纪feudalism的封建。封建 制度、封建社会之类的封建，都是翻译误解造成的无法补救的恶果！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历史学的中毒！”
李慎之：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可 能已不会注意到，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份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 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的本义，不符合从feudal这样的西文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 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
王元化：“中国封建社会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的？大陆的研究者有几种说法，不管这些说法如何，有一点应该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了。比较准确的说法 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这跟西方的封建制度完全两样。”
此外，方兢在《走出史学研究 的樊篱——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文化中国》，1998年6月号，第5卷，第2期）中指出：“回顾半个多世纪来的社会性质讨论， 我们发现了一个理论上的和逻辑上的重大缺陷，这就是人们对于所争论问题的大前提并没有经过论证。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按 照这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绝无例外？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如果不首先论证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封建社会这个大前提，就来争论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实在未免有些鲁莽。”
周东启从另一方面提出相近的 看法。他在《中国有封建社会吗？》（《求是学刊》，1993年第5期）中说，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不能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一般的发展道路。西欧的封 建社会是一种契约关系，各阶层都被涉入契约之中。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者叫“领主”，领主下的土地持有者称为“封臣”，封臣所持有的土地称 为“采邑”。这样使我们容易理解“封建制度”这个名词的意义。西欧的封建社会在政治、权力上极度分散。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看，它并不是 封建制度的经济形态，不具备封建社会的特征，而是集权官僚制下的小农经济形态，有着严格发达的土地私有制，而没有商品生产。欧洲的封建社 会与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社会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建制，一个趋向分裂，一个严格要求统一；一个政治上分散，一个权力必须集中，是多元政治 与一元政治的对立。
王亚南早在40年代的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就把中国古代社会明确称为“中国官僚社会”和“专制官僚社 会”。何怀宏称春秋时代为“世袭社会”，秦至晚清为“选举社会”。他的两本专著分别论述了这两个历史阶段。新编《中国大通史》则不再套用 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用“上古时代”取代“奴隶制”，并且避免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 度”的概念；把从夏到清统称为“农耕文明”。
彭述之在《评毛泽东的“新民 主主义”》一文中提出：周（西周、春秋、战国）“固然是一种封建社会，但秦始皇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正是建立在此种封建社会的破灭上， 即建立在被消灭的战国诸侯的封建割据的废墟之上的。——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否认的划时代的历史事实，是理解以后的历史及其特点之锁钥。”
钱穆在历数中国古代诸朝代的 特征后作结说：“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 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线，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 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 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 向社会革命。”（《中国社会演变》，一九五○年作，载《民主评论》二卷八、九期）
许小年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研究 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他 说：“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 的权利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 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
侯建新认为：“西欧feudalism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中国的先秦是封建制，而且惟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义；秦代 至清代是皇权专制制度。它们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谁也不能涵盖谁，就中西中古社会而言则属于前近代时期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应该贴上同一个 标签。”方竞也认为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与西欧中世纪完全不同。西周“封建制”与欧洲的封建制（feudalism）形同实异；秦以后中国社会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质上，无论是在经济关系方面，还是在政治体 系、法律制度、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家族关系等方面，都与欧洲中世纪毫无相似之处。因此，中国不存在与欧洲中世纪相同的封建社会。
2010年9月4日上午，在郑州“福彩?中原人文讲坛上”，原国家行政学院历史文化专业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志和在讲到中国传统文化 时说，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从秦朝到清朝的社会制度，也不是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开始到晚清帝制结束，现在的历史课本把它定为封建社 会，是文不对题。”张志和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最大的政治改革是不再分封诸侯，他有二十多个儿子无一被封为诸侯。”秦始皇在全国推 行郡县制，简单地说，就是三级政府管理，从皇帝到郡再到县三级管理，所有政府官员都是从老百姓中选拔出来的，所以，根本没有“封建”这回 事。“西汉初期尽管有封王封侯这回事，但国家行政的主体仍然是郡县制，况且到汉武帝以后，所谓的分封基本上是有名无实。此后历朝历代，直 至清代的‘铁帽子王爷’，都仅仅是个名号，并没有任何实权。”张志和说，“所以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在这2200多年间实行的都是郡县制，我们给它定名为‘皇帝统治下的郡县制’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董建 民， 博客中国，2010-09-09 ）
还有一些学者虽没有全面提出 否定意见，但在提到中国历史上通常被称作“封建社会”的阶段时，尽量避免使用“封建社会”一词，或用“古代社会”，或用“传统社会”，或 用“中世纪”、“前资本主义社会”这类词来代替原有的名词。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把从秦代到清代的这一长段时期称为“中古时代”。 他在题记中说明：“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冯天瑜近几年来撰写的论文和几部 专著，论及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都不用“封建社会”、“封建制度”，而用“宗法—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农业—宗法社会”代 之。徐卓云说:“唯物史观的学者必须要在中国历史上确定一个封建时代,甚至削足适履也在所必行。”（《西周史》(修订本) ,三联书店，1994 年版, 144 页）
