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伦班尼斯走过的领导路(3)

华伦.班尼斯、佩翠西亚.沃德.贝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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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团体,大成就

很快地,贝塞尔成为世界一流社会科学家的夏令营,就跟因特拉肯(Interlaken,译注:瑞士的观光山城)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年轻天才音乐家一样。

团体的核心骨干几乎年年都来报到,其中包括了德州大学的艾迪与查尔斯.希雪尔(Edie and Charles Seashore)与R.R..布莱克(R. R. Blake),以及《强迫说服》的作者艾德.史因(Ed Schein),他们有关团体内部的研究,堪称世界一流。

这本书是心理学的经典,描述一九五○年代,美国战俘如何被中国人监禁以及洗脑的过程。

每年都有参与者从德国、意大利、法国与荷比卢三国赶来,塔夫史塔克研究所也偶尔有人共襄盛举。

贝塞尔吸引了许多好奇的门外汉与别树一帜的思想家,他们的点子或许有些怪诞,但总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想像。

约翰与荞依丝.威尔(John and Joyce Weir),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两位,他们有时甚至会让参与者重新模拟自己出生时的情景。

在贝塞尔,我们不带团的空档,多半在讨论小组的状况,有点像是参与了一堂绝佳的研讨课,而且别无分号。

一九五六年,我跟贺伯.雪帕德接续在《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社会心理学界最具份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两篇讨论团体的论文。

由我担任第一作者的那一篇,描述了团体中权威与开放的消长。T小组的经验永远具有某种转换能力。

参与者至少会跟某些同伴,发展出兄弟姊妹般的亲密关系。有的人甚至会回报说:他们形成了精神上的群体。

担任小组领导的我,在贝塞尔学习到了大量有关团体动力与人类行为的知识。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学会了倾听,倾听每一言、每一语中的真正意义。

倾听是一门艺术,要求你把自我暂且收起来,让你自己百分之百地顺从他人。作为一个倾听者,你必须停止操弄,只能随侍在侧处理讯息。

如果你听得够仔细,不管他人用什么字眼,你都可以穿透进去了解对方的心意。

就是因为你更体贴他人、更尊重他人的感受,使得你变得更具有同情心;在领导统御中,这是一个经常被低估却其实极其关键的技巧。

观察当时在贝塞尔留下的照片,你可以看到参与者如何在房间的墙壁上进行互动:他们使用白板或者贴上白纸,让训练者用不同的速写符号(圈圈、箭头与关键字)纪录小组的互动行为。

当小组逐渐整合,朝既定的目标出发,你会感觉到人类的行为在你眼前进化。他们有的时候会组成派别、自行配对,联盟会变形或者瓦解。

不论T小组的组成时间是长是短,几乎每个小组都发展出强大的情绪动力。时间一久,我开始了解每个T小组都会历经两幕主要大戏。

每一幕又包含了若干可以预期的次阶段。第一幕跟权力移转以及团体控制有关,在这个权力秀中,又能分出若干次阶段。

第一个是“倚赖”。身为领导的我,经常会讲这样一段开场白:“我们在这里学习团体动力。

透过自我探索、观察团体在特定时间里的发展过程,来达到学习的目的。”之后,我就保持沉默。我沉默得越久,参与者就会越焦躁。

他们比较习惯有议程、有确定的工作与结构,少了这些学习的要素,他们会觉得茫然。“你行行好,跟我们讲一下到底要干什么好吗?”

总有人会开口请求,我就再解释一次,我们希望小组的成员能自行运作,在这过程中识破团体动力与自我潜力的奥秘。

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作是“反倚赖”,团体成员开始愤怒或退缩。“这样我们怎么可能会学到什么东西?”有人问。有的人认定我什么都不会讲了,过来跟我打商量,想要说服我。

耐心差些的就直接开骂:“你知道为了这堂课,我们花了多少钱吗?”碰到这种场面,我会说:“不管我说什么,都没法帮你达成目的。我建议你自己想想,怎么自力完成你们的计划。”在极少的时候,状况会失控,这时我会起身离开教室。

“你要去哪里?”一定有人会这么叫。“去我房间啊。”我答道。“问题解决之后,请找个人来跟我说。”

每一个组都会派人来找我,无一例外。组里会有几个人挺身而出,开始领导其他的组员。每个小组成员也总能想出办法,发现小组运作的动力。这是权力序幕的最后一个阶段,“相互倚赖”。

在第二幕里也有三个阶段,处理重点是亲密关系与开放态度。在小组处理完权力关系之后,第二幕紧接上场。

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人为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希望与人为善。

但是这种关系通常无法维持很久;在“反人际关系”的阶段中,组员不忌讳表达自己的愤怒,组成不同的派别;第二幕的最后一个阶段称为“共识达成”——小组里的每个人都恢复正常面貌,平稳互动。

贝塞尔的名气越发响亮了,T小组的训练也的确是派得上用场,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取得的成果。

国家训练实验室里的十来位成员,包括了我跟哈佛的克里斯.阿尔吉利斯(Chris Argyris),在詹森政府时期都曾应邀前往国务院进行T小组训练。

当时的国务卿是迪恩.鲁斯克(Dean Rusk),非常忧虑国务院会被边缘化。由于深陷越战泥沼,美国的前景看来危机重重,但在决策过程中国务院却鲜少参与。

鲁斯克希望国务院的互动能更紧密,功能更强化。这也难怪了,克里斯跟我看到了绝大多数的国务院员工都是那样的孤立,不管阶级高低,沟通都少得可怜,而且几乎都是由上强压下来,下情无法上达,也没有什么横向联系。

