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的地方离圣安德列斯断层(San Andreas Fault)不到半哩路，每当地球某处发生地震时，我总会想起这个事实。
有时我会想，硅谷那种疯狂快速的工作步调，是否有部分正是导因于硅谷人隐然意识到这个潜在的灾难——快快创立公司，因为明天我们可能全被夷平。
跟许多改变一样，重大的地壳构造事件发生得很缓慢，最后再瞬间爆出。
地壳板块天天移动，但摩擦力使它们相互牵制数十年或几世纪，直到有一天，变化力量终于迸发，造成地球大震动。
社会性变动通常不像地震那般突然，但仍然可能令人震惊，尤其对那些未曾留意的人们来说。
压抑多年的愤怒和积郁可能突然间爆发，造成存在多年的关系破裂。
一七七三年，积怨已久的殖民地居民登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英籍茶船，把船上的三百多箱茶叶倒入海港里。
一九六五年，民权斗士从阿拉巴马州赛尔玛(Selma)出发，朝州议会大厦前进，为争取黑人投票权展开示威游行。
一九八九年，兴奋的德国人拆掉柏林围墙。二○一一年，推特赋能的民间革命迫使埃及总统胡笙．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
现在，这种社会性变动也发生在人们和机构间的断层带。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人们对大型组织及其领导人的信任崩溃。
不久前进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请受访的美国人对各种行业人士的道德水准做出评分，结果，大企业和大政府的代表获得的评分近乎垫底，只有一五％的受访者对企业主管的道德水准给予“高”或“很高”的评价；国会议员的评比更糟，只有九％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道德水准“高”或“高”。
二○一○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报告中，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来自企业执行长的资讯“高度可信”或“极为可信”。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信任低落是几桩高度瞩目的丑闻所导致，例如意大利食品集团帕玛拉弊案或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破产，但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个人利益板块和机构利益板块朝不同方向移动。
这种情形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至少，从一般大众的角度来看是如此。
当政治人物扭曲真相、企业执行长无法信守诺言时，人们对其信任度就会大减。
例如卡夫食品集团(Kraft)执行长爱琳．罗森费尔德(Irene Rosenfeld)在购并吉百利(Cadbury)之前，承诺不会关闭吉百利位于英国的巧克力工厂，但收购案完成后不久就关闭了该工厂。
我认为，个人与机构间的失联，有更根本的原因，绝非只是几个小谎或偶尔发生的安隆规模弊案所致。
人们不只是对组织领导人的廉正失去信心，也不再相信社会中最有权势的机构会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我撰写此文之际，只有六％的美国人认为华府的国会议员们做得“很好”或“优异”。如前章所述，平均每十名员工只有不到四人认为经理人真心关切他们的福祉。
不是只靠诚实就可赢得人们的信任，还需要友好与善意，我们信任那些以我们的最佳利益为念的人，不信任那些对我们关切之事充耳不闻的人。
欺骗与怠忽职守会破坏关系，冷漠与对立的升高也会破坏关系。
当立法机构被那些把金主利益优先于选民利益，或是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牺牲国家长期经济安全性的政治人物把持时，不论政府机构有无逾越任何道德规范，人们都将不再信任。
同理，当企业领导人对待员工如可消耗的资源，本身却领取巨额分红，或是大砍员工福利，但保留本身的优渥津贴时，不论公司有无违法，人们都将另眼看待他们。
我手边没有实际证据可佐证企业主管近年来变得更不诚实，但他们的确变得较不关心员工与民众的利益，至少，多数人的感觉是如此。
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很多，以美国的情形来说，原因包括：竞选财务制度把议员变成特殊利益的哈巴狗；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保护现任议员，不利于挑战者；候选人选举制度赋予政党极端主义分子过大的影响力。
在企业界，原因包括：竞争压力导致工资套利诱因；高阶主管酬劳制度不鼓励主管采取长期思维；权威式管理实务伤害员工士气及贡献意愿。
另一个更严重的祸因是，企业与公共部门领导人的中央集权化倾向，有权者往往想要更大的权力，而且他们很擅于编造让自己握有更大权力的理由，包括“通盘性解决方案”、“调和统一化”、“共享服务”、“最佳实务”、“规模经济”…，谁能和他们提出的这类需要争辩呢？
可是，当权力从周边移向中央，个人的影响力减弱，政策愈来愈不考量地方境况，结果更让大众觉得委屈且无能为力。
我认为，网路也是造成人们与机构关系疏离失和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 《现在，什么才重要？决定未来赢家的五大关键》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