黄敏兰在《“封建”：旧话重 提,意义何在？——对“封建”名实之争的理论探讨》（《史学月刊》，2009年，第8期）一文的摘要中归 纳说：“近年来封建名实之争成为史学界的一大热点，其中反映了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封建坚持论者认为‘秦以后封建论’已成定论，‘封建’概 念约定俗成，质疑封建论就会动摇中国革命纲领和唯物史观的基石；以此为由提出封建论不容否定。实际上封建名实问题在中外学界长期争论不 休，否定和质疑的观点也越来越普遍。‘封建’的约定俗成未经学术的考察，是不合理的概念演变，由此形成概念混乱。对此循名责实是必须的。 ‘秦以后是封建社会’并非出自封建坚持论者所说的马克思的原论，也缺乏史实根据。坚持论者从理论出发，主观、随意地认定中国秦以后是封建 社会，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也背离了历史学求真的目的。重新审视‘封建’问题，可以廓清历史学的目的和方法、历史学的对 像、政治与学术、求同与求异、继承与创新等重要史学理论问题。”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根据中国学 者的研究状况总结道：“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很难适用于中国史发展的具体情况。那么，究竟应该用怎样的理论方法来把握中国史发展的特征呢？ 有学者提出为了客观地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最好不要生造词汇。对于各个历史时代的称呼也如此。像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这样的词汇可 以不用，而应该使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这样的词汇。总之，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状态是最为重要的。中国史的研究应该重视中国历史所 具有的特征。”（《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造》，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页）
实际上，在封建制度是否具有 普遍性问题上，否定者与肯定者所持的标尺不对等，或者说双方各有所据，否定者主要从政治制度方面着眼，而肯定者主要从经济制度上入手，各 有侧重。在实际运行中，政治制度方面往往需要优先考虑，而经济制度则是重要参考。以今天中国为例，名义上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内容上 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中共之所以能狡辩为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因正在于政治上的因素。
与以上意见相反，还有学者以 秦以后一些朝代存在着封建分封现象为理由，断定秦以后社会就是封建社会。如李根蟠在《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 成》一文中即持此种观点。他说，“宋元时代，李昉等辑《太平御览》设‘封建部’五卷。继之，马端临写《文献通考》设‘封建考’十八卷，一 方面把‘封建’从西周追溯到黄帝时代，另一方面又把秦汉至唐宋封爵而不治民（或曰“封”而不“建”）的制度也囊括其中。马端临开创的这一 体例为《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续清文献通考》所继承。在《通考》的这个系统中，先秦的‘封建’可称为狭义的‘封建’，它虽然 包括了西周的‘封建’，而且是在西周‘封建’的基础上推衍出来的，但两者毕竟不同；广义的‘封建’则包括先秦的‘封建’和秦汉以后的‘封 建’。马端临等人并没有把秦汉以后的分封王侯等同于先秦的‘封建’，但他们确实把中国古代‘封建’的概念拓宽了。”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封 建’虽然起源于西周的‘爵土建制’，并以此为基础，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着的。黄帝、唐虞、三代的‘封建’已经与西周的‘封 建’有所不同，更遑论《通考》系统那种广义的‘封建’了！不过，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封建’，它们指的都是一种政治制度。”
李根蟠的理论依据，是根据马 端临的《通考》推理演绎出来所谓广义的封建，且不说马端临的《通考》如何，只说“广义的‘封建’则包括先秦的‘封建’和秦汉以后的‘封 建’”，如此结论何据之有！这种逻辑推论居然也能拿得出来！李根蟠的荒谬牵强或许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所以行文都有些羞羞答答，语焉 不详，缺少了以往那种斩钉截铁的霸气和理直气壮。
李根蟠还说，“总之，我们应 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欧洲学者feudalism （‘封建’）这一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是在继承以往学界积极的认识成果基础上的 创新。其实，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欧洲的这种‘封建’概念和理论传到中国后，不能不引起了中国固有的‘封 建’概念的巨大变化。”“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人们观察历史时只是把当今与往古比较，而且往往着眼于政治制度。鸦 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开始正视外部强大的西方世界，开始拿中国历史与西方比较，开始吸收西方的历史观念。西方‘feudalism’的概念就是在这种比较中引进的，从而给中国古老的词汇——‘封建’赋予全新的内涵。”
从语义学上来说，一个概念一 旦赋予某种内涵，便不可以随意更改。概念的内涵一旦改变，就是另一种概念了，与原来的概念失去了联系。但李根蟠竟能把事物内涵的改变说成 是“创新”是“发展”，甚至还可以“赋予全新的内涵”，这根本就是理智不清、胡搅蛮缠了。
针对近年来“封建”问题的热 议，李根蟠甚至无视封建问题实乃中共作祟，而把矛头故意引到先人身上，他说:“战国秦汉以后是否封建社会的问题,我们的先辈在七八十年 前就已认真讨论过了。在讨论中,否认战国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各种论 调露出了许多破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已经相继为人们所抛弃。肯定战国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的观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但已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现在有人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了。我不知道这些学者是否认真研究和总结过20世纪的这次大讨论。”试看李根蟠的“肯定战国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的观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但已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是什么逻辑？“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说明基本上大家都同意,不同意的人很少。既然如此，又何来“但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 前提是开始时接受的人很少，后来才越来越多。这两个判断之间不矛盾吗？这简直就是泼皮无赖了，已失去了一个学者服膺历史事实的起码学品。
对于相关专家学者的论述，在 此引用黄敏兰先生《“封建”：旧话重提,意义何在？——对“封建”名 实之争的理论探讨》（《史学月刊》，2009年第8期）一文中的论述作结：“历史认识必须是从史实出发,从研究史实而得出结论。关于封建社会的历史认识首先应从西欧的封建社会研究起,但是五方式论者的研究却是本末倒置的。它一方面是为了给中国革命寻找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证明社会形态演变论的正确性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所以结论先于研究并决定了研 究。”“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之所以不合理,在于这种演变没有经过 学术的考察,只是出于社会政治的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实现的,具有极 大的随意性,不符合历史的真相。尽管促成这一演变过程的有许多是造诣 很深的历史学家,但他们当时主要不是为学术,而是为政治这样做的。”
第二，中外相关重要著作介 绍。近百年来，围绕“封建”问题的相关著作不少，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上下卷）和中国大陆学者冯天瑜的《“封建”考论》。
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封建社会》。马克?布洛赫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家 ,他的《法国农村史》等重要著作早已被译介给中国读者。2004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封建社会》（上下卷）中译本，是2004年度社科类十大畅销书中唯一的翻译作品。《封建社会》是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为什么他的其它著作早已译介，而《封建社会》却迟至今日才与中国民众见面呢？最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部颠覆中国封建说的著作，作为一部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著作，其中竟从未提到过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对马列的封 建说不屑一顾。这是共产党拒不接纳的真正原因。
同时，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是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作之一，它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心态等诸多方 面对9—13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进行综合考察，突破了以往研究封建社 会历史的西方学者以法律、政治为主要着眼点的藩篱，把对封建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部著作于1939—1940年以法文出版后，迅速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61年英译本出版，著名经济史学家波斯坦为之作序，称赞它是论述封建主义的国际水准的著作。杰?巴勒克拉夫称赞它是“以最优秀的法国传统写成的历史综合著作”，“是为数不多的完美学术著作之 一，任何有才智的人阅读它都无不获得愉悦、趣味和兴奋之情。”马克?布 洛赫的研究方法也有别于中国马列学者以生产关系为基准的研究方法，实际是对马列学派关于封建论的否定。
