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学良安排毛岸英兄弟赴苏留学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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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8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明综合报道)1935年1月,“红色牧师”董健吾受共产党间谍宋庆龄之托,亲自去西安托张学良安排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兄弟赴苏留学。张学良资助10万法郎送毛氏兄弟出国,还让董乘坐他的座机到达延安,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跟陕北毛泽东中共的联系。

“红色牧师”董健吾和宋庆龄

伪装成牧师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特工董健吾。(网络图片)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中共地下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被称为 “红色牧师”。

1936年,著名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毛泽东中共,也是宋庆龄帮助,董健吾负责联络和护送才得以成行的。斯诺在《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着中国》)书中提到的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1930年底,董健吾创办了名义上是基督教“互济会”出面,而实际是由宋庆龄资助和他卖田产筹款的由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该园专门收养中共“烈士”和领导人的子女,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是由他收养照顾的,以后又由他通过张学良送到苏联。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在中共的“开国大典”上。蒋中正于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网络图片)

中共党媒人民网于2011年曝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便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党员,从此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服务,并从事情报间谍工作,协助中共颠覆推翻蒋中正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上海地下党特务首脑潘汉年评价宋庆龄说:“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30年代,中共上海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取得联系。宋庆龄利用其特殊身份,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中共上海地下党派 “红色牧师”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毛泽东的联系。

宋庆龄还经常安排中共地下党在美国人马海德医生的诊所开会,还曾让马海德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在苏区的中共,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

宋庆龄、董健吾托付少帅

据百度相关资料和作者萧悦然的文章披露,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

任务完成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发现张学良十分喜爱明代花瓶,可惜被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于是,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建议买几件瓷器讨得张学良的欢心。董健吾果然在南苑门里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套宋代彩瓷,送给张学良,让张学良夫妇一见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张设家宴为之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董健吾打着所谓“抗日”的幌子,乘机游说张学良停止剿共,张学良点头称是。因董健吾馈赠古玩一事,张学良感到欠下人情而不安,便问董健吾有何私人要求。董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提出要求说:“我有3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张学良资助10万法郎送毛氏兄弟出国

在这次家宴上,张学良又说:“3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并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其老部下李杜家中,迅速做好出国的准备。

董健吾回上海后,马上为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和他自己的儿子董寿祺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3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当时虽然是夏天,他还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袄。另外,还给每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皮鞋和衬衫。

中共上海地下党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3个孩子。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3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3个孩子,共9人。

他们几经辗转终到苏联。但是苏联只允许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兄弟入境并送来签证,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境。

这时,已经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武装叛乱,绑架了前去剿共的蒋中正,史称“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在国外逗留,只好返回了上海。

董健吾被中共逮捕关押和批判

中共窃国初期,董健吾以其特殊的身份,为肃清上海潜伏的国民党特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是,共产党却没有放过这个昔日的“功臣”。1955年受“潘扬事件”(潘汉年、杨帆受毛泽东密命勾结日寇)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

“文革”开始,董健吾与另一个参事蒋铁如被推举为所谓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本来这在当时是人们最流行的“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行动”,可是董的此举却被造反派称为“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在随后开展的“一镇三反”运动中,在所谓的“揭盖子”的斗争中,对他采取了背靠背的揭发批判。

医院不肯抢救 董健吾见不到斯诺死去

1970年年初,董健吾因胃出血在上海东方红医院(即瑞金医院),“经近二十天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神志有时不清”,当时瑞金医院只是“在不动手术条件下,采取治疗措施”。而且还认为他“行将就木,如此对待,亦属宽大了”。

7月,董健吾因胃癌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住院治疗。医院也不抢救董,反而要动员他“回家”,称“董是胃癌后期,只能以药物苟延残喘”

后来,1970年10月,斯诺来华访问,在等待毛泽东接见期间,又想起了当年的老朋友董健吾,提出要会见他。毛的客人有要求,当然不能怠慢,中共这才赶紧把董健吾“送进东方红医院”。

但是,没等斯诺到达上海,“红色牧师”、中共特工董健吾就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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