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然】:“三不要”源于何?

郑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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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8月20日讯】“不要官、不要命、不要钱。”是《明史》记载明万历年间的百姓对右佥都御史钟化民的称颂。

钟化民,明万历八年中进士,任福建惠安知县,到任后他清丈田亩,去浮额若干顷,审核徭役,减虚丁2万人,减轻百姓负担;凡发现豪门权贵侵民害民,必绳之以法。百姓安心生产,稻粮丰收。御史安九域到福建巡视,所至之处无不歉收,唯有惠安丰盈,百姓俱称颂钟公廉明勤政,称之为“青天”。

惠安城内交通枢纽洛阳桥被大水冲坍,过往行人只得摆渡过河,船少人多,常有人溺水,钟化民召集富户筹钱,商人农工出力,自己不但捐俸,而且带了衙门人员亲自到工地劳动,抬石挑土。历时年余,洛阳桥重建,造福百姓。钟化民的德行被举荐朝庭,调他到乐平任职,惠安数万百姓向朝庭挽留未果,于是夹道欢送钟化民。

乐平是有名的难治之县,他仔细考察民情,认为症结在于前几任官员贪赃,执法不公,激起众怒。他精心清理积案,深入调查,秉公执法,有些有靠山的复杂的积案,他顶着风浪,不顾险阻地去澄清、翻案。百姓称他是不要官、不要命、不要钱的“钟青天”,乐平人还将他所办的案例编成《洗冤录》传世,连外县百姓有冤情都赶到乐平来申告,求“钟青天”为他们申冤。

以后,他升任山西道御史,他出视陕西茶马。当时,朝廷禁止贩马出境。钟化民认为:“边塞土寒,赖养马为业,今虑擅自出境,竟严加禁限。民间养殖、境内贸易皆废,公私缓急俱失资助。”当请准越境贩卖;早时,宁夏年拨军饷万金,买米27,000石,为管事者所侵吞,转嫁于百姓,向百姓滥征,钟化民请求“公垦田收入粟粮抵补,永停征派”,均一一获得朝廷批准。

他巡视山东,发现山东大旱,官府仍征税捕人,他重查办官员,释放冤者,并免赋役。为紧急救灾他先放赈粮后申报。结果被权贵弹劾降调。

万历22年,河南大饥荒,饿死者遍地,已升任都御史的钟化民受命前往放粮救灾。他单骑遍访灾区,慰问灾民。他申请朝庭从国库拨30万金,留漕粮10万石济赈。并火速通告各地废止高价粜米禁令,以聚集商品米;设立粥厂赈济灾民;他组织掩埋暴尸遗骨;组织医疗疫病,并号召和安置流民还乡,重建家园。结果盗匪敛迹,民心安定,恢复生产,河南大治,民作《救荒图说》。钟化民得帝褒扬,提为太常少卿。

万历24年,南阳矿工与夹河人起事,钟化民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上疏力争免征矿税。不久,他终因积劳成疾而逝,朝廷赐谥“忠惠”。百姓失声痛哭,哀悼“钟青天”。家乡父老为纪念他,在当时的杭郡为他建祠于西湖里苏堤跨虹桥左堍。

观钟化民的为官生平,其为民请命、恪于职守、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实令人叹服,感慨之余,不禁要问:如此品德的官员在中国古代是怎么成就的呢?

钟化民由考取进士而被朝廷任命为地方父母官的。古代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就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始自孔子治的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其中诗书礼乐又称古之四教,是古时的教科书。儒家人文精神重道德教化,借助诗书礼乐等形象化的形式,潜移默化的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诗经》教以言语文学,《尚书》教以政事,《礼记》教以宗法纲纪、君子修养;《易经》《春秋》教以道义、是非、智慧。即《诗经》教言圣人之志,《尚书》教行圣人之事,《礼记》规定圣人之行,《乐经》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义。孔子重视六经是因为他看到了六经中蕴涵的先王之道,他一生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弘道崇德,倡导以道德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鼓励人修身、知人、知天、成圣,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正因为古人推崇这样的圣人教育,并籍此考取功名为官,当然就有古之为政者以仁为基础,爱民、富民、宽民,爱民贯穿始终的德行彰显了。

儒家强调崇仁尚礼,“仁义礼智信”是士大夫心中的道德标准,深谙“人心不仁,天心不佑”的天地之理,“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自觉履行道德原则成为得志大儒“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仕途。就如钟化民的“三不要”,对豪门权贵的威逼可以“不要官”,天地可鉴;对黑恶势力可以“不要命”,逞恶扬善;对行贿者“不要钱”,持正守节。身为百姓的父母官,赋天性就是爱民如子,天职就是造福民生。钟化民体尝民情,为民请命;不畏达官权贵,敢于为民昭雪冤假错案,宁死不足惜,实践着为官要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了解民心,顺应民意,与民同忧乐,爱惜民力,取信于民的道德操守,公道自在人心,历史都有记载。

历史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朝代的更迭与文化的承传,其中记录的功失是非、善恶好坏,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读史,越发感到中国正统文化与信仰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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