1961年的英译本出版后， 《封建社会》8次重印。1989年《封建社会》英文版第9次 重印时，爱丁堡大学的布朗作序，全面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封建社会》对中世纪研究的贡献和学术界对它的一些批评意见，对书中的不足作了一 些补充说明，但仍对它欣赏有加、推崇备至，高度赞扬布洛赫著作所使用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方法，同时又指出：“在《封建社会》一书中，其 他优点也是很突出的，特别是它文字清晰明快而又充满活力，富有激情而又充满理性，提出问题，然后系统地找出既准确又可靠的答案和方法，这 些优点使该书成为教学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优点加上布洛赫那渊博的知识、情文并茂的论述，使《封建社会》一书……成为中世纪社会和文化研究 的最优秀的入门之作。它仍然是比绝大多数教科书更出色的‘教科书’”；它“充溢着一位学术巨擘在一个完整社会最广阔的方面上所展现的真知 灼见，所以这部著作理所当然地仍然是历史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布朗的这些赞扬并非廉价的阿谀之词，而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封建社会》以其无可怀疑的学术创造力被公认为西欧封建社会史研究的巅峰之作，确立了布洛赫在这个领域中不朽的学术地位。可以说，自《封 建社会》问世以来，国际学术界从未中断对它的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封建社会的研究都与它的推动息息相关。（《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巨作，在英译本出版后，却迟迟未能与中国民众见面，而马列的著作却几乎滥到人手一册。直到近30年后，才开始有民间的而非官方的翻译工作，而出版更是近15年后的事儿。共产党从来都是只关心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民众的利益全都无所谓， 共产党能在五七年把全国的知识份子一网打尽，全部剿灭；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份子全部打成臭老九严加管制，哪还管国家的发展离不 开知识与知识份子！只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中共是一个邪党！
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 论》。2006年6月，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40万 字的力作《“封建”考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翌年，又修改扩充至52万字再版。该书主要对“封建”概念的古今沿革、东西对接作了系统梳理。作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叶之前，中国传统经史语汇中“封建”一词与“郡县”相对，专指封邦建国，语义明确；19世纪后半叶，日本及中国启蒙学者以“封建”对译西语之“feudalism”，基本恰当。20世纪30年代以来，“封建”之义在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异，日趋泛化。这种“泛化封建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封 建社会原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史原义、中日启蒙学者的早期原译“名实错位，形义脱节”。
早在1990年，冯天瑜教授在他与何晓明、周积明合著的《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就已专列《中国“封建”制度辨 析》一目，对古今中外“封建”概念的变迁予以辨析。《“封建”考论》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作者在确认“封建”本义、西义及马克思 封建社会原论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绎的轨迹，通过厘正“封建”概念新旧名更替之际陷入的误植现象，廓清了因“封建”泛化导致的中 国史叙事的紊乱。
该书问世后，立即引起学术界 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如张绪山、刘绪贻、张国刚、马敏、中岛隆藏、方维规等均予以高度评价。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译者张绪山先生认为，《“封建”考论》“是在综观东西洋‘封建’观念基础 上，以中国学者的学问视角，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的清理和总结。冯氏此着是我国学术界‘封建’概念研究的界碑，它的出版 将推动‘封建’概念学术史的研究翻开新页”，“整个论证过程显示出冯氏扎实的考证、论辩功力和沟通中外学术的宽阔视野，令人佩服”，“显 示出一个史学家谨慎、务实的开放态度”，“《考论》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它以详实和严密的研究证明：无视中国历史的实际特点，将基于西 方历史的概述模式泛化为所谓的‘普遍规律’，生搬硬套地用以阐释中国历史，必然产生名实不符的问题。”（《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 ——读冯天瑜〈“封建”考论〉》）（评李根蟠《评冯天瑜〈“封建”考论〉》）
《“封建”考论》的出版，学 术界褒誉有加。武汉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刘绪贻教授在发言中称，《“封建”考论》一书对于纠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理论界的一个重大误识做出 了重大的贡献。在冯着出现之前，也有学者对“封建”概念做过纠正误识的工作，但冯着最有说服力。作者对其所研究的问题的方方面面考虑得十 分全面、周到，为此搜集的材料非常丰富，论证时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既有条理又很准确地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不应称为“封建社会”的看法 阐述得非常透彻。方维规教授指出，由“封建”概念引发的论题，不但涉及中国历史的总体框架，也关乎“封建”自身的定性和定位，是无论如何 都应厘清的大概念。从作者的研究来看，《“封建”考论》已经超出了对一个概念的论述，超出了中西日互动的讨论框架，成了对中国几千年历史 的一个总体反思和考察，并给历史重新定位。方教授认为，《“封建”考论》是一部精湛的“封建”概念学术史，是一部探讨“封建”概念的集大 成之作。作者立足于“历史语义学”的高度，精选各种名家论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封建”名辩，由此形成了一部40万字的洋洋大作。一本书论一个概念，冯着当为开山之作。
对《“封建”考论》也不尽是 赞扬之词，也有学者有不同看法，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李根蟠，他说：“我觉得冯先生的书问题很多，可以说错误百出。这样一部从历史 观、方法论到行文逻辑和史料引用，都存在严重问题的著作，竟然受到如此的热烈的吹捧，在我看来，反映了史学界思想的混乱已经到了严重的地 步。所以，我就写了《“封建”名实析议》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要写文章讨论“封建”名实问题——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一》）
美国学者苏珊?雷诺兹的《封土与封臣》，也是一部诠释“封建社会”问题的巨著，限于篇幅，不再介绍。
第三，相关重要研讨会介绍。 有关封建问题的研讨，分笔谈和研讨会两种形式。其中笔谈主要是欧洲学者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上，下）中译本发表后的学者笔谈、刊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的《冯天瑜等：“封 建”概念再认识笔谈》；而研讨会主要是2007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古代史论坛、武汉大学《“封建”考论》研讨会及2010年《文史哲》杂志社研讨会等。其规模及影响虽不能与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大 论战相比，但在马列一统天下的中共治下也算是不容易了。限于篇幅，这里仅就2007年10月中国社科院研讨会及2010年《文史哲》杂志社研讨会作简单介绍。
2007年10月11日至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中国古代史论坛在京举行。包括中国社科院自身各业务所及北大、清华大学、相关杂志社在内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本次论坛以“‘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为主题，围绕如何看待 “封建”概念的演变、能否用“封建社会”一词来概括自秦至清的中国古代社会、如何认识和评价马列主义的封建观、如何比较中西方封建社会的 异同，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等四个议题展开了探讨。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根蟠被安排以《我为什么要写文章讨论“封建”名实问题——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一》为题第一个发言。他说：“文革以后，史学界 进行反思，解放思想，拓展了研究领域，取得很大成绩。在反思过程中，有的学者对原来的一些‘定论’提出了质疑，形成了一股思潮。这些问题 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第二个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秦以后是不是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封建社会？