沟通不良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务院的文化中,“坦诚”几乎就等于“叛国”。只要避得开,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多说一句话。

我们待在雾谷(Foggy Bottom,译注:国务院所在地)的时候,好几次都有人告诉我们,在国务院里上班一定要谨守以下的三个原则:(1)别把实情和盘托出;(2)千万不要说谎;(3)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上厕所的机会。

克里斯跟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地扩大组成范围,从国务院的不同阶级、不同的专业领域(从情报部门、行政部门,再到政策部门)挑选十二到十五位的小组成员。

这些小组成员(几乎都是男性)多半来自常春藤盟校,个个顶尖聪明。我想他们参与的意愿这么高,部分的原因是我们跟他们站在相同的知性层次上,他们也很尊重我们的学术地位。

我相信我们多少促成了这个组织的进步,但我始终不确定,即便到了今天,国务院内部的沟通好像还是个问题。

在柯林.鲍威尔担任乔治.W.布希政府国务卿的时候,我曾经告诉他我在领导学上,学到最重要的一课。

国家艺术奖章的颁奖典礼在甘迺迪中心举行之前,国务院为得主举办了一个致敬派对,我在这个场合里碰到了他。

由于我们俩曾经都是巡回演讲的成员,所以我对他有一定的认识,也非常敬重他的为人。

我先恭喜他荣升新职,然后跟他说:“你一定要设法在白宫西厢找一间办公室,这是确认你进入决策圈的好方法。”很少人注意到,邻近性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是什么阶级,在总统办公室隔壁上班,就保证你更能掌握总统的动态,对于他的决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一般阁员只在总统座车上跟他讨论二十分钟,怎么可能比得上就在身边的人?每天都见到的人,自然而然会有一种信任感。

这个道理,无论是在白宫、家庭还是学生宿舍,都是行得通的。还记得里昂.法斯汀杰的研究发现吗?每天见得到最多人的人,经常就是人缘最好的人。

如果鲍威尔将军总是在白宫出现,那么总统在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时候,难道不会征询他的意见吗?不大可能吧?邻近性代表一种管道,通往权力的管道。想在决策桌上给自己找个位子,你总得先踏进屋子吧。

我想国家训练实验室能成功数十年有两个原因。T小组让人坦诚以对,却不至于太过残酷,尽管贝塞尔感觉起来有几分《苍蝇王》的味道,却不像在伊莎兰那样经常引起参与者的对立;加上贝塞尔的成员大体上而言是严肃的学者,有的时候使用的策略还有点书呆子气,甚至有的小组领导会要求每个参与者好好端详手里的柠檬,然后把手上的柠檬扔出去,再请参与者把自己的柠檬找回来。这其实是一种训练专注的技巧,跟训练刚接触艺术者的方式差不多。

我在一九五○、六○年代多次前往贝塞尔。我经常怀疑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变得更有名?我跟许多同领域的学者提到这个地方,他们甚至没有听说过。

我总是觉得很奇怪,对很多人来说,T小组是用来激发团体意识、促进变迁的优良工具。

T小组成为公司在内部建立团队最受欢迎的机制,尤其在西欧与印度格外风行;反倒在美国,我以为T小组会引发大家对于组织动力的广泛想像,结果并没有。

有一个例子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我的观察。有一天晚上,我在毕肯丘的家里播放《自我的探索旅程》(Journey into Self),招待剑桥四十名学术菁英观赏。

这部电影获得一九六九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记录了卡尔.罗杰斯的T小组,或者是他称为“接触团体”的互动历程。

我邀请了城里最负盛名的社会科学家,包括哈佛的社会学家大卫.李斯曼。很讶异也很开心地发现,他们居然全都接受我的邀请。

这部片子综合了卡尔位于拉荷亚(译注:在加州)西方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好几个个案,就跟阿比.马斯洛的第三条路一样,卡尔的人文心理学也源自于惠特曼的个人主义,共享了“自我之歌”的胜利喜悦。

自我探索(无论是跟着小组还是独自一个人)很快地就成为全国的风潮。批评者的言词毒辣,甚至形容这种心路历程是“自恋”的行径;在剑桥,所谓的“自我探索”多半是在心理学家的躺椅上上演的。

看着银幕,我不禁想起过去,更想让在场的宾客能够亲眼见证团体造就的自我解放效果。

我还希望这部片子能粉碎他们的偏见,对这种创新有效的行为科学方法有全新的观点。但事情的发展不如人意,分享变成了一场小小的灾难。

随着剧情的开展,来宾不满的情绪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最糟糕的一幕是:卡尔伸开双臂,抱住一个痛哭流涕的妇人,她因为深入自己的内心深处而情不自禁,雪上加霜的是,卡尔不断抚拍她,像在安慰一个受伤的孩子。

卡尔代表的是典型的加州临床风格,比起相对保守的东部心理学家,更喜欢采用具有干涉性的方法。在剑桥,偶尔也有人在分析的过程中失声痛哭,但很少人会去拥抱他。

我的客人倒也没有惊惧到喘不过气来,或者跳起来对着银幕挥拳抗议,只是我觉得适得其反的是:这部片子让大家看到了克劳帝.克鲁孔最深沉的恐惧,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反倒是发生在T小组中没什么意义的激烈情绪反应。

“谢谢你,华伦。”每个人在离开的时候都很客气,只是眼神的交会好像比平常少了许多。@(本文结束)

摘编自 《惊喜的年代,华伦班尼斯回忆录:我走过的领导路》 脸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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