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反对酷刑不过是中共再次作秀

颜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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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8月19日讯】随着中共体制下“活体摘除器官”、非法劳教所不断曝光,中共开始竭尽所能用各种作秀和表演来撇清这样的邪恶行径与自身的关系。揭露黑中介买卖器官是如此,最近,公安部大张旗鼓的搞什么反酷刑试点更是如此。尽管作秀的目的和形式如出一辙,尽管在很多知情人看来,这些不过是“此地无银”,“越描越黑”,但是中共行恶之后胆怯惶恐的内心和紧张不安的情绪迫使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做点什么,为自己无法避免的最终审判做最后的辩解和告白。

酷刑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有悖天道的一种刑罚,“杀人不过头点地”,对于最穷凶极恶的歹徒,也只是将其绳之以法,以死谢天下。而惩治恶人恶行,是为了彰显正义和真善,而不在于惩罚方式和手段的非人道程度。然而,就是这种连十恶不赦之人也不能被任意处置的酷刑,中共却一直用在手无缚鸡之力的无辜百姓身上。

从社会异议人士到敢于揭露政府恶行的无名英雄,从坚信真、善、忍的宗教信仰者到身负冤屈饱受欺凌的上访者,中共唯一的对策就是不顾律法、不容辩驳、不讲道理的进行关押,处以酷刑。这种用尽恶毒手法、只为堵住悠悠之口的治国方式,中共从当政至今从未改变,并且不断恶化升级。

回首中国五千年的朝代兴衰更迭,我们不难发现,凡是顺应天道,以仁德之心治理天下的君王,都深受百姓拥戴,且国泰民安、四海臣服。众所周知的唐朝太宗皇帝,其流芳百世,让后世敬仰的原因除了是贞观之治带来的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之外,更重要的是“法简刑轻”。根据史料记载,太宗时期以“宽仁、慎刑”为宗旨,制定了更为宽松的新刑法。在具体的条例中,死刑比隋朝时几乎删减了一半,“减斩刑为流刑,减流刑为徒刑”,还废除了鞭背酷刑和断趾等肉刑。犯了“徒刑”以上的罪犯如果不服,可以提出再审。死罪要“经三复奏”,三日后才可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如此宽待的刑狱律法并没有纵容奸恶之徒,反而使当时的社会“无复盗贼,囹圄常空”。甚至有一年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并且当时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在临死前可以回家探亲,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受刑,而第二年秋天到来之际,竟发现没有一人出逃。这不得不说是帝王厚德致使民心真正向善的力量。

太宗以仁德治天下、以恩泽得民心的实例足以证明君王“施以恩泽”远胜于“苛政严刑”。反之,“施以酷刑”则源于君王崇尚暴力、人性尽失,凭一己好恶独断专行,践踏道义,对“仁心”、“德行”置若罔闻。历史上这样的暴君是遭人唾弃,遗臭万年的。暴虐荒淫的商纣王为了排除异己、压制民众的非议和反抗,听信奸妃之言,设置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其中最为残忍的一种是名曰“炮烙之刑”的刑罚。此种酷刑是用青铜铸造一根中空的大铜柱,把人抱绑于柱上,并在铜柱中生上炭火。烧得通红滚烫的铜柱子就这样活活将人烙死。

如此残暴不仁的君主曾被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位党魁毛泽东奉为偶像,对其大加赞赏。1952年11月,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殷墟时,曾大放厥词:“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此番言论并不是无心之谈,而是发自肺腑的内心所感。这也正是中共腐烂的价值观、邪恶本性的真实写照。

有关文章记载,文革时期使用的各类酷刑比商纣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翻看这些对酷刑细节进行描述的文档时,除了无法想像受刑的痛苦和凄惨之外,那些发明酷刑之人扭曲歹毒的内心更令人发指,让人毛骨悚然。如果说“人性本善”,善良是人的一种本能,那么制造酷刑的这种人可谓是丧失了人的本质和特性,不能称其为“人”了。

恶鬼背后必有魔王,决策授意之人才是邪恶的源头。第一代党魁如是,此后邪党的历届接班人皆如是。迫害、暴力镇压、活体摘除器官,无所不用其极。如今,反对酷刑的表演秀不过是在承认酷刑尤在,邪恶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消失。

如此看来,那个“中共是从西方飘来的共产主义邪灵”的定义真是恰如其分的描绘出中共的本质。在中共恶魔的操控下,中国人早已丧失了光明和希望,根本无法享受平静和安宁的生活。在中共邪灵主宰的世界里,甚至容不下一丝“人”的本真和善念,看不到一点仁义和道德。

如果继续纵容邪恶吞噬我们的家园,即使一味退让、保持缄默能换取片刻的安逸,也无法让我们坐拥持久的幸福。只有挺身而出,推翻邪恶的统治,才能让百姓的生活如涓涓细流恢复昨日的宁静和太平,也为后世子孙开创新的美好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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