第三个是中 国历史上是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跟这些问题相联系的是：‘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能否成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究竟还能 不能用来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初，八十年代主要是围绕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讨论的，不少先生认 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但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中国有过奴隶社会。有些先生认为没有奴隶社会已经取得共识，他们已经‘得胜回朝’了。到了九十年 代，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封建社会，尤其是否定秦以后是封建社会这样一种声音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问题比奴隶社会有无的问题更加重要。因 为奴隶社会离我们比较远，主张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的先生，虽然我也不大同意这种观点，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完全抛弃社会经济形态 的学说，例如有的先生不承认中国有奴隶社会，但认为中国有封建社会。但封建有无问题不一样。因为如果奴隶社会不存在，封建社会也不存在，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就基本上被否定掉了。另外，对封建社会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中 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认定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在受 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从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演变而来的。如果秦以后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也就不能成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应该说，革命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否定秦以后封建社会的 先生，不管主观动机如何，客观效果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有人可能说，这只是一个名词问题，不要提那么高的纲。如果说，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起来革命，是根据一种外来的，在中国没有根的、完全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观念进行的，这不是胡闹吗？如果是这样，中国 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该作出回应。”
引了这么一长段，旨在让读者 明白这是一篇什么性质的发言，以此为开篇意味着什么，所谓的讨论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这是在讨论还是在兴师问罪。
李根蟠在发言中玩了一个偷换 概念的花招，把马恩的封建论等同于马列的封建论，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狭义的，一个是泛封建的。李根蟠自以为聪明，其实在前提条 件和学术道德上已经输了。李根蟠说：“冯先生的文章有一个新的提法。说新也不很新。因为李慎之先生在1993年的一封信中已经谈到，我们现在使用的‘封建’概念，除不符合‘封建’古义和‘西义’外，也不符 合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的‘封建主义’的本义。我当时不很重视这句话，认为这从何说起！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根据马列主义 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立论的。这次冯先生的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很大的篇幅论证主张秦以后为封建社会的这种‘泛封建观’，是与马克思 封建主义原论相悖的。这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是严重的挑战，你搞马克思主义史学，但使用的概念理论，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 很严重了。”李言中所举李慎之先生信及冯先生书都是相同的观点，即现在的封建观背离马恩的封建观，注意，不是马列的封建观，而李称“我们 现在所讲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立论的”，李在这里悄悄把马恩的封建观用“马列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换 了。马恩的封建观与“马列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是对前者的泛化，如冯天瑜先生所言列宁是“泛封建观”的“袓义”。 这在前边的论述中已经清楚了。不难看出，作为拥马列派的李根蟠的作为，同中共的惯常作法完全相同。
不仅如此，在具体论述中，也 是诡辩，“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在很多场合下是从西欧的历史实际出发谈论‘封建’的，而且也受到西方学者‘封建’概念的影响，但他们超越了 它，把封建看作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社会形态，所以他们并不把封建社会局限于西欧一个地方，他们事实上也谈到了东欧、亚洲等地 区的封建社会。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剩余劳动的获取方式，从剥削方式，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揭示封建社会形态最本质的东 西。……列宁没有突出封土封臣，但强调了剥削方式和人身依附关系，这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封土封臣与人身依附是西义封建的基石，特别是封 土封臣是西义封建的根本特征，不讲封土封臣，实际已脱离了封建的框架，西方的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身依附，能把它们都说成是封建 制吗？
李在发言中还道出了当今中义 封建的依据，不讳言是马列的衣钵：“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秦以后为封建社会的论据，主要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 地租剥削方式（实物地租，劳役地租残余）和人身依附关系等，完全是依据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来的，也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而且在论战过程中 逐步形成封建地主制这样一个理论，揭示秦以后的中国既是封建社会，又有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的特点，而把它定名为‘封建地主制’或‘地主经济 的封建制度’。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学说的一个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其中的“完全是依据马克思、 列宁的理论来的，也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指明了马列理论在先，中国历史实际在后，而不是事实在先，这很明显是用中国的历史实际削足适履 去套马列的理论，而不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实际得出的结论，这样的东西有多少价值？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是勉强之语，真实的历史状况 也根本不同，这在前边的论述中都已提到，不多赘述。
李根蟠的此种文风乃积习已 久，在他处亦有表现。对此，黄敏兰先生在《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并非只能有“秦以后封建论”一说》一文中曾指出过：“《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李根蟠先生的文 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以下简称 ‘李文’)，提出要以梳理学术史的方法来考辨‘封建社会’这一重大理 论问题，这应该是一种有益的方法。但是，细读全文，却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失误，例如概念表述不清、理论缺乏史实根据，以及误读几个 重要人物之观点等等。更主要的是，在介绍中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从整体上违背了学术史的原则，表现出学术的狭隘。对此不得不指出来以供 学界评判。”（拙风文化网，历史频道）李根蟠说：“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的集 当时研究之大成的《封建社会》一书，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而《封建社会》的英译本“前言”则说：“把布洛赫的著作同马克思主义著作混 为一谈，则殊为不当；布洛赫在著作里从未提到马克思，并且厌恶这类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不过他对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能力表示钦佩。”
“奇怪的是，作为秦以前的 ‘西周封建说’和‘春秋战国封建说’在李文所讲的学术史上没有了地位，而且后来的新观点在李文中都未论及，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它们从未在历 史上存在过。如果仅仅是阐述个人关于分期的观点，那么不提以往的论点似乎都嫌不足，因为，毕竟应当说明自己的观点与其他人的观点有何异 同。而在一部标榜学术史的文章中，谈到分期，竟然不介绍总体的分期说，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失误了。”
可笑的是，李根蟠在总共三个 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还要谈学风，但又称“由于发言的人比较多，时间较紧，不展开讲了。”举起的棍子又放下了。但是，如果时间真的足够，那 根打人的棍子很可能结结实实地打下来的，因为李文中体现出的情绪很不稳，不乏打倒人的恶意与大批判的姿态。恰恰这个学风最成问题的人却要 谈别人的学风。而且，在与会的40余位专家学者中是唯一一位专门谈学 风的。李根蟠在讨论会上没能展开谈学风，但在会后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关于此次讨论会的总结文章《如何科学理解马列主义封建观——“封 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纪要》中，终于把学风谈了出来：“不少与会者还提出，论辩双方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引用 经典作家或中外学者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时，都不能离开他们思想体系的整体，不能离开他们有关论述的背景，不能孤立引证，片面解释，断章 取义，为我所用。特别对前人已经放弃的错误观点，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复。”这里李根蟠不仅是在谈所谓的学风，贬人树己，更混淆是非，暗指冯 天瑜的著作《“封建”考论》“孤立引证，片面解释，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误导影响读者对于大是大非问题观念的正确确立，这比一般的学风 问题更阴险、更恶毒。完全可以说，李根蟠就是共产党的代言人，以势压人，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学术讨论没有开放与包容的胸襟，偏激的固守 一种方法与视角，实是学术研究的大忌；学术靠的是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人，学术尤其不能与政治势力挂钩，为虎作伥，被政治影响的学术必 失之于偏颇；为学者格调不高也必然限制人的认识能力，由此作出的结论也一般不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作为马列派代表人物的李根蟠 被有意安排在这次讨论会第一个发言，实际就是给整个讨论会定调子，武大郎开店划出标准来了，各人看着办。这也凸显了中共当局的冥顽姿态。 提到李根蟠，不是与李根蟠个人过不去，而是李根蟠是该方面问题的典型代表，仅此而已。这是需要申明的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 究员黄敏兰以《从四种封建概念的演变看三种封建社会的形成》（“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四）为题，对此前的发言作了一个概括， 指出：“学术研究要去政治化，否则会阻碍学术讨论。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要从史实出发，不是经济学理论概念所能解决 的。西欧封建制存在两层关系：封君、封臣关系和领主、农奴关系。马克思主义学派只抽取领主、农奴关系，扩展为抽像的普遍性概念，弃封君、 封臣关系于不顾，可称为后期的狭义封建主义。封建社会是大地产与小农的结合的理论不能成立。”“问题在于我们把它当作什么问题来研究：政 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有些人把这个问题往政治挂勾比较紧，一说秦以后无封建似乎就是否定革命。这样会对讨论造成障碍。我觉得封建问题在历 史上曾经是政治问题，老一辈革命家为了革命需要，要为社会定性，这在当时是有它的合理性，但也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牺牲了学术独立的原 则。现在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在改革开放时代，应该从政治向学术转化，去政治化。不要把学术研究和现实挂那么紧。”
“李根蟠先生认定鸦片战争前 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者正确研究的结果，实际上郭沬若并没有研究，而是根据逻辑推理得 出来的。他说，只要是一个人体，无论是红蓝黑白，大体相同，由人组成的社会也一样。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他客观上也没有时间研究。后来他 也进行了反省，承认自己是公式主义。我差不多是死死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中国古代套，而我依据的资料又是那样的有问题。郭老自己都自我批评 了，我们还需要坚持他们过去的那种错误做法吗？我觉得过于强调政治因素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讨论中不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看法， 各人对马克思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马克思多线，有的说马克思单线，有的认为马克思是普遍论，有的认为马克思是特殊论，这些不同看法，谁也 不能说自己是正确的。可是李根蟠先生就说冯天瑜先生违背马列主义，根本不懂马列，说人家是错了，冯天瑜的意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指责、 挑战，这种说法不大合适。不同的理解，谁能说自己唯一正确的呢？这种说法比较武断。”
“关于封建问题的讨论，我觉 得有很重要意义，对认识历史规律、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特点，对历史学科的建设，都有重大意义。以前历史学主要是为了证明某些领导人的 话。现在要从事实出发，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研究历史，认识社会。如何把历史的真实告诉读者，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今天上午龚书铎先生 说是牵扯到他的饭碗问题，我不明白，究竟是您老人家的饭碗重要，还是历史学看真实重要。”
“关于封建社会有几种，好像 没人论述，可能大家都认为只有一种，肯定论者认为西欧和中国都属于这种封建社会。否定论认为中国没有封建社会，只有西欧有。我觉得有三种 不同的封建社会：西欧的，是原生态的，真实的，具体的；一个是五方式论的，是抽像的，观念性的，在人类历史中找不到实际例证；中国封建社 会是根据五方式论的抽像公式，取得了封建性以后产生的。尽管是具体的真实的存在，但社会结构与西欧不同，是名不符实的封建社会。中国有没 有封建社会问题，取决于西欧封建制和封建社会有没有普遍性。关键在于人们如何概括西欧封建制度。”
“这个封建制中有两层关系， 五方式论只抽出其中一种，就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把有决定意义的封君封臣关系弃之不顾，丝毫不考虑第二种关系实际上是由第一种关系发展而 来的。这样，第二种关系庄园制岂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什么要把第一层关系排除在封建制之外？因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 学者将封君封臣关系理解为政治法律制度，这跟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相违背。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不自觉地因袭了西方学者的这种片面认识，不 是去完善它，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西方学者只关心封君封臣关系，是狭义封 建主义，岂不知他们也是狭义封建主义，我把他们说成是后期狭义封建主义，这也是片面的。因为他们把封建理解为地主剥削农民或大地产与小农 的经济关系，忽视了封建社会中重要的法律关系，把复杂的社会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就难以看到历史的全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铎在题 为《“封建”名实问题讨论的实质》（“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六）中，谈到要慎重对待“封建”名实问题：“我是从事中国近现代史 的，过去都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封建社会不存在，那么半封建从哪 来呢？既然半封建不存在了，就像前面有些先生讲到的，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胡闹。那还反什么封建呀？那岂不成了无的放矢？什么推 翻三座大山？闹了半天，闹什么呀？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了。那么社会主义前面的阶段与任务不能成立的 话，后面还能成立吗？什么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主义，你整个都闹错了。所以我觉得有关封建概念的讨论，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而是 “封建”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到底存在不存在。我这不是随便上纲，因为连带我的专业呀，我很担忧，这么一来，中国近代历史就得重写，原来那个 都不对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廖学 盛以《加强研究 坚守阵地》为题（“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九），强调不能随便改名，颇有斗争意识。“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学说的 研究，这是当前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课题。假如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推翻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所以这个问题绝不 能含糊，要坚守阵地。有意见可以讨论，但原则立场一寸也不能退。这是很严峻的问题。”“奴隶社会也要坚守阵地。有人说，奴隶社会早已否定 掉了，我不那么认为，事实摆在那里，你否定不掉。你不承认，但是人家都承认的。奴隶制外国有，中国也有，封建社会之前一定是奴隶制，不可 能是别的什么。”甚至还提到“我坚信类似问题的讨论绝不是最后一次，大概要到社会主义真正取代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了，这种争论才会少一 点。在这以前几百年，我看还会反复讨论”。
以上是这次讨论会的部分发 言，可以视为研讨会的一个缩影。谁在以理服人，谁在强词夺理，仗势欺人，各自表现得清清楚楚，不难辨别。
虽然会议主持人在讨论会开幕 词中承认“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关于‘封建’一词的含义，以及是否能够使用‘封建’一词来概括中国古代自秦至清的社会，争议再起。这次争议 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双方的分歧日益明朗化，不同观点的阐述也都比较完整，思考也比以前更加得全面和深入。可以说，这是近年来能够在历史学界 引起较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原因在于这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广泛的 具体的学术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组织这个论坛来继续深化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持否定态度的黄敏兰、方兢等学者已经把问题理由 阐释得够清楚够明白了，但是，封建问题还是被糊涂糨了。在闭幕词中，主持人还是哼哼哈哈打发了：“大家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 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里，关于‘封建’名实和马列主义封建观，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比如说，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 基本理论的正确性，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的科学性，大家认识基本上一致。第二方面，对用‘封建’这个名称概括自秦 到清的社会形态，大家认识也基本一致，达成共识。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大家还有不同看法。第三点，对近年来否定中国古代存在封建社会的 这种具体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若干问题上的认识，应该说大家也是一致的。比如说，‘封邦建国’的与我们所说的‘封建’概念的差异， 以及是否能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来概括自秦至清的社会形态，以及中西封建社会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大体达成一致。”什么 叫“达成一致”？捍卫了秦以后的封建说，压制了反封建说，这就是一致了？
可笑的是，主持人在最后还 “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白：“这次会议，开幕时我们也说了，是纯粹的学术性讨论，是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交流，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某种背景。 这点，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种掩耳盗铃的谎话骗骗外人还可以，但对参加会议的人来说，只能无语，因为倾向性很明显，在总共40多篇发言中，持否定观点的只安排三四人而已。这种安排用意不是很明显吗？持否定观点的黄敏兰发言 后，仅隔一人，历史所的所长林甘泉就对冯着提出种种质疑，并且也拿学风说事。说是学风，实际是指史德问题，史德有问题，进而就是做人不老 实，你的东西还能站得住脚吗？林甘泉的整个发言，不是学术商榷的姿态，而是在指责、贬抑，甚至是挞伐，一付批倒批臭的架势。“文革”魅影 不时闪现。可以想见会议的气氛必不会是平和的，而是多有肃杀之气。因此，把讨论会说成是批判会也不为过。在提出种种所谓疑点之后，归结 说：“冯先生的书表面上好像搜集了很多资料，包括人家已经放弃的观点，他全都作为自己的论据，然后，又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收纳进去。 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很难谈了。”评论总是比实干要容易得多，冯先生辛苦多年的成果，一部50多万字的煌煌巨著，多家讨论会、诸多名家的肯定、社会上的好评，就这么让一篇发言就归为乌有。而 否定冯着，就是肯定封建社会说的正确。这样的安排难说不是有意的安排。林甘泉对冯着的贬抑还体现在讨论会结束后，发表在《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的《封建”与“封建 社会”的历史考察——评冯天瑜的 <“封建”考论>》一文。那么，在一片褒扬声中，林甘泉何以要反其道而行之，林文篇末最后的一段话道出了原委： “建国以来，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不正常的情况以外，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各种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和互相诘难。冯天瑜硬要 把主张秦汉至明清是封建社会的观点说成是基于政治需要的‘泛封建观’，是苏俄及共产国际‘以‘封建’指称现实中国’的产物，是毛泽东‘泛 化封建观’支配史学界的结果，这就把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完全政治化了。冯天瑜的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历史研 究的百家争鸣，这也正是我们对《“封建”考论》一书不能不加以关注并予以评论的重要原因。”这才叫不打自招，明明是他在政治化问题反而倒 打一耙说别人政治化。不是说冯着如何完美不可以批评，学术批评与争鸣乃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无需言说，冯着中有些观点、论证、论据值得商 榷，但是这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上纲上线的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是“文革”遗风是什么？打着学术批评的旗号，为中共张目之举，尤为学人不 齿。并且，讨论会的名称对外也冠以“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 代史论坛”这样一个大而化之的名头，而不敢直接切题，以“封建名实问题及马列封建观真伪问题讨论会”名之，不能说没有遮掩的意思。
在讨论会结束后的以《“‘封 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论坛，作者：朱昌荣）为题的关于讨论会概况的总结中，总结人有意把肯定派代 表人物李根蟠的观点放在每个主要问题下的首位作重点介绍，而对否定派黄敏兰等人的观点则是一笔带过，基本见不到黄敏兰的观点。全文提到 “李根蟠”有8次之多，而提到“黄敏兰”仅有2处。很明显是主办者对肯定派 “挺”的姿态的表现。此种总结既不客观也不公平。而且，在2008年1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次讨论会文集中，总共收入28篇论文，除了综述及讨论会之外的1篇，实际只有26篇，李根蟠独占4篇，是最多的。也许主办者未必承认其政治上的偏向，如同主持人在闭幕词中最后的表白，“不是有甚 么其他的某种背景”。但讨论会总结最后的一段评述则暴露了这种意图：“与会学者对封建名实问题讨论的实质予以分析。李根蟠指出，对封建名 实以及秦以后是否封建社会的讨论，从来就不仅仅是书斋中的问题和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牵涉到肯定还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肯定 还是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当前一些学者对封建概念的讨论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问题，而是‘封建’的提法到底能不能用， 其最后指向是社会形态。林甘泉认为，当前有关封建的讨论，其指向实际上是政治而非学术的。”林甘泉还认为，“当前史学工作者面临着回过头 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问题，不能回避。”
在这里，作为历史所所长的林 甘泉一方面指责他人在搞政治，另一方面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谁在搞政治实在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这与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拒当 马列所所长实在是天壤之别。这段文字是对整个讨论会总结的归纳，实际也是对讨论会的归纳，一个“李根蟠指出”，一个“林甘泉认为”，官方 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了。这也是讨论会讨论来讨论去，还是继续肯定封建说，没有拨乱反正，抛弃几十年一贯制的愚民说教的根本原 因。中国社科院作为中国最高研究机构，拥有最为优越的条件，是中国顶尖研究人员的聚居地，但他们唯中共之命是瞻，没有自己的灵魂，灵智被 束缚，这也是中共邪党治下的中国出不来大师得不到诺贝尔奖的最本质原因。而如俄国的索尔仁尼琴，则能够坚持自己的良心，敢于冲破当局设置 的一切障碍，直面历史与真相，所思所言符合历史真实，不需要左顾右盼，不用东遮西掩，出来的必是真东西。这是一切优秀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 规律。冯天瑜的《“封建”考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符合了这一规律。相反，与之相对的李根蟠、林甘泉之类之所以不会有骄人的 成果，也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为当局者讳，必然假货充斥，或强词夺理以势压人，或诡辩饶舌云遮雾罩，当然不会有好东西，经不起历史与时 间的检验。对邪恶的共产党来说，它也不需要大师，只需要听话的奴才蠢才即可。至于国家与民族需不需要大师，它才不管呢！否则，也不会在1957年新政权刚刚建立不过七年，百业待兴，国家建设正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把300多万知识份子统统打成右派送往劳改营改造，也不会把知识份子们打成臭老九，不会把高中毕业的知识 青年统统赶往农村去接受文盲的“再教育”。
这次讨论会上，有学者透露了 一个秘密：“无论是毛泽东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还是在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看他的原始文本的话，就会发现原始文本和现在的毛选很不一样。从 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千万要注意，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现在的哪个版本。毛主席和马克思不太一样的地方，他的著作是可以随便更改的，他的文集不 仅自己可以更改，连胡乔木都可以帮他更改。”（《封建与半封建理解的表达误区》，“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四，郭世佑，2007年10月11日）学者在公开场合如此谈到毛泽东的政治品德，肯定是有所保留，不敢倾其所有，实际的情况比学者 所言应该要严重得多。这个秘密也暗合了社会上流传的关于《毛泽东选集》大部为秘书编辑捉刀的传言。由此联系到那些肯定派的专家学者的发 言，不能不对他们所持观点的源头及正确性产生怀疑。来源都成问题，你们的坚持又有多少价值呢？讨论会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缩影，透过讨论会 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自己的东西，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不“曲学阿世”。而为政治漂白的东西，是违背良知与真实 的，手法只能是掩盖，格调又怎么会高呢？！
另一次重要的研讨会是2010年5月2—3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三“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办。 这次研讨会紧紧围绕秦至清末社会形态性质，提出“究竟何种概念方能把握秦至清末的本质特征”这一问题，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出发进行 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了某些重要共识。
《文史哲》的这次讨论，最大 的贡献在于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在秦至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不同，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与会学者着重 把‘国家权力’和‘文化’的概念，引入了社会形态的研究和命名当中，认为自秦商鞅变法之后，国家权力就成为中国古代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 会塑造国家权力，而是国家权力塑造了整个社会。从秦至清末中国古代社会这一真正的历史基因出发，学者们各抒己见，提出了用诸如‘皇权社 会’、‘帝制时代’、‘帝国农民社会’、‘郡县制时代’、‘选举社会’等多个命名来取代‘封建社会’的主张。这次会议不仅宣告了学术史上 的一个旧阶段的正式结束，而且将成为一个‘由破到立’、彻底解决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转折点。”（《<文史哲>杂志举办“秦 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李扬眉 范学辉,山东大学网）虽然这次讨论未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关注，但这次讨 论实际上完全否定了秦以后封建说，“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这种表述已经是体制内专家学者们所能做的较大努力了。这 个表述或者说这个结论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突出与强调了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在定性中的作用，特别是文化因素是首度被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凸 显文化的作用这是封建问题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提高，这是以往被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二是否定了以往马列学说的统治地位，经济形态不 再具有决定作用。这是一种历史真实的回归，是一种拨乱反正，殊为不易。学者们不仅否定了以往的封建说，还提出了多个替代封建的命名，诚如 讨论会总结所指出的“这次会议不仅宣告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旧阶段的正式结束，而且将成为一个‘由破到立’、彻底解决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转折 点。”
这次讨论会具有界碑性质，是 学术界突破樊篱、彰显正气的一次突围，不仅在学术界具有重要意义，对社会层面也具有示范作用，将为学界及社会提供很好的范例。
有意思的是，上次讨论会的学 者们只有冯天瑜与会，其他人未出席，特别是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没有与会，是未被邀请，还是另有它意，颇耐人寻味。
《冯天瑜等：“封建”概念再 认识笔谈》（原文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笔谈嘉宾：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南开大 学教授陈启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郑大华四位先生就“封建”概念辨析入手，再探秦至清中国社会性 质。从“泛化封建观的形成过程及其学理偏失、泛化封建观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秦至清并非‘封建社会’、厘清历史术语‘封建’的学术意 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这里不再涉及。
八、结语
关于“封建”与“封建社会” 名实问题的论争，其实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以及“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的论争。论争的核心是“封建社会”的真伪及问 题。何兆武先生在题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一文中指出：“在当代历史研究的所有热门问题之 中，大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的探讨，可以算是最为热门的一个问题了。它自从被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提了出来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 岁月里，就一直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和它同时的其他几个热门问题，经历过一番热潮之后，就似乎逐渐趋于冷却了；唯独中国封建社 会长期性的原因的问题，却仿佛现实了它异常之长久的生命力，它所引起的兴趣和探讨至今不衰。
“令人多少感到奇怪的是，所 有参加这个热门问题的讨论的学者们，似乎都毫无保留地而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条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现出特殊的长期性、 或停滞性、获长期停滞性。在他们努力寻找各种答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很少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能不能成立？假如能成立，又是在哪种意义 上才能成立？
“我们甚至可以更直截了当地 问：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假问题。对于一个假问题而要努力去寻找答案，那种努力将是徒劳无功，那种答案将是没有意义的。”
何先生将“封建社会”问题视 为假问题，是一个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然而，围绕这个假问题，学术界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叶文宪在《古史分期新论—─关于重构中国古 代史体系的思考》一文中，总结道：“关于古史分期的讨论至今已有70年 了。这70年古史分期研究史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50年数以百计的学者发表了800篇 （部）以上论著，形成了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和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八派观点。1978年长春会议和林甘泉等人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对‘三论五说’和前50年研究史进行了全面检阅和总结。后20年虽然仍有几十篇讨论古史分期的文章问世，但都没有超出三论五说的范围。三论五说是前50年古史分期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既然它们不可能统一，那么只有突破它们的束缚才能取得新的进 展。”
“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 之根在于中共邪党，在于马列邪教，这一点毫无疑义。 “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之害在于其滥用，唯有滥用，才由学术问题异变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让“封建”问题 回归本来面目，脱离政治的操纵。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特别是肯定派，应该唤醒自己的良知，不要再被中共邪党利用。 同时，在认识问题的方法上，也应该作一些反思，是否以往的理由仍然不够充份，是否以往的角度有待改善与调整。
无论是反对派与肯定派大多都 围绕名实问题论理，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纠结，而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文化因素。其实，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形态都受文化因素影响，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如中央集权官僚制与“三纲”有密切关系，而中国之所以没有走入资本主义制度，主要的也是文化的原因。在一个社会 中，政治、经济、文化是反映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缺一不能。政治体现为国家政权，经济体现为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文化 则是一国国民的精神思维、宗教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价值观、教育等等。政治虽然起主导作用，经济虽然为一切社会活动准备物质基础，但它 们都在文化的舞台上展现各自的不凡能力。
中国社会的发展有自己区别于 其它国家的独特形式，中国的文化是神传文化，是半神文化，中国人的为人之道、信仰、风俗礼仪、价值观等等，是神予人的规范，是天理，是天 意，是必须遵守的，不可违逆的。两千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的重要价值因 为中共邪党几十年的有意抹黑被严重忽略了。这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事实上，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来说，文化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中国人之所以 认识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对自己的文化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他的重大意义，超出所有当今社会上的惯常浮泛认识。关于这一点， 在本系列文章《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详细论述。在此可以点明一点：即中国的传统文化首要的是道德问题，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无论是什么 样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形态，都必须以道德为重心，以道德为统领。中国二千多年的古代社会，道德是纽带，是社会的粘合剂。道德甚至成了中国人 的信仰，从根本上维系着中国人的善恶观，使中国人始终保持着一个较高的道德水平。对当今中国来说，这是一种至为严重的缺憾。文化是一种氛 围，是一种底色，是一种基础、根基，是一种前提，是一种基本条件，是一种民族习惯，是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共同信守的理念，是一种 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文化具有宗教意义。文化，只有文化才可以统驭一切，总领一切。人的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受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文化对 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高于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军事的形态都是文化影响下的结果， 不存在脱离社会文化独立存在的任一社会形态。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所谓润物细无声。如果没有儒家文化、没有儒释道 文化对两千年中国的滋润，中国将会是另一番样子。
因此，解决“封建”问题的根 本之道，在于全面恢复、回归神传文化，恪守神传文化，这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混乱局面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同时，还应该看到，近百年来 的“封建”问题之争，无论是肯定派还是否定派，实际大多都在马列邪教的社会阶段论圈子里打转转，所用术语及词汇也都是马列的概念，马列的 一套已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及习惯，离开了这一切，似乎无法谈问题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到底应该按时间还是按社 会形态划分时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马列邪教的五阶段论是应该毫无疑义地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与之相关的一切也都应该被无保 留地抛弃，就像海外学者尽量避免用“封建社会”词汇一样。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卸去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解放。
另外，中国学界一直把欧洲历 史作为范本以比照各国历史进行研究，实际也是不合适的，恰如有学者所言：“事实上，除了在欧洲文明的发展史上能看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大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发展的大致轮廓之外，在地球上其它的文明发展史中都见不到四大社会形态相继更替的发展轨 迹。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来的一个显着特征是，不同的文明在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上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没有任何两个文明的社会发展轨迹是 完全相似的。世界上著名的几大古代文明，如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古波斯等文明的发展都没有经历过像古希腊罗马那种典型的奴隶制社会 形态，欧洲的日耳曼和斯拉夫两大族系也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
“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真像唯 物史观说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的历史过程，那么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好的、最完善的、甚至是唯一的历史标本应该是中国文明，而不是 欧洲文明，因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现存文明中惟一的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从未被毁灭性地中断过的古老文明。而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上的其 他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都曾受到了别的文明的军事征服而被迫中断了自身的‘自然’发展进程，许多文明的发展就由此而完全中断，如埃及文明、巴 比伦文明就因外族的军事入侵而被中途中断，现在只剩下了金字塔这样的历史遗迹。欧洲文明也是一个多次被外来力量打断的多文明复合体，希腊 文明被罗马文明所打断，而罗马文明则被基督教文明所打断，在这种复合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还有一些文明几千年来几 乎一直保存在较为原始的不发达状态，如非洲文明、美洲文明、印第安文明等，尽管文明起源的时间并不比亚洲和欧洲的文明晚，但基本上还处在 史前文明的状态。”（《“五阶段”不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规律》，野外闲人，天涯社区，2006-5-10）
最后，提出这样一个中国历史 阶段分期以为引玉，即以历史时期而不是社会形态作为主要依据——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细分可称远古时期（三皇以前）、上古时期（三皇 时代至前秦）、中古时期（秦朝至鸦片战争）、近代时期（鸦片战争至清朝结束）、现代时期（辛亥革命至中华民国退居台湾）、当代（一九四九 年十月至今）。这种分期的好处是可以淡化社会观念，消弭分歧。
另有学者提出社会形态应从社 会管理的方式即政治制度来划分历史分期，也有一定的道理。按照这个原则，人类社会可分为：部族社会、封建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四个阶 段和形态。这一脉络无论是从世界历史上或中国历史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莫将封建与专制混为一谈》，张清扬，南京院校论坛_西祠胡同，2012-3-14）
不管人类文明的社会形态如何 划分，作为党文化的产物——“封建”问题都是迟早要剔除的败物。不管现在的大陆中国人意识中的党文化观念有多深重，与自己的思维结合的有 多紧密，作为一种邪教理念，党文化必将随着中共的解体而烟消云散，被颠倒了的一切终将归正，这是历史大势，这一点必须认清。同时，作为邪 党文化曾带给中国人无尽的痛苦，当真相全部被揭示出来，中共的滔天罪恶被全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没有谁会继续捧着曾戕害自己与同 胞至深的邪党魂灵不放。时下不明真相的人，也许会对抛弃中共的一切邪说包括自己曾信奉多年的马列邪教理论难于接受，那是因为不识其毒。当 你知道那是导致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整体大滑坡的根源的时候，你还会有不舍之意吗？还会继续被中共邪灵操纵着吗？
2012年5月11日
附记：本文参考了部分网络相 关文章，其中部分以注解形式出现在文中，还有一些只借鉴了作者的文意或观点，而未能标注出原作者，此类作者未能一一列出，在此向他们的辛 勤劳动表示诚挚的